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三枪拍案惊奇》被形容为“横空出世”，但是，“出世”有了，至于“横空”与否，恐怕并不由得导演的意志。因为这次，张艺谋身上的唾沫星子恐怕比以前遭受的总和还多，谁叫张大导演越来越有声望，越来越有被骂的“靶心”呢 ？就我的看法，张艺谋的遭遇几乎成了第二个“余秋雨”，无论做什么都有可能引来排山倒海式的攻击性“漫骂”，当然，这些声音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仅仅成了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

　　但是，切不可认为这是批评家门在吹毛求疵，因为在贺岁片之下，确实有太多值得说一说、谈一谈的地方。公众自然可以认为自己的批评是铿锵有力的，但是，张艺谋又何尝认为自己错了呢？如果在无法对接、甚至不是在一个话语平台上探讨贺岁片，我们真的能找到契合点吗？一句话，公众需要什么？既需要“乐子”，也需要“艺术”；但是，张艺谋追求的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票房，就是利益，无非是想通过“乐子”的买卖关系，把你我的口袋掏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不满和张艺谋的得意难道不是一种错位的结果吗？

　　事实上，想让贺岁片成为艺术，纯粹是公众的幻想和美好的期待，因为从根子上说，贺岁片就是垃圾，是与艺术无关的低级品，甚至连次品都算不上，尽管这是一个能赚得盆满钵满的垃圾。更何况，蜂拥而来的贺岁片追求的无不是票房的成功而非艺术的升华。这对《三枪》来说是同样适用的，也正如其台词所云：“我只要用三分功力，就能让你知道什么是植物人！”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贺岁片的导演只要用三分力，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赚钱机器”。或许，有这一点，对张艺谋就足够了。

　　贺岁片本就是一种为老百姓在春节期间提供娱乐的一种大众消费电影。公众对其有过高期待也是一种自我附加的东西，无论是《三枪》还是其他贺岁片，除了有悖于文明的低级趣味外，就剩下利益了，你能指望它产生附加值吗？并且，就笔者的观察，导演之所以明目张胆地把票房和利益的追求写在脸上，无非在于把公众当成了“容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传播学界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容器人”，意思是说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状”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结合我国当下的事实，“容器人”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说，商业社会金钱的万能指向和紧张的现代生活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加剧了个体内心的茫然感，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逃避到虚拟的世界中寻求稳定安全的心理幻象。电影，特别是无需人们付出艰辛解读来完成审美体验的电影成为人们释放心理压力和躲避外界碰撞的“容器”。这给贺岁片的登场制造了空间。包括《三枪拍案惊奇》在内的贺岁片的深层逻辑无不如此，这也是导演和制片人放弃艺术只顾圈钱的贺岁片出现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而当下的平均3天就有一部新片上映，贺岁档形成乱战也与此密切相关。

　　由此以来造成的困境是贺岁电影缺少了对社会变革时期人的描述，对当代人喜怒哀乐的书写，也就让电影和电影人远离了观众的心灵。如此以来，张艺谋遭遇的“滥片”指责，怕也在张导意料之中吧？

　　贺岁片，贺的不是“岁”，是“压岁钱”，而面对贺岁片，公众在期待“艺术”，人家在想着“票房”的反差，无疑是电影人和社会共同的课题。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