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宕子
中国传统的戏剧与现代生活是不协调的。
首先，现代人是一种没有历史记忆的生物，对于反映在剧情中的过去时代的生活已经相当隔膜了，对于他们而言，那是一种异质的存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种种观念在现代人看来往往是滑稽可笑，不可理喻的。他们没有学会反思历史，其实，他们己经失去了反思历史与自身的能力。现代人对于传统戏剧的态度是带着好奇心的打量的眼光，传统戏剧不可能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决不会真正地想去了解它，就像参观历史博物馆一样，大多数人只是满足于“ ×××到此一游”。也像现代人的旅游，即意味地图上一个个地名的排列，火车，飞机，汽车，徒步或其他的什么交通工具，有人为此编出了一个顺口溜：“进站买票，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回来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种占有欲，是现代人的自信心的来源，然而，不过仅仅是“到过”而已。而对现代人中的所谓“文化精英”，他们以文化的传承者自居——他们中有些人确实有欣赏与研究传统戏剧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或爱好（如果他爱好的话）是他们确定自身在文化上的优越感的标志。可是他们也只不过是历史博物馆的管理人员罢了，要挽救传统戏剧在现代生活中的衰落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中国传统的戏剧是一种抒情的艺术，并不十分注重情节的曲折或离奇，而且剧情的发展缓慢，一位演员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了半天，一个故事可能才刚开个头。所有这一切都和现代人的性情与审美趣味格格不入。现代人是否还会抒情，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传统的戏剧是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的产物。那时的阳光比现在恬淡，太阳就象裹着小脚的女人，莲步轻移；一天的日子比现在来得悠长，连知了的叫声也证明了它们的肺活量要比现在的知了大。闲闲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溜进茶馆、妓院、酒楼、戏院，有的手里还提着一只鸟笼或摇着一把纸折扇。叫上一壶茶或一碗酒，小口地啜着或咪着，身体和着台上唱戏的声音抑扬着，如同长长的海藻，沉浸在音乐的柔波里：“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一天就这样打发过去了。既便劳作的人们，也会忙里偷闲地不时地去放松一下，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对现代人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他们为一种莫名的焦虑感所追逐着，不停地占有，占有，再占有便是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关注的不是占有的对象，而是占有本身。就算是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有钱人，他的心也未必是闲着的。这样的一个人，你让他走进戏院，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马上就会起来造反，他需要的是释放、发泄与刺激，而不是催眠与抚慰。
一代有一代之艺术。传统的中国戏剧确实己经死了，只能作为标本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供现代人发“怀古”之幽情。然而，有人却想唤醒这死去的幽灵，重新赋予它生命。有专家发言曰：“我们一方面要改善大环境，一方面要从戏剧自身着手，中国传统戏曲必定要经历一次涅槃，对戏剧进行解构、重构到重塑。戏曲必须注重人们生活中的‘当下体验’和‘日常体验’，注重大众情感的通俗表达和日常的表达方式，使戏曲获得一种当代生活的感性形式。”但这仅仅只是专家们一厢情愿的幻梦，因为大环境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是一句空话。魏明伦先生认为，戏剧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因为现在是电视电脑时代，人类社会以戏剧为主要娱乐方式的时代已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成了斗室文娱为主、广场文娱为辅的时代，戏剧已不再是莎士比亚时代了。谁也没有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往后转，重新回到田园牧歌的小农时代。而“对戏剧进行解构、重构到重塑”，恐怕最后所制造出来的只是现代人的一个“戏剧怪物”，并不是传统戏剧本身。故讨论“传统戏剧路在何方？”是没有意义的，这等于是勉强一个死人从坟墓里爬出来，让他开步走一样。
冯骥才先生所写的《神辫》里的主人公傻二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对象。时代变了，总不能老拖着一条辫子满世界地跑，还是把该拿下的拿下吧。然而，我们的傻二却从“神辫”变成了“神枪手”。所谓“得意忘形”，传统戏剧死了，如果它的精髓却被新的文艺形式所继承了，我们就没有必要为它的死亡而慨叹。从另一方面而言，一个不会创新或创新精神萎缩的民族必不能守成，且往往连现有的好东西都要失去，就像一个懒惰汉或一个败家子，守着祖宗遗下的一大笔家业，最终仍是免不了走向衰落一样。然而，创新并不是给长城贴上瓷砖或给圆明园的湖底铺没防渗膜，这样做的结果其实倒是不折不扣的破坏，是对历史、文化与科学的无知和轻慢。将博物馆里的文物拿出来进行翻新或改造，文物便不成其为文物，故对传统戏剧来说，首要的是研究，是辨别，是保存。只有通过认真而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其真精神，在此基础上的继承才能出离形式层面上的改造（往往是破坏）的怪圈，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才会出现。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编辑：许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