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钰 周凯

    没有拍摄经费，没有技术支撑，没有播出平台

    听说家乡双林镇有一位怪脾气的83岁老人，执意独居在安老院的太平间里，21岁的单佐龙不禁好奇。今年寒假，他和两个同学一起每天都陪着老人回忆当年，目睹老人谩骂、嘲笑、回忆、忏悔、独语、跳华尔兹、唱满江红……“五·一”假期，当他再次来到安老院，老人让他代笔写下了遗嘱。

    作为大三学生，单佐龙和老人生活在全然不同的世界里，联系一老一少的媒介，同时也是“激活”老人的按钮，是一台摄像机。这台“从学校借来、3000多元钱的台式机”记录下老人风烛残年的点滴，积累了30个带子、总长1000多分钟的素材，最终剪辑而成30分钟的独立纪录片《借我一生》。在日前结束的第15届上海电视节上，《借我一生》成为电视节主体活动第三届“真实中国·导演计划”的4项优秀提案之一。

    “真实中国·导演计划”有一句口号：“如果你没有拍摄经费，没有技术支撑，没有播出平台，没有……但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创意，我们来实现！”这一连串的“没有”，正是当下纪录片面临的诸多困难。

    “这个片子基本是零成本。”单佐龙回顾这个纪录片的制作过程：拍摄——借的机器；剪辑——自己笔记本电脑里的软件；就连拍摄地也在家乡，一切从简，“利用了学校可利用的资源，没有花太多钱”。

    “我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拍赚钱的片子，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做自己的纪录片”。另一优秀提案《舌鳎》的导演之一费佑明多年走的是一条“以拍养拍”的道路。

    这次“导演计划”的最佳提案《尔玛人的呼唤》的导演姜颖很感激自己所就职的电影公司。她从2006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关注藏族孤儿的题材使她得到来自老板的第一笔资金支持，并且延续到现在。

    “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资金一开始都是靠自己”，大型系列纪录片《故宫》导演、本届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周兵说，一些独立纪录片导演生存状态不是很好，“都是自己想办法”，还有一部分是去国外争取，“做社会消极的、阴暗的一面，可能容易获得海外的资金支持。”

    “中国独立纪录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机制保障。”周兵告诉记者，中国独立纪录片生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没有相应的机构、基金，播出平台也比较少。”SMG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在大师班培训中则提到，国外有为纪录片专设的基金会，播放的渠道更多在影院，有少量纪录片能赚钱；而另一播出渠道——电视台也很不一样，“电视台在国外就是一个公司”，但国外的资本青睐的是商业纪录片，而非独立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生存环境就更加艰难”。

    长期以来，人们把纪录片看作亏本的买卖，“都认为纪录片有价值，但没有什么市场，人也做得很辛苦”，应启明指出，一方面主流媒体都在讲纪录片的某种文化价值或者意义，但事实上纪录片在主流电视频道上基本都退出了——“原来各地的主频道，或者上星频道或多或少有一点纪录片，现在几乎绝迹，即使是中央电视台也把纪录片推迟到深夜。”此外，一些纪录片频道虽然出现了，但是整个营运过程步履艰难，“不怎么挣钱，很多频道还处在亏本状态。”

    “社会性话题是中国纪录片的强项，中国纪录片特别是现实题材的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得的奖不比中国电影少。”在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国际评委媒体见面会上，纪录片单元评委干超介绍，国际评委对中国纪录片的喜爱甚至超过了两个中国评委。

    “这是我们现实题材纪录片最大的优势，这个优势等于一个很富裕的金矿，如果没有金矿，你即使再努力也不会有大的作为。如果能够把这个题材源挖掘出来利用好，中国的纪录片大有作为。”应启明说。

    不过，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周兵却感到中国的纪录片在迈向国际的过程中，逐渐缺少自己的特点：“中国纪录片发展60年的历史，一直受到国外的影响，从苏联、法国到英美、日本，现在是一种混合了各国风格的多元化创作形态。”

    应启明同样认为，独立的思想、思考，是独立纪录片一个最显著的标准，而片子好坏不在于“是不是敢碰敏感题材”，“揭伤疤或者揭露某个真相，这实际上是新闻做的事情，纪录片更重要的是传递思想。好的纪录片应该是有独特的视角，有对社会、历史、人文的思考，完美融入到叙事中。”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