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庆港
华赛的历史不过才4届，刚刚凭借一组《拉萨刻石者》获得今年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奖）文化、艺术与娱乐类新闻组金奖的陈庆港，已经是第3次获奖了。
从1999年的《20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开始，几乎每两年，陈庆港就会有一个比较宏大的摄影专题问世，比如《侵华日军细菌战调查》、《农民工生存调查》、《中国慰安妇调查》、《灰度空间——抑郁症》等。
刻石人原来不识字
搞摄影的人都向往西藏，陈庆港也不例外。第一次进藏时，列车从沱沱河到唐古拉山口，再到那曲，“我奄奄一息地躺在车里，脑子里控制不住地想到很多事情。邻座的藏民们不知是在念经还是唱歌。透过车窗，看见雪山在深蓝色的暗夜里静静铺陈，雪山之上是一轮特别大的圆月，我想：我就要死在这里了。”陈庆港下车后整整躺了三天三夜，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开始慢慢适应了高原反应。
药王山，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就在布达拉宫的斜对面，“甘珠尔”石经塔就矗立在药王山上。造塔人要将整部《甘珠尔》经刻在石板上，并用无数片这样的石经板堆砌成一座金字塔形的宝塔，整个塔就是一部博大的经文。药王山的“甘珠尔”石经塔始建于10年前，现在石经塔只剩下三层没有完工。
为了拍摄药王山下的刻石人，陈庆港几次只身进藏。他住在刻石人益西尼玛和洁珍夫妇家中，日则同饮同食，夜则同屋而眠，成了相当好的朋友。
刻石人的生活清苦而宁静，但他们极其虔诚。药王山下的一排小木屋，就是刻石人的栖居之所。每一个刻石人都是异乡人，他们在来到药王山之前都曾漂泊四方，身无长物，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也不过是几只木碗，皮口袋里装着糌粑、酥油、奶渣和风干肉，一把榔头、几根錾子，以及他们世代相传的刻经技艺。
让人吃惊的是，这些以篆刻经文为生的藏民，大部分居然根本不识字，甚至连藏文都不认识，对于他们来说，经文上的每个文字，不过是些带有神秘力量的图案而已，他们刻字就是按照经文上的文字图形照葫芦画瓢。“他们最羡慕、最崇拜的是那些虔诚的人，那些花几年的时间走几千里路去磕长头的人，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
藏民们的虔诚，让陈庆港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在深深的震撼之中，他完成了这组打动无数人的《拉萨刻石者》。
摄影的力量
陈庆港最初接触到的相机，是哥哥的一台海鸥双镜头相机，逢年过节回家，哥哥会用这个黑匣子为家人拍很多照片，并且在自己布置的简易暗房中冲洗，这让十一二岁的陈庆港无限着迷。“我尝试过写作、画画……最终发现摄影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工具，我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尤其是看到很多国外摄影师的作品，比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给人的冲击力都更大，像萨尔加多的《劳动者》、美国女摄影家南格拍的大萧条时期流落街头的难民……那么直接，那么强烈，那么贴近社会现实——我看了史密斯拍的《酸雨》，当时就恨不得把那个（制造污染的）厂砸掉，摄影的力量就有这么大！”
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毕业后，陈庆港辗转就职过多家媒体，现为《杭州日报》首席摄影记者。他笑着说自己属马，注定要一生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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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不该被遗忘的东西
一年中约一半的时间，陈庆港跋山涉水，行走在中国的边疆；另一半时间，这位外表粗犷的汉子居住在风景秀美的杭州，深夜尤爱在平湖秋月痛饮自家带的女儿红。陈庆港好酒，但对酒的品种并不讲究。他告诉记者，在藏民家里，他们为他端上自酿的奶酒或是青稞酒，就着青稞面做成的手抓糌粑或口感像木头一样的风干生羊肉，他都能喝得津津有味。
拍摄《20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时，他在一个紧挨着黄河的小村“木头峪”里过年，年夜饭是一碗“搓搓面”。炕桌上没有菜，倒有一瓶酒，窑洞里的油灯下，主人讲不出什么喜庆话，对陈庆港说，我唱首信天游给你下酒。言毕，老汉伸长脖颈，涨红着脸吼了起来：“这么长的辫子哟，探不上天；这么好看的妹妹哟，见不上面；这么大的烫锅啊，没有两粒米；这么旺的火焰哟，烧不热你……”那首滚烫的陕北民歌，比烧刀子酒还暖人心肠，老人唱了一夜，陈庆港也跟着吼了一夜。
熟悉陈庆港的朋友们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很本色的人。他的一个朋友这样描述他：“每天一身宽松的休闲户外装，穿一双厚重的‘路伴’登山鞋，戴一顶破了边缘的棒球帽，风尘仆仆地穿过杭州精致的街头。”
他的摄影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几乎就是纯记录式的——他认为一切不该被遗忘的东西，摄影者都有必要去记录。所以，他执著地把镜头对准了慰安妇、农民工、抑郁症患者、拉萨的刻石者。有些专题往往持续了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于他来说，这些摄影作品就像一个个工程。
陈庆港说：“卡帕说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理解这种近，不光是物理距离上的，还有心理上的，要和被拍摄者拉近心理的距离，甚至消除心理上的距离……摄影使我认识了许多人，了解了许多事，让我能把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摄影是我与人们、与这个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是我行走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理由。”
（实习编辑：郑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