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剧照
毛泽东审时度势，率先实践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这可以说是我军初创时期“政治建军、组织建党、思想建党、武装割据”四个伟大开端的“牛鼻子”，牵住了它，就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编剧正是深刻地洞察到了历史的逻辑关系，一下子拎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把金钥匙。
如果说，1925年秋，32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橘子洲头“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给历史留下的定格更多的还是一个偏于“纸上谈兵”的书斋革命家形象，但到了两年之后率领工农大军“霹雳一声暴动”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揭竿而起、挥师征战、攻城掠寨的军事指挥家了。剧作家正是抓住了其主要特征，展开了对毛泽东性格的开掘与塑造。
我虽然是个戏剧外行，但看了话剧《支部建在连上》（唐栋、蒲逊编剧）以后，也感慨良多。今天就来谈两点“门外剧谈”吧。一是该剧的主题意义；二是剧中毛泽东的性格塑造。
一、《支部建在连上》的主题意义
近年来，我经常在演讲毛泽东诗词的各种场合，讲到《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时，多次大胆放言：如果仅就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而论，秋收起义要高于南昌起义！常常是此言一出，听众哗然。是啊，谁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为8月1日，这就是为纪念南昌起义而设立的嘛。这是历史，也是常识，毋庸置疑。
但是，我强调的不是起义的规模和影响，而是对于探索和开创“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作用。如所周知，从晚清的维新人士到兴中会、同盟会一直到国民党、共产党，无数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抛头洒血，从容赴死。从刺杀到暴动，从暴动到起义，从镇南关到黄花岗，从武昌到上海直至南昌起义，规模愈来愈大，牺牲愈来愈烈，却多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的短暂胜利亦为袁世凯所篡夺）。原因何在？表层原因是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深层原因却是枪杆子不能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即便如南昌起义，拥有3万正规部队，也只能逞一时之盛，夺城数日便不得不弃城南撤。
这就涉及到当年毛泽东的两句名言：第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两句话两层意思，表达的是一个重要的建军思想。一是说我们的党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一是说自己的武装一定要听党的指挥。概言之，党就是人民军队的军魂，这也是她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所在，也是她英勇顽强所向无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所在。舍此，就无法解释秋收起义之前的历次起义（哪怕是兵多将广）都无果而终，而一支不过千人的由安源路矿工人和湘赣边区农民自卫队组成的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队伍却在井冈山上生根开花，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问题又提出来了，党如何才能真正有力地、深入地、牢牢地抓住枪杆子，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几个中央上层人物的口头上和少数军队党员将领的行动上。“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秋收起义攻打浏阳失败后，从1927年9月文家市转兵，到1928年4月井冈山朱毛会师之前，在起义队伍四面楚歌，面临分崩离析之际，又是毛泽东审时度势，静观青萍，远眺湖海，率先实践了“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这可以说是我军初创时期“政治建军、组织建党、思想建党、武装割据”四个伟大开端的“牛鼻子”，牵住了它，就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编剧正是在深入爬梳、研判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洞幽发微，登高望远，深刻地洞察到了历史的逻辑关系，一下子拎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把金钥匙，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使“支部建在连上”这句近百年来为人们耳熟能详而又为艺术家们习焉不察或知难而退的“口号”一下子形象化、艺术化了，从而更加熠熠生辉地放射出历史理性和现实警示的真理光芒。充分显示出了剧作家深邃的史识眼光和雄健的思想魄力。
显然，作为一个剧作家，发现和认识到“支部建在连上”的宝贵固然不易，但更严峻的挑战是把它立在舞台上，变成一个跌宕起伏、曲折回环、惊心动魄的故事，故事里还有一群活色生香、血肉丰满、性格迥异的人物，而且还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地描绘出那个血火迸溅的时代风云的壮阔场景，从而，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种种现实的启迪和思考。可想而知，其难也戛戛乎。但剧作家巧妙地将“三湾改编”、“水口建党”、“茨坪立足”、“中村教育”等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并且以毛泽东和红军中高级指挥员之间的政治斡旋和思想交锋为主线，从而建构起了整个话剧的矛盾冲突，保证了戏剧的逻辑推动力和悬念观赏性。此其一。[NextPage]
二、《支部建在连上》中毛泽东的性格塑造
如所周知，多年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在大量的戏剧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若干为观众所认可的毛泽东形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致判断和基本参照，我才敢说，《支部建在连上》中的毛泽东形象塑造是有创新、有突破、有贡献的。它的主要特点在于为我们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从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富于“书生意气”的教书先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向一个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不乏“霸蛮之气”的武装领导者转变的、既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处境又符合毛泽东性格的毛泽东形象。
如果说，1925年秋，32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橘子洲头“独立寒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给历史留下的定格更多的还是一个偏于“纸上谈兵”（如主编《湘江评论》、出席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委并出任国民党代理中宣部长等，大体上还是办刊物、写文章、造舆论）的书斋革命家形象，但到了两年之后，当他“该出手时就出手”，率领工农大军“霹雳一声暴动”时，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揭竿而起、挥师征战、攻城掠寨的军事指挥家了。这段时期，是他人生和事业的而立之年和转折时期，也是他的个人性格和领袖气质的初步融合并逐渐成型阶段。剧作家正是抓住了其主要特征，展开了对毛泽东性格的开掘与塑造。什么性格呢？概而言之，就是代表湖南人精神的12个字：吃得苦，不怕死，耐得烦，霸得蛮。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王船山、陶澍、王闿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蔡松坡、黄兴、陈天华、杨度等能任大事的“湘蛮子”身上体现出的湖南人精神的通俗化概括，以至五四时期，陈独秀都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所幸，这种湖南人的精神，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在《支部建在连上》的毛委员身上，得到了集中、鲜明而又富有个性化的、区别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这一个”的独特表现。
先说“吃得苦，不怕死”。秋收暴动，石破天惊，以弱抗强，以卵击石，逼上梁山，义无反顾，这个革命的本身就足以证明，毛泽东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奈何以死惧之？“吃得苦”倒有细节佐证，毛泽东甫一亮相，就拐着腿跟着挑夫急匆匆赶路，兜里装了一个番薯又随即被战士刘安才抢去吃了，毛不仅等闲视之，还欣然背着刘安才的枪继续赶路。这几个动作说明了什么？当然有官兵平等的意思，但首先还不是这个，而是毛与生俱来的平民思想和草根意识，以及温和、宽厚、平易、亲民的本色。
再说“耐得烦，霸得蛮”。这是湖南方言，传神生动。据我理解，大意是既要胸怀大志，杀伐决断，以天下为己任，又要脚踏实地，跬步以行，从每一个细节做起。“耐得烦”在剧中毛泽东身上体现得充分饱满，也符合特派员、前敌书记（类似政委、党委书记）的身份和工作性质以及政治思想工作要求，无论是教育、动员，抑或讨论、说服，还是谈心、通气，不仅需要思想高度、理论深度，有时候更需要一种平心静气，一种耐心，一种胸襟甚至一种容人的雅量。毛委员就在剧中以细致入微的体贴和同情之理解，教育、说服与团结了一大批中下级官兵，并意识到，必须要将支部建在连上，并且多发展党员，让其成为全连官兵的表率、楷模和中坚，从而使连队形成一只铁拳，始终攥在党的手里。这个并不起眼的细节恰恰很说明问题，教育群众，带领群众前进，同时又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正如毛泽东所言，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正是倡导者——毛泽东、践行者——广大官兵的共同杰作。
作为毛委员的领袖气质——“霸得蛮”的另一面在剧中虽然着墨不多，但却表现得更为凸显和抢眼。这是毛泽东外柔内刚的个性使然，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险恶情势使然。在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是和蔼、慈祥、风趣幽默、温良恭俭让的，但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是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并且敢于施以霹雳手段的。譬如面对袁文才和苏先骏拔枪相向；面对余洒度、苏先骏反对建党；面对陈皓拉队伍叛逃等大是大非或生死关头，毛泽东或气定神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或拍案而起，义正词严，不容讨论，没有商量，唯我独尊，老子说了算！那可是霸蛮得很哩！《支部建在连上》能将“湖南人的精神”和马列主义以及毛氏“二气”完美地统一到青年毛委员身上，既睿智地挖掘了毛泽东性格中中华文明和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充分展示了剧作家把握与塑造人物性格的深厚功力，也是对毛泽东形象塑造的一种补充、深化与发展。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