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宁 毛一竹

　　用“冰火两重天”形容九艺节期间的各场演出再合适不过了：话剧、音乐剧等现代戏剧往往“高朋满座”，而赣剧、花灯剧等传统戏剧却很少有人问津。当看到剧场外有人用5元钱兜售500元一张的赣剧剧票时，广州市民郑先生说：“倒贴给我5块钱也不看。”

　　前不久，知名演员孙海英疾呼“话剧已死”。现在看来，话剧至少还“活”着，倒是传统地方戏危在旦夕。

　　地方戏＝“植物人”

　　演一场＝赔一场

　　九艺节的一位志愿者，手里拿着十几张云南花灯剧《梭罗寨》的票，想送人都没人搭理；赣剧《赣风》的演出现场，偌大个剧场只坐了不到六成的观众；来自北京的张先生看完浙江婺剧《梦断婺江》后说，票是别人给的，觉得不看可惜就过来“尝个鲜”，没想到完全听不懂。“为尊重演员，我硬着头皮听到最后，简直就是受罪。”

　　广州市民郑先生说，如果现在去卡拉OK歌厅，点唱《黛玉葬花》《女驸马》等地方戏，估计没多少年轻人爱听。“在家就更不敢长时间看黄梅戏了，我儿子肯定批我是老古董！”

　　一位地方戏演员说，地方戏现在是“演一场、赔一场”，很难救“活”，快变成“植物人”了。很多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地方戏，虽已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未被观众所接受，正陷入戏亡人走的境地。

　　知名剧作家李宝群认为，近20年来，真正演得开、留得住、传得下去的优秀原创剧目极其匮乏，没多少成为经典。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我国地方戏种共360多个，而目前仅有60个到80个戏种尚能生存，其余已实际消亡或濒临消亡。

　　非遗保护≠产业化

　　体制改革≠一刀切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戏新创剧目，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得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艺术创作陷入“为奖而生、得奖而死”的怪圈。特别是有些剧目存在“不计制作成本”“宣传胜过剧本”“作品陈旧肤浅”“舞台奢华俗丽”等问题。

　　以越剧、沪剧等受众面较大的地方戏为例，改革开放30多年，即便是高水平的剧团，也没出过一部像《红楼梦》《西厢记》那样的经典剧目。

　　著名表演艺术家郑榕认为，当前，戏剧创作严重滑坡，缺少好编剧、好剧本，使很多剧团只能不停地复排旧戏以维持生计。即便有新剧目，但由于总体水准不高，编剧反而沦为导演和演员的“枪手”，剧本如何编，由导演、演员定。

　　“那些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戏，由于土生土长和方言障碍，很多都是小众的，很难被其他地域观众接受，不加区分地把它们盲目推向市场、走向全国，不利于非遗保护。”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能市场化、产业化，有些一旦被“做大做强”，结果是“倒贴也不看”，成了“见光死”。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赣南采茶歌舞剧院院长龙红说，人们总以为，只有市场化才能让非遗戏种留存。然而，一些地方剧团被盲目推向市场后，为迎合受众口味，将“非遗继承”变成“非遗改良”，反而破坏了原有戏种。“‘市场化’与‘非遗保护’的悖论告诉我们，对传统地方戏生拉硬拽式地‘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

　　不少地方剧团的决策者们在改革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其一，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事企分离，干脆把剧团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其二，剧团是文化遗产、地方标志，不能丢掉，言外之意要政府包养起来。“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应采取‘输血、造血’相结合的方式，既保护文化遗产，又使剧团集聚发展动力。”广州粤剧院院长倪惠英说，“先加大资金投入，将本戏种的保留剧目、唱腔、行当、表演等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述等方式留存。同时，做到新戏大投入、老戏小投入，以鼓励创新；再推向市场，特别是首先吸引本地受众群，切忌盲目扩张。”

　　“地方戏种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是戏曲繁盛与否的标志。关键是通过狠抓剧目创作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江苏省昆剧院副院长王斌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两条腿走路’，一面抓老剧目恢复，一面抓新剧目排练，可以尝试用当下语言演绎、解构、探讨当代人面临的人性、家庭、和谐等诸多社会问题，实现传统戏剧的‘现代表达’。”

　　冯骥才建议，在这一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戏种设立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机制，以防非遗戏种因过度商业开发而被破坏，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

　　龙红认为，每个地方文化厚度、文化需求都不一样，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对非遗保护应多做些实事、少唱些挽歌，特别要注重对一些稀有戏种因地制宜地采取特殊措施，以保证基层群众有戏可看。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