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他还记得曾做的一个彩色的梦。在梦里面他看风景，海边的日落，那个海景和日落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颜色。“真的是美”！醒来之后，他问自己，“那是一场梦。可是我看到了，就像在我心里登记了，像在计算机里存盘了。

　　你敢说这个经验不是真的吗？你敢说我没看过这个风景吗？”真实与梦，到底哪一个比较真？他开始思考这个无解的问题。

　　他并没想到，日后生活中不相关的碎片，因为一次偶然，突然被激发，和梦的联想一起，串连形成了一个极复杂却清晰的作品。

　　1990年，36岁的他在罗马展览宫看到了一幅杨·布鲁盖尔的画。画里面的墙上、地上、人物的手上都是画，每一幅画中画都非常精致。“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 赖声川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后来它成为了《如梦之梦》的开篇。

　　9年后的夏天，台北艺术大学下学期的学期制作轮到赖声川做导演，他的“12 人创作专题课”来了60个学生，依着他的性子全数收下。但当时赖声川正苦思剧场的出路，对新戏的构想毫无头绪。

　　那个时候，台湾有线电视的快速扩张把社会论坛的角色由剧场拉到了屏幕，七八个新闻频道，24 小时播放本地新闻，台湾几乎成为世界上有线电视最密集的地方。而赖声川早期的作品无一例外充满对政治的讽刺和探讨，社会问题是他作为一个导演的关怀。他开始考虑将戏里的政治色彩逐渐弱化，转向对人内在的发现。

　　过了不久，他和太太女儿到法国诺曼底旅行，在法国乡间的城堡里有一幅主人的画像，画像下的铜标注释是“ 法国驻意大利大使，1860-1900”。赖声川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这个外交官是一个法国驻中国大使，如果他爱上了一个中国女人，并带她回到法国，住在这个城堡里。她站在这里，看着日落，会跟我讲什么故事？”这个女人成了后来《如梦之梦》里的顾香兰。

　　回到台湾后没几天，伦敦近郊发生了严重火车相撞事故。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他读到一条奇怪的消息，标题是《车祸的死亡人数需要重新修正》，原来是车祸人数统计多了——许多人从车祸中爬起来后，并没有回家，反而买机票逃离了。失踪了。

　　赖声川想象着那样的情境——自己在车祸现场，站起来，看着周围的惨状，心想：天呐，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不管我人生捅了多大的娄子，不论我欠多少债，银行的或感情的，我自由了！一切归零，一笔勾销。这一切让他感到很不安。

　　那年年底，赖声川恰好到印度菩提迦叶参加一个佛法研习营。一天晚上，当他看到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第269页时，这一年里在法国的旅行，台湾的地震，伦敦发生的火车事故等等所见所闻所想的事情突然通过书里的故事串了起来——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生，在医院第一天，她所负责的五位病人中有四位死亡。她找远赴印度流浪的堂妹开解，得到的答案是：“让病人说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对病人非常有益。”于是“五号病人”的故事展开了。他和一位孤独的巴黎服务生的关系，引出了一位隐居的上海老太太。这位上海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遇见了法国伯爵外交官，后来伯爵死于一场惨烈的火车事故。但其实他没死，他逃离了，去开始自己全新的生命。老年伯爵后来被女人发现了，女人对伯爵的诅咒在来世者身上延续……

　　第二天下午，赖声川走到舍利塔前，在那记录刚想好的剧本大纲。这时候，舍利塔周围正进行着各种活动，到处都有人在修行、绕塔。他一边写，信徒不断地涌进来，他们以顺时针的方向在绕塔。赖声川低头写着，抬头想想，一边又看着这些绕塔的信众。

　　“如果只坐五分钟，你不会看到什么；如果坐上三个钟头，你就会看到一群人在绕，后来又换了一批。可能过了两个钟头，同一个人还在，你会想‘唉，他早一点还在，中间走掉，现在又回来了。’”赖声川又进入了他自设的逻辑当中，“人生的感觉、时间的感觉，就是这么简单又复杂。”

　　他想到，“舍利塔是神圣的物体，信徒环绕着它；如果把观众当做神圣的塔，让故事和演员环绕着观众，是不是有可能将剧场还原成一个更属于心灵的场所？”

　　而多年前不曾想起的那幅罗马画展中的画，也突然跳进了脑海里——“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现在，他终于给梦和故事找到了精神的依托与形式的架构。

　　坐在舍利塔边，他一直写直到天黑完全看不见。等回到台湾将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稿输入电脑，才发现，那是一份长达29页的剧本大纲。而他平时两小时左右戏的大纲只需两三页。

　　“我们创作戏，很多是先有构思或者灵感，然后很辛苦地把它细化。但《如梦》不是，它是‘砰’地一下子都来了。”赖声川解释《如梦》创作的特别。

　　（编辑：闫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