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峰

    为什么要将相声作品进行拍卖？中国曲协副主席姜昆说：“音乐人和小说家在署名和获得稿酬方面都比较规范，相比之下，相声作家的境遇就差多了，这就使得原本就不兴盛的队伍一再分流，有的改行写起小品，有的写起了电视剧。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不断尝试新路子，让相声这门百年老艺术能够跟上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更好地和市场接轨。”

　　也许，通过此次拍卖能让更多人重视相声创作，让分流的队伍回到相声创作中来，拍卖不是目的和结果，但是相声创作不是仅仅靠拍卖就能繁荣的，诸多问题的综合因素才导致这门传统艺术变得越来越不景气。

　　为什么相声作者分流？原因很简单，写电视剧比写相声容易，一集电视剧可以拿到3万～5万元的稿费，同样写一个相声段子，可能分文没有，而且今天观众恨不得要求三句话一个包袱，相声越来越难写了。如果这些包袱用在电视剧里面，可以写上好几集，这笔账谁都会算。

　　过去，写歌的人没有唱歌的人挣钱，随着著作权制度的完善，词曲作者的权益慢慢受到重视，词曲作者的收益获得了很大改善，至少，在音乐行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但是，相声乃至整个曲艺界，至今仍是一个著作权保护的死角。

　　近些年一直从事相声和曲艺创作的崔琦先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就是历史形成的，一开始作者跟演员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并不是你就是纯演员我就是纯作者，我只能写不能演，你只能演不能写，因为传统相声并不是写完了去背。老先生当初创作时没文化，咱们三五个人说个段子，大伙琢磨这是个点子，这么构成了一块活，明天这么开头，这个底就做相声了。议论完了最后有两个人先说，张三李四先说，王五赵六也说，不断丰富完善，最后就形成这个段子了，师父再教给徒弟，你说谁给谁稿费？没有。后来社会在发展，艺术有了进步，有的艺人有文化就开始写了，写的时候还是大伙一块唠叨，有人记下来了，大伙也没想给他钱，你认识字，能者多劳，天经地义。咱们仨一块说叫他记吧，就这么慢慢形成的，事实也是这么来的，以至于后来谁独立写了个段子，再给师兄师弟或者长辈说这个段子，他还觉得我这活儿能够让谁谁演了还不错呢，他觉得我写的成了，谁演那是抬举我，那还怎么要钱。后来大家都有文化了，也才有了纯的相声作者，现在相声作者大部分也都能说，纯写不能说的恐怕也没有，只不过以哪个为主。年复一年从历史上这么走过来的，一直没有稿费，有稿费是有了杂志、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媒体有规定，按字按篇给作者报酬，这才有了稿费。至于演员用这个段子应该对作者怎么表示，没有明文规定。有的演员真不错，高兴晚上吃顿饭，有的逢年过节到家里看看去、提两瓶酒，到现在还有这种现象。那您也不能说你给我把酒拿回去，给我钱，人家充满友情来的，你只认钱也不行。”

　　另一个相声作者赵福玉认为：相声创作对他来说更像是投资，因为很少能收到稿费，但是这些作品被很多名家说出来后，知名度慢慢会上来，这样就会有更多机会去创作别的作品，很多收入都是通过别的渠道获得的，如果最初不是创作相声，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对此，他说：“我不是很在乎写相声是否能得到稿费，但我比很多人过得好。”另一个相声作者孙晨，1992年起从事相声创作，从一个业余作者变成专业作者，并且进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他直接从创作的作品获得的回报并不多，但是因为创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因此，对于这类作者来说，生活、命运的改变，比从某一个作品中获得收入更重要，这也是很多从事相声创作的人放弃创作权益的原因之一。这种“不计一城一地得失”的心态是相声创作领域一直无法改善作者地位的原因。用赵福玉的话讲就是“曲线救国”。

　　相声演员免费使用他人作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作者来说，一个相声写出来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观众听到，这时候哪还好意思开口要钱呢。崔琦说：“都是不错的朋友，咱哥儿俩也不错，你擅长说，我擅长写，写了跟人要钱？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当帮忙了。”

　　赵福玉说：“作者写出个段子希望能和名家合作，觉得是一种光荣，但是演员不能这么想，演员这么想就不对了。”赵福玉回忆说，“以前写的相声，大都是给电视台或企业晚会写的，都有费用。直接给相声演员写，如果对方隶属某个演出单位，单位会出一笔费用，单纯个人约稿，给钱的很少。”

　　崔琦从事曲艺创作有50年了，在所有创作的作品中，只有相声作品获得过稿费，比如他给牛群、冯巩写的《有话坐下说》，冯巩私下给了他2000块钱。李金斗说完《武松打虎》，刚刚走红，就给了崔琦1000块钱。后来崔琦给李金斗写了一个段子没被采用，他也给了崔琦3000块钱。“这个演员很懂礼数，他知道写活儿的难，作者的艰辛。”

　　但是崔琦给高英培、范振玉写的《破镜重圆》和给侯宝林写的《技术比赛》就从来没有收到过他们支付的费用，倒是作品发表后，电台、报纸给了他稿费。崔琦创作的相声作品并不多，如果说能从中获取费用，多是从媒体获得的。不过他说：“最多的稿费也没有突破过5000元，原来一个稿费几百块钱也有，一两千块钱也有，就是这个状况。有的就200块钱，在曲艺杂志或报纸发表了，甚至100来块钱。大概长此以来习惯成自然了，也没觉得怎么样，但实际这里存在着作者和演员相差太多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谈这个，前几年作者也羞于谈这个。作者写一个段子是创造性的劳动，他从自己脑子里挖出这么一个东西，付出的代价多大。演员呢，写好了照着这个东西去背，背熟了，演去吧，他只要背熟了，演多少遍都不成问题。演员这种劳动，跟作者的劳动是不成比例的，可恰恰演员收入跟作者所得也是不成比例，差得太远。举个例子，《虎口遐想》这个段子，梁左创作，梁左跟姜昆改编的，姜昆、唐杰忠演这个段子，两个人出场费最低也得两三万块钱，也就是说，他演一场就能得两三万元，演10场就能得二三十万元，演100场就能得二三百万元，如果你给作者20万元多么？不多。拍卖会上，姜昆正好也说《虎口遐想》给作者费用太低，这个段子不给他200万也得给100万元。姜昆作为演员他也有切身体会，他认识到了作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拍成20万元也并不多。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么多？就因为一直以来稿费太低，很多情况下没有稿费，也不知道上哪儿要去，谁用了都不知道。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两个战士我也不认识，说我的相声，当时写上了作者崔琦，至今也没给我钱。我也不好意思给汪文华打个电话，妹妹你得给我钱啊，不好意思打这个电话。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法律上对作者的权利有一个保护，你不能来拿面子说这事儿啊。”

　　崔琦、赵福玉这些作者已经是从事相声创作多年的业内人士，知名度在行业内还算可以了，但对于更多的业余作者，能受到这样的待遇就更难想象了。史东方是一位来自天津的业余相声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从事相声写作，作品在媒体上发表不少。有一次，他在网上看到一批明星的电话被泄露，他便给所有相声演员发短信，希望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作品，结果只有姜昆和侯耀华给他回短信。一个月后，中国曲协办一个相声培训班，姜昆便通知他参加。在这个被称为“相声界的MBA培训班”里，史东方进步很快。回忆他的创作经历，这个业余作者说：“我也给天津曲艺团的人写过相声，他们说：不错。然后就没下文了，有时候他们连看都不看。后来姜昆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写相声上‘春晚’，这让我受宠若惊。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已经很幸运了。”过去，史东方给不少演员写过相声，真正给他稿费的只有三个人——姜昆，李金斗和大兵。“有些演员根本不理你，他们自己写不出来，别人写的他还看不上。如果说今天相声不景气，是因为观众水平上去了，作品水平没有上去，而且作品太少，相声必须有新作品，而有些演员一个段子说了30年。”

　　目前相声界活跃的演员有大约200多人，但是从事相声创作的作者只有几十人，姜昆说：“发现新人是我的梦想。”但是新人新作出来的不多。

　　对史东方来说，他和很多作者的心态一样，他说：“别人用我的作品比给我钱还重要，观众了解了是我最大的欣慰。”对此，他也感到无奈。“姜昆说很多相声演员用人家作品不给钱已经成了习惯，要改变这个几十年形成的习惯需要一个过程。拍卖开了一个先河，通过这个可以让演员知道尊重作者。过去是作者捧演员，现在是演员捧作者，其实都无所谓，要相互尊重才行。”

　　崔琦说：“我那个《吃的研究》拍了2.3万元，他那个我觉得不多，我这个我也觉得不少，至少是我创作生涯中单笔稿费最高的。当然按我们刚才的分析也不高，这个得慢慢来，不能通过一次拍卖会就规范化了，但它毕竟是在走向规范。”

　　姜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你写一个字，值50块钱，这个不叫规矩，所有人都认可了，说这个就值50块钱，没有50块钱买不了，这就是规矩。首先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人家得承认你的价值才行。从来版权都没有一条说应该值多少钱，都是双方协商的，我姜昆买你的相声，我认为是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我认为是50万就给50万块，给10块钱也是规矩，但这个规矩是一个公认的，它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法律的认同。可是我们的相声是全国哪儿都播，飞机上有，火车上有，手机里有，网络里有，给过我们一分钱吗？没有。把我们改编成动画、动漫也有。相声也有集体版权管理，但是没有实行，因为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我们向中央电视台要改编费，就是不给，没有办法。这个拍卖就是走出了第一步，至少我们让沉浸在旧的规矩中的人知道，人家都说了这个值100块钱，我也得要付100块钱，我们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要认可，认可它值这个钱。”

　　内部传统习惯和外部影响力量的微弱，让相声创作队伍慢慢失去了积极性。姜昆在拍卖会上激动得两次落泪，他说：“头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因为我想得太多了。”这种拍卖到底能不能改变现状？崔琦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不能通过一次拍卖会就把流行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习俗给扭过来，有没有人去遵守法律规定，怎么遵守，有没有人监督法规落实，很多法其他领域也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或者不完全执法，就是大概执法，这种情况也很多。我觉得光有法不成，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意识，作者的维权意识，别不好意思。演员用人家的作品得给人钱，别含糊。虽然是作品，但也是商品，商品就有商品的属性，这个观念不变，实际还是解决不了，有这么一次拍卖会还是不成。你是每半年开次拍卖会呢，还是一年开次拍卖会呢，那就没谱了，中国曲协相声委员会、天津曲协实际上也没谱，也是摸石头过河，开这一次看看效果，以后也没谱。拍卖会是拍卖会，法律是法律，不是一回事，不能拿拍卖会当法律，不能说我这一次拍卖是2.3万元，我就这价，2.1万元就不成。”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