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视察十三陵水库
邹健东 摄影
邹健东 1915年生于广东大埔县，1930年在梅县松口照相馆当学徒，1935年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春参加共产党，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东进抗日，1946年在山东军区《华东画报》当摄影记者， 1947年春在华东野战军（三野）新华社前线总分社当摄影记者，1949年成立八兵团和军分社任摄影组长和记者，参加过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的采访。1952年由南京《新华日报》调入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具体组织摄影部第一期新闻摄影培训班的工作。1953年至1954年任中央新闻组组长，以后当记者重点采访拍摄中央领导的重大活动新闻。1965年调广州军区新华分社，1976年离休。曾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倡议并发起举办和出版了“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展”及《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集》；举办了“情播华夏摄影展”；出版有《英雄军队的巡礼》、《邹健东摄影集》、《历史的踪影》等书籍。2004年12月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
照相馆里的小学徒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读书只读到高小一年（小学的五、六年级当时称为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5年级）。我十五六岁就开始在梅县附近松口镇上的照相馆里做学徒。1930年的时候，这么个小镇上的照相馆就有好几家呢，我所在的照相馆算是技术比较好的一家。
那时候照相全凭自学。我在照相馆里面看过一本叫《照相学》的书，这本书从镜头、胶片的结构、光学成像原理、照片的漂染等一系列的冲洗制作的内容都有，我就是通过书本学会了摄影技术。我还写信到上海索要过《柯达杂志》和《爱克发杂志》，通过杂志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柯达的通讯地址在圆明园路。他们做生意很注重宣传，还会把做好的装底片的袋子寄给我，一次就几百上千个，都是不收费的。
我在照相馆的时候主要拍人像、婚礼和葬礼等等，谁出钱就给谁拍照，这就是一种生意。当时出去拍照片都是用老式的大型座机，拍12寸的玻璃底片。
大概是1934年，我开始和店员、小学教员、中学生们在一起参加“读书会”，看进步的书籍。当时能够看到的进步刊物有《新生》《永生》《新中华》《读书生活》……我还喜欢看蒋光慈写的书，像《少年漂泊者》，他的书很简浅易懂，即使文化水平不高也能看，在当时鲁迅的文章我还看不大懂。我很尊敬邹韬奋，他的文章揭露出一些当时国内的问题，激励青年人前进。我还看了苏联的《铁流》、“保尔·科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样的读书活动至少持续了三年。当时读书不仅仅是读书，而是为了革命，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读书会”对我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起很大的作用。
我成长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但是那个时代也是最伟大的时代，出人才。国家危亡，人民思变。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并走上革命征途。
学徒的理想：做个摄影记者
要说我为什么能够当摄影记者，这是我参加大众读书会以后就有的理想了。我那个时候看过著名的记者戈公振写的一本书叫《从东北到庶联》（苏联，当时的音译），看过书之后对社会主义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中国的社会也应该像苏联一样。当时的书还都是文字，没有照片，因为我是照相的，就想如果在书里面配上照片就好了。1935年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和1937年8月“淞沪抗战”第九集团军等六个集团军奋起抗击日军已经有一些照片的宣传，这些照片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蒋的热情，老百姓都是很喜欢看的，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好，照片对人民群众有很大的鼓动和教育作用。而我又会照相，所以就觉得要是能当摄影记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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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党后参军
广东，广东是民主革命的基地，有特殊的革命条件。1927年南昌起义，进军潮汕失败以后，朱老总(朱德)和陈毅把失败的部队带回福建，从我家门前经过，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对革命有印象。
我1935年开始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学习的活动，1936年参加义勇军。因为当时在救亡运动中思想积极，拥护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抗战，我在1937年就入了党。当时很想去延安，1938年新四军成立，我走了三天的路跑到福建去参军，脚都走肿了。参军之后我在政治部宣传队做宣传员，彭冲是宣传队的队长。到了宣传队，我很后悔没带出一架照相机，我还记得那时候春节刚过，我们都没有棉衣棉裤，可同志们在大街上写标语、画宣传画，战士们在操场上练习刺杀的场面很感动人的。
虽然没有拍照片，有失但也有得
在部队上，我在好多部门都工作过。后来华中局宣传部让我筹备摄影组，我很高兴。但是筹备还不到一个月，鬼子就开始扫荡，我们要经常转移，政权初建，经济困难，没有器材和经费，摄影组难于筹建。我就破例到华中党校去学习，当时只有团级干部才可以去党校学习，也正是在党校的学习让我的思想更加进步。
1941年冬天，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党校讲授一个多月的马列主义课程。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要我把刘少奇讲课的活动拍下来，用的就是参谋长的禄来牌照相机，一共照了两个胶卷，我拍下了刘少奇在演讲、吸烟和思考的画面。后来也非常爱好摄影的陈毅军长对我说“摄影很重要，还要搞起来”。然而当时物资极为匮乏，我记得有一次特务团为了不耽误早上出操申请买闹钟，赖参谋长的批示是“准买公鸡一只……”想搞摄影就更难了。1942年冬鬼子扫荡，军部要转移到淮南，我当时把照片小样交给我的领导彭康，底片交给赖参谋长，非常可惜的是参谋长在轻装转移的行军中把底片都丢掉了。好在彭康同志帮我把样片保留下来，我现在的这张照片就是后来用他保存下来的照片翻拍的。
现在想起那段时间，虽然没有机会用相机把当时的状况记录下来，确实是个遗憾，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后悔，因为在那段时间，我在军部好多部门都工作，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得的积累，对我的人生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虽然没有照相机，但是我经常在头脑中按快门拍照，看到好的场景，感动人的场面和人物，我的脑子就是一部长备不懈的照相机，一切都印在了脑海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创业不能依赖领导，还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去争取，利用条件作出成绩来，用事实来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梦想成真
1946年，新四军北移到山东，并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我就从新四军总兵站调到了《山东画报》（后改名为华东画报），终于做成了摄影记者。我始终觉得摄影是很好的宣传工具，把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历史的大变革照下来，这些对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1946年那一年， 我拍了好多照片，包括土地改革、农民参军、拥军、支援前线等等，从这一年我的照片开始丰富起来了。
我在当时还把朱老总五十大寿的庆祝会、“土改”、动员群众参军的照片制成幻灯片来放映，画报社的同志都说第一次见到这样及时的幻灯片，这些照片都是在照相馆练出来的手艺。
革命战争中的情景，不拍下来不只是遗憾，更是有罪的
1946年末47年初攻打蒋介石快速纵队，我们摄影记者和部队一起活动，那场战役打得很痛快，敌人大炮的炮衣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就被打败了。我的照片就是在战斗刚刚结束时拍摄的，战场上的炮火还没有熄灭。后来我和文字记者四人合写文章《蒋军快速纵队之歼灭》还在1948年的《大众日报》头版刊用了。
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我军决定向扬子江边进军。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强渡长江的战役。我和8兵团分社采编主任季音、总部派来的电影分队郝玉生三位同志一起去二十军报道渡江战役。渡江之前，突击连在江堤上迅速做好战斗准备，他们检查武器，并把洋油桶做的浮水器紧紧挂在胸前。为了留下这临战前的历史瞬间，我在黄昏暗淡的光线下用慢速度拍下了这一庄严的场面。夜幕降临，战士集合上船准备出发，我把战士们庄重的神情也拍了下来。
另外，渡江部队在林中宿营的照片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当时的部队为了防止战马啃咬树皮用军毯裹在树上，这是个很普通的画面，但是我们的部队能够胜利，靠的就是这样真心实意为百姓着想，爱护百姓一草一木的精神。
渡江是在晚上，我是跟随第二批突击队渡江的，当时光线暗极了，根本没有办法拍照。几十年来，我想起来就非常后悔，当时哪怕留下的黑影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啊！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我觉得百万雄师过大江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彻底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的计划，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场面十分壮观，作为随军记者没有能够留下照片，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永远的遗憾。电影分队的郝玉生比我还要着急，他更需要这时候的影像资料。“渡江”对于全国的解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留下影像资料，对于记者来说不仅仅是遗憾，而是有罪的，我将对不起牺牲的指战员，对不起历史。第二天我们就向部队建议，补拍了渡江先锋连和后续部队冲向江堤，突破敌人防御阵地的那张照片。
1949年5月初，我和同事金雨困一同来到南京“总统府”。这时我有了用战士们占领“总统府”后在门楼上欢呼胜利来表现时代变迁的想法，马上找到驻扎在总统府的连队指导员，他又请示了上级，几天后才得到答复，允许拍摄。后来我就拍摄了《占领南京“总统府”》这张照片。如果当时不拍，对于这样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我的理解是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对于历史来说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要把当时的状况记录下来，把推翻蒋家王朝，人民当家做主的心情表达出来。
为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留存影像
除了随军拍摄战争场面以外，我也拍人民群众的生活。拍这些照片就是我对摄影的理解。我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体会也特别深，我想为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留下一些影像。
土改的时候，农民分地主的浮财和粮食，大家都站在门口等着，很有意思的场面。淮海战役的时候，农民推着车给革命军队送粮食，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人民群众的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之后，逃亡在外的农民回家，当时的火车很少，车顶上都是人。我当时觉得这些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历史。这些照片可以反映出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正处在变革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
这些照片都是华东画报社保留下来的，当时我们拍了照片全部都上交。但是这些照片在当时并没有发表，因为当时很多战斗英雄的照片还发表不过来呢。
进入新华社，派驻中南海
1949年夏我到南京的《新华日报》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中央新闻组当组长。后来领导说，你不要当组长了，拍中央领导人更重要，你帮助齐观山去中南海拍照吧。于是作为摄影记者的我1957～1958两年就被派驻在中南海，专门拍摄中央首长的重要活动。
当时派驻在中南海的摄影记者也有分工，一般领导人外出就会有相对固定的随行记者。侯波主要跟毛主席，我当时主要是跟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出行，但这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我觉得在中南海这两年，对于我来说收获也是比较多的。毛主席视察十三陵水库的那张照片就是我在跟毛主席外出拍到的。主席站在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棚上，俯瞰十三陵水库的施工现场。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有点像开国大典的情形，就用相机连拍了几张，然后把三张照片拼接起来，现在看看，当时的大场面还都表现出来了。
当时跟领导人在一起，也看到了他们很生活的一面：周总理在田间和农民谈话，和农民一样把一只脚踏在石头上。我很敬佩周总理，他非常平易近人。他到农村去，拿着锹镐的农民也可以和他走在一起，前呼后拥的老百姓都愿意和他聊上几句。
50岁再穿军装
我的一生是两次穿上军装，第一次就是我参加新四军的时候，后来到了南京，在新华日报社摄影组当记者就不穿军装了。第二次是我50岁那一年，我被派到广州军区，又穿上军装。1965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广东地区成立军分社。我就被从新华社调到广州军分社，后来赶上“文革”，我在广州一呆就是十年。当时正好是一次较大规模的裁军，我就打报告要求离休，这样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正好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欢庆大游行，这是全国人民自“文革”以来最开心的日子，我的心情像1949年打过长江进入南京城一样高兴。我也拍了一些照片。离休以后，没有单位的工作任务了，可我还是一样的在工作、拍照。
1981年华北军事大演习上，我还以新华社军分社的记者的身份去拍照。我记得在大阅兵的时候，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邓小平同志敬礼、报告，请他检阅部队，邓小平同志回礼的一瞬间，我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还被制成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邮票发行了。我觉得我还不算老，这么精彩的瞬间让我给抓住了。
（编辑：肖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