作者：孙骁骥

　　拍摄纪录片的目的是寻找真相，但是真相，并不总是在“公正”和“距离”之中产生。

　　12月12日至17日，北京国际纪录片论坛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观众热烈响应。主办方开心地看到纪录片初步获得认可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纪录片与国际的差距也许不是量甚至质的差距，而是有和无的区别。

　　当郑琼站在北京电影学院D楼放映厅的中央致开幕词的时候，她被眼前可观的观众人数惊呆了。标准的大型放映厅黑压压满是人，在电影论坛开幕之后，会场门口还陆陆续续涌入观众，没座了，人们就站着。这情景让人联想起进口商业片的首映式。

　　无论如何，这已经大大超出郑琼之前的预料。作为北京零频道的创建者、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的主要策划人，她起初对这次论坛并不乐观，甚至担心过论坛开幕式出现“冷场”的情况。“因为一说到纪录片，人们观念中就会出现那种又闷又长的电影”，她不确信，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国际顶级纪录片的中国观众们，能否被“国际纪录片”几个字所吸引、愿意走进影院。

　　不过，她对影片本身是有足够信心的。“海蒂·霍尼曼是国际知名的纪录片大师，《永远》讲述的是人类最为共通的话题——记忆，这是能打动任何一个国家的观众的。”她认为，这部开幕影片有足够的理由将到场的观众留在现场。果然，在近两小时的影片结束后，全场观众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台下一位在社科院供职的学者起身用京味儿英文向来到现场的荷兰导演海蒂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为期5天的北京IDOCS国际电影论坛以主办方心中石头的落地和观众的“谢谢”声开始。在这期间，包括海蒂·霍尼曼、史蒂夫·詹姆斯、彼得·温托尼克在内的多名国际知名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将齐聚北京，面对面与中国观众交流、分享纪录片制作经验。

　　电影学院的展映厅几乎每天都被人挤满。观众的热情，为主办方所乐见。但真正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郑琼和她的团队更为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这次纪录片电影论坛打开国内观众的眼界，“不要再固步自封”。另外，她更希望通过这个论坛让人们了解，纪录片这个行业，中国与国际的差距在哪里。

　　办纪录片电影节是为了“卖出去”

　　五天四场研讨会，如此高的密度，国际纪录片论坛的目的并不是真的在于“讨论”。相反，每一次的研讨更像是几位外国导演和制片人在台上自娱自乐，用英语给只懂中文的台下观众“补课”。事后的Q＆A环节，也只能说是老师在给学生进行基础的“答疑”。“为什么纪录片行业在国际站得住脚？”“拍一部片子预算是多少钱？”之类的问句成了导演们不得不再三倾听并作答的疑问。

　　但疑问总好过不问，不少研讨会现场的观众昏昏欲睡，似乎对纪录片行业的现状没太大兴趣。人们更关心的，是距离研讨会场不远处的纪录片放映厅，又出现了什么吸引眼球的画面。

　　记者私下与北京某影视网站的同行交流纪录片的生存状况时，对方认为中外都一样：穷。

　　“穷”就能概括一切吗？郑琼对这种普遍的误解不以为然，她认为中国与国际的差距不仅仅在于资金的方面，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差距。此外，纪录片作为一个行业，其实在中国至今尚未建立。

　　如果对国际纪录片市场和纪录片电影节的概念稍做了解，这个事实并不难接受。

　　论坛的嘉宾之一，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阿曼达·金谈到澳大利亚纪录片行业模式时说，在纪录片领域，他们从来是强调“合作”的关系，而不可能依靠制作人独来独往。一个专业的销售团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优秀的导演。

　　有时候纪录片制片人不得不考虑市场的各个环节。阿曼达·金以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繁琐、严格的版权法规为例：如果在拍片前研究透彻这些法规，电影制作人势必会耗费极大的精力，影响拍摄。另外，团队能够更快地从投资方手中拿到制作费，一部无制作费和有制作费的纪录片，投入可能会相差10倍之多。

　　因此，随着国际纪录片论坛、各类电影节的兴盛，国际上产生了大量专门游走于各个著名纪录片节的经纪人和团队，为纪录片的导演们拉项目、找投资。这种预案销售的国际纪录片市场模式，实际上是卖点子，但这种卖点子并不是灵光一显就可实现。加拿大的独立电影工作者彼得·温托尼克就说，他们对于预案的准备工作十分严谨，前期要做足调研工作。通常比如拍片时间只有三个月，但调研的时间可能会是半年甚至更多，因而成功率也很高。[NextPage]

　　在过去，大部分纪录片不赚钱的原因在于制作人大多在制作期间就将电影卖给当地的电视台，这需要支付高额的播出执照费。另外，电视台在对纪录片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视做自己的产品，对影片有所限制。

　　电影论坛和电影节的兴起，使国际纪录片有了“卖出去”的更多途径，荷兰导演尤斯特·丹·哈托格笑称，阿姆斯特丹这样的电影节将全球所有的独立电影人都集中到一起。

　　哈托格提到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创办于1988年，是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历史较为悠久的一个。此外，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 Docs）、德国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慕尼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芬兰赫尔辛基纪录片电影节等著名电影节，都属于国际纪录片制作人“宣讲”自己作品的必经之处。

　　在政策上，国外纪录片也具有优势。在美国，拍摄纪录片是可以获得政府50％的资金支持的，哈托格说，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项目还未开始前，就拿到20％上下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政府合作制作的优惠，也是纪录片资金的一个来源。在法国，每年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大约有二三十部，电视纪录片则达到600多部，而德国的纪录片产量约占总电影产量的五分之一，都是源于政府的各种支持。

　　关键不是量或质，是有和无的区别

　　而国内纪录片的市场状况又如何呢？对此，涉足国际纪录片市场多年的郑琼感到“差距非常大”。她激动地告诉记者，与国外的任何一个纪录片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的纪录片“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社会或者个人的基金或者基金会，也没有电视台的预卖，没有真正的专业制片人和制片人体系。”

　　她的看法或许有点危言耸听：中国纪录片与国际的差距已经不是量甚至质的差距，而是有和无的区别。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视台全部属国家所有，既是制作单位，又是播出单位。全国300多个电视台，3200个电视频道都归国家所有。这种“产权不清晰”使得纪录片的内容受到很多限制，并且由于纪录片的收视率并不高，所以纪录片获得的电视台拨款也相应偏低。据统计，一部1小时的纪录片预算通常只有5至6万元人民币，仅相当于澳大利亚一部纪录片拍摄预算的零头。

　　体制束缚加上内容不被重视，在郑琼看来，是让中国的纪录片面临不少尴尬的原因。一般来说，国内纪录片的播出形态是以栏目为单位，分布在各个电视频道上。但是全国真正有购买能力的纪录片栏目不超过20个，而且考虑到收视率，一般被安排在23点后播出。

　　例如，CCTV的纪录片《见证—影像志》，一周三期，都在午夜一点多播出。制片人陈晓卿笑言：“主要给崔永元这类失眠患者服务的，一组节目播完后小崔同志总能打来电话提很多意见。”他当年跋山涉水和同事们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一部有关我国北方森林的环保纪录片，也遭遇了“伴人入眠”的命运。

　　“一年156期节目，按照一期6万元的投入计算，一年光节目制作费用就是1000万左右。”郑琼粗略估算了制作上的损失。即使投入这么大，我国的纪录片却”根本无法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中国电视总公司出版的音像制品在市面上很难看到，能有效传播的人群非常有限。”

　　前不久凭借纪录片《1428》在威尼斯影展获奖的导演杜海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抱怨说，中国纪录片的一大尴尬，就是无法真正地进入传播领域，“片子拍出来，不知道观众在哪儿。”郑琼接过杜海滨的话茬：最重要的不是观众在哪儿，而是必须建立纪录片产业。

　　有了产业，自然就会培养出观众。按照她的逻辑，国际上的独立制片模式，几乎是可以逃脱束缚中国纪录片“电视台模式”的唯一方法。但是一方面我国相关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不光是纪录片自身，连纪录片交易的最主要渠道——电影节也要受到国家的诸多裁制。这次办IDOCS国际电影论坛也是前后争取长达一年，才最终拿到广电总局的许可。

　　其实，国际纪录片论坛早在2009年初就申请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基金会的一个活动项目，并顺利拿到了一万欧元的支持和授权。此后，新东方学校的徐小平一次性砸下70万人民币的赞助费似乎让国际纪录片论坛眼看就快要水到渠成。[NextPage]

　　但在具体筹备活动的时候，相关部门的批文却久久批不下来。

　　郑琼心有不甘，她托遍了北京的朋友，动用了多年积攒的资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直接和广电总局接触的机会。初步交流后，郑琼又把所有能证明他们并非“别有用心”的文字资料传真给广电总局，一番折腾，才算获得批文。

　　回忆整个过程，郑琼感到有司对于纪录片误会之深，的确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像册。”郑琼很喜欢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但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她上台所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这句，而成了“首先感谢广电总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论坛结束当天，还有不少北影的学生前来签到处询问工作人员在何处领取宣传册。看得出来，他们是纪录片热爱者，甚至一天不落地看了纪录片展映。

　　不过，对于他们内心那些由此生发的好奇与疑问，并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可以答疑，甚至没有人可以递给他们那本信息量并不丰富的宣传册。不过，“就学生来看，人们的热情度还是很高的。”好不容易才办成了这届论坛的郑琼已经很满足了，如今她希望的，只是人们的热情能多持续一段时间。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