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鬼今

    当《海角七号》在台湾热映，好评如潮的时候，听一位台湾朋友议论，电影在本土大受欢迎，因为它的现实部分讲的是一个台湾男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爱情故事。如果相反，编剧安排一位台湾女孩爱上那位来自日本的“疗伤歌手”，恐怕收到的鲜花和番茄至少要平分秋色了。

　　不管普遍与否，这都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没有东方主义的理论暗示，我们也早已习惯了把历史中的强者想像为孔武有力的男性。国土沦陷，如此容易让人联想到男性对女性的劫夺和占有，被占领地的女性对来犯男子无论是抗拒还是迎合，都必然表现为一种凄凄恻恻的幽怨，这种幽怨早就在艺术作品中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美学。在那部暧昧得近乎荒诞的电影《蝴蝶君》中，唯有对一件事是态度鲜明的，那就是人们在观赏温柔美丽的东方女性对白人男子奉献爱情的时候，常常带着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快感，对西方观众尤其如此。

　　这种性别政治早已不仅发生在故事里，今天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情境也是如此，金发深目的“鬼佬”挽一华人女子比比皆是，东方男子娶洋妞就不那么常见了。只不过国人对这种跨国恋的态度经常有一种叛逆性的掉转，对前者准有人摇头歪嘴，叹息又一头肥羊喂了外国大野狼，对后者则竖大拇指欢呼：真民族英雄也！特别是当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殖民地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中，那些被殖民的女子们更要为自己的情欲付出高昂的道德代价。

　　电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用一种近乎意淫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忿闷。2001年的一部《印度往事》，就让英国殖民军官的妹妹爱上一位印度青年，这位青年对英国佳人却是流水无情，忠贞地爱着家乡恋人，令英国女子曾经沧海，终生未嫁。影片全长近3个小时，场面华丽，堪称一场宝莱坞式的咸鱼大翻身，如果没有那些美轮美奂的印度歌舞，这恋情如何发生，还真是一件困难的事。

　　华人在这方面的豪情恐怕要逊色许多，或许是因为威猛的洋妞与华人男子的“拍拖”难以产生视觉上的美感，又或许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里更钟情于另一种方式的意淫，那就是让殖民者爱上我们的女孩子——虽然我们打不过人家，但我们的女子却可以征服侵略者的心。连诸葛武侯都使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曾被欺压的人们在屏幕上用爱恨情仇来化解历史之沉重，赚观众一掬同情之泪，谁说这不是一种更高明的心理战术呢？

　　日本曾是与中国最接近的侵略者与殖民者。八年抗战日本是败了，但直到今天，中国人面对日本，仍不能平息怨恨，这怨恨经常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宣泄出来，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自卑和挫败感——一向自称泱泱大国的中国竟然被弹丸之地的岛国长期侵占，在和平年代的建设与国力竞争中，也远远不是人家的对手。于是，就像西方人爱看东方女子爱白种男人爱得死去活来，中国人喜欢看日本人爱中国女子而不得，伤心得死去活来。如果这个日本人偏巧是个军人，那非得让他为了这份绝望的爱情而自杀不可。据说《围棋少女》正在投拍，但愿不要简单地弄成一场侵略者在恋爱中完成救赎以抚慰国人的意淫传奇才好。

　　日本情愫在台湾电影中更是纠结。70年代末的《春寒》在大陆人看来堪称立场鲜明、“政治正确”，通篇都是揭露日军对台湾“无理的统治”和岛内人民的抗争，即使这样一部电影还是会弥散出一些奇特的副作用。台湾红小生刘尚谦在片中饰演一位日本军官，英俊挺拔、狠毒阴鸷的横山少佐虽是电影中的头号反派，还瘸一条腿，在当时却开启了无数少女的情窦。在河边一场戏中，横山少佐向女主角秀兰表白爱慕之情，秀兰严词抗拒，还将横山的手咬得鲜血淋漓，以明决心。估计今天的电影人死都不会这么拍戏了，在横山情深款款的眼神逼视下，咬过之后绝对是少女的泪眼盈盈，投怀送抱，直接一段激情戏也说不定。今天的“粉丝”多不会使用大脑，今天的电影会比当时更加奉行“美而多情”的造型标准，反派身份更相当于辛辣的调味剂，历史早已变成煽情和炒作的商业筹码。

　　《海角七号》做得不可谓不成功，至少表面上的性别颠倒满足了本土观众的视觉快感。但电影的整个结构必然是幽怨的。台湾土产的小米酒发挥了春药般的魔幻效力，当此良夜，整个“国境之南”都沉醉了，眺望一海之隔的日本，抒发着压抑已久的相思；青涩的乐队主唱阿嘉在酒力支配下向友子贡献了自己的初夜之后，“破铜烂铁乐队”奇迹般的和谐起来。当台日歌手携手同唱《男孩看见野玫瑰》的时候，幽怨的味道几乎溢出屏幕，那气场直追央视春晚。[NextPage]

　　在日本面前，台湾被表现为一个阴柔幽怨的元素，对至少一代台湾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当茂伯用流利的日语邀请友子参加婚宴的时候，这种幽怨几乎类似于孤儿对母亲的感情。08年台湾还出产了另一部被宣传为史诗片的《一八九五》，讲述甲午败绩，日本登陆台湾岛的时候，苗栗地区客家人的殊死反抗。在日本还未与宝岛肌肤相亲的时候，台湾的幽怨则完全是指向父辈的。父亲离开台湾返回唐山的背影给抗日义军统领吴汤兴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痛记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的事实更让抗争变成无根之苗。《海角七号》与《一八九五》选择了不同的幽怨起点，一以地域，一以时间，二者的对仗不可避免地隐喻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以至于陈云林访台时选择观看《海角七号》而不是《一八九五》被台湾评论界认为是一种政治智慧（《联合晚报》2008年11月6日）。

　　经验是否可以、是否应该为历史而改变，只能在历史中慢慢证明。必须承认的是，在艺术表现力上，幽怨有胜于意淫。意淫最容易发生在那些被打倒在地不愿爬起来的孬种身上，他们喜欢一边揉着肿痛的伤处一边想像对手被自己占有后的快感。殊不知在一个滥情和薄情的时代，这种快感产生既易，消失且快，搞不好就要沦为阿Q式的自以为是。而幽怨者却坚守着被抛弃的资格，想像着对方知道自己的幽怨后会多么感动，继而自己也跟着涕泪交流地感动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海角七号》成功地做了一次得体的怨妇，这并不容易。怨妇兼悍妇者往往占多数，满地撒泼打滚哭诉对方多么没良心，自己如何受委屈。那些在现实秩序中含蓄内敛且自爱自强的怨妇通常还算可爱，这至少需要一种坚忍，一种自信，以及多年辛勤的劳作，在这方面，大陆比向台湾还差得远呢。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