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炎
现代戏是当代戏剧创作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现代戏因其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极易与人民群众引起情感的共鸣，更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思想和审美价值。
但是，戏剧家们一直围绕着“雅”与“俗”而争论不休。一些精英人士认为，由于时代的变迁，戏剧应该走向高雅化和精致化；而与之相反，另一些戏剧家们则主张戏剧“源于民间而回于民间”。事实上，当代戏剧尤其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创作和演出，就是在雅与俗相融合的道路上进行着实验与探索。戏剧家们在雅俗如何交叉与结合上不断地思考与探求着。从主旋律戏剧到先锋戏剧的探索，从市民化的商业通俗戏剧到小剧场戏剧的蓬勃发展，中外名剧的改编上演及音乐歌舞故事剧的出现，都使得当代戏剧在走向高雅的同时，也在积极召唤着观众。
然而，对戏剧的庸俗化理解和评奖意识的强化，戏剧工作者浮躁的心态和急功近利的欲求，却使戏剧创作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概念化”的剧作应运而生，往往导致花费了巨大人力、财力而得奖之后便束之高阁，这样的功利主义“创作”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其实，要探讨现代戏的规律与出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上：戏剧是写给谁看的？是演给谁的？最终的成败是由谁来决定的？毫无疑问，答案应该是群众，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而不是少数的领导和专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戏剧应当面向市场，面向群众，面向基层，应当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思想宣传工作提出了一项重要要求，那便是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对于当代戏剧创作特别是现代戏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出戏只有当它与观众发生感情的共鸣或让观众得到审美的愉悦时，才能体现出它存在的价值。这就决定了现代戏的平民化特征。当然，平民化决不是简单的将戏剧推向市场或者一味媚俗，而是要在平民化的叙事中张扬人格魅力，既能与观众产生近距离的亲和力，又能在动人心弦的戏剧情境中陶冶、引导观众的道德操守与价值取向。
那么，从哪些方面去充分地体现平民化呢？笔者认为，起码有以下几点：
一、题材的平民化
剧作家应该不受任何功利因素的诱惑，而是自觉地沉入现实生活中去，和群众交朋友，用心灵去感知，用情感去体会，把创作的视野投向生活的各个领域，写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当然，这并不排除写伟大人物、英雄楷模，也不排除写重大题材。关键是，在你的创作意识中，你笔下的人物在情感上是否与当下人民群众贴近，是否能共通甚至息息相关？
笔者是较为偏重现实题材的，因为现实题材就发生在人民群众的身边，因熟悉而亲切。再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也强烈地呼唤着剧作家们去热情描摹、激情讴歌。不管是从普通百姓身上挖掘到的深刻变化，还是那些从平民中诞生的英模，他们的一颦一笑，他们的心路历程，都为群众所耳濡目染，具有很强的群体代表性，因而也就具有了浓厚的平民化属性。
１９９９年，江西推出了一部采茶戏《远山》，写改革开放形势下农村的发展变化。一个老村长为使本村富裕起来，“扣下”了去邻村的农业技术员。但是，当农业技术员以新的技术带领村民科学种田、发家致富后，他在村民中的影响直接威胁到老村长的权利地位时，老村长又动用手中的权力“逼走”了技术员。这个戏没有写改革者的胜利，但观众看戏时却强烈地感到，农村不改革是不行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村长以为赶走了技术员他的权力就巩固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技术员传授的新技术却打开了愚昧村民的思想，增强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自主性。这些平素在老村长面前唯命是从的村民都成了老村长的反对者，包括他的女儿。这样的戏丝毫没有为“改革”而“改革”的概念化痕迹，而是从真实的生活出发，真实地揭示老村长的思想局限和人性弱点，不事雕琢地张扬了技术员的人格魅力，于潜移默化中启发观众，具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挖掘平民人格
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根本力量在于人民，那些精英只是亿万百姓的杰出代表。在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应该真诚而深刻地挖掘普通群众的平民人格，去感染身边的人、感染不同的社会层面和社会群体。
川剧《四姑娘》、评剧《风流寡妇》，写出了新时期普通农村妇女人格意识的觉醒，自觉地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湖南花鼓戏《八品官》，写出了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淳朴、智慧及大公无私的品格。莆仙戏《鸭子丑小传》、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则以喜剧的形式让农村中的“小人物”唱主角，通过农民式的幽默来表现他们宽阔的胸怀和追寻人生理想的思想境界。评剧《男妇女主任》、豫剧《香魂女》，反映了改革开放中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转变。而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多情的小和尚》，则展现了城镇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状写出了都市小青年的艰难成长和在生活风雨中的顽强抗争……
上述这些剧目皆以其对平民人格的深入挖掘，对当代生活的倾情描摹，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三、透过平民生活对社会、民族、传统进行深刻反思
平民性决不是单纯的挖掘人性的亮点，其承载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肃清自身的劣根性，清除一切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使群众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譬如前面提到的《远山》，老村长在权欲驱使下所折射出的劣根性就得到了较深刻的剖析。唯有这样，才能衬托出技术员的人格魅力，也才能烛照人们对未来的选择。
１９９５年，川剧《山杠爷》问世。该剧描写了这样的现实：在堆堆坪这个小山村，山杠爷的话就是法律，而且比法律更有威力。因此村民家里家外有了纠纷，连法律都管不了的问题，只要山杠爷一到场，几句话就摆平了。山村的秩序不是靠法律，而是靠山杠爷维持着。然而自以为是的山杠爷怎么也想不到，他在处理一桩婆媳矛盾时却惹上麻烦。年轻的媳妇不孝敬婆婆，他按照家法处罚媳妇，把她游街示众，媳妇不堪屈辱自杀身亡。山杠爷涉嫌触犯法律被公安机关带走。然而他却想不明白，他处罚不孝顺的媳妇究竟有什么错？剧作以喜剧的手法和悲剧的结局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要法治还是要人治？我们又如何在一个人治的社会基础上建设一个法制的社会？
这样的剧作，在平民化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中反思人性的、社会的、传统文化心理的痼疾，具有引人深思的醒世意义，照样能够博得观众的青睐。
四、艺术形式的平民化
“以歌舞演故事”是戏曲最重要的美学特征，然而现代戏创作却部分地出现了“话剧化”倾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戏曲的观赏性。老百姓真正欣赏的仍是“唱、念、做、打”这些传统的美学要素，因此我们的现代戏创作还是要努力地向戏曲的本体回归。当然，这并非要排除我们对新的艺术技巧和现代科技手段的借鉴和合理运用，而是要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中凸现戏曲的主体特征，在舞台呈现上着力打造艺术形式的平民化。
不少优秀剧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成功的艺术经验，比如评剧《风流寡妇》，其中吴秋香和女儿及前夫两次赶马车的“马车舞”，时空流动，心理外化，既是艺术的，又是生活的。花鼓戏《八品官》中刘二驮妻过河去离婚的“驮妻舞”，艺术地展现了两个人的复杂心态。豫剧《风流父子》中的“骑车舞”，也表现出了恋爱中青年男女心中的甜蜜。
这些剧作对于艺术手法的创造与运用，不仅使艺术鲜活动人，而且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对剧情进行了强化、丰富和突出；既有艺术性，又不失平民化，自然令观众喜闻乐见。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