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禹

    挑剔的北京观众已经很少为一部文艺作品大声欢呼叫好了。然而过去的十天之内，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里，这样的场面据说连续上演了十次。我躬逢其盛的那一晚，迈克尔·杰克逊在大洋彼岸仍尸骨未寒，周迅情变的声明仍挂在网站娱乐频道的头条。所有这些败兴的偶遇，都遮掩不住《简·爱》带给台下人的满足。

　　一闭眼一睁眼一场梦，有人花钱做梦，有人用命做梦。

　　新修订的统计法说，不能再发布与统计局不一致的数据了。泱泱大国大一统，原来就是统计局的统。既已为法，不便妄议，只替统计局捏把汗。万千宠爱于一身，你可要统得真实、统得科学、统得无可质疑与替代啊。什么叫无可替代？广大统计战线的干部职工，去看看袁泉版的简·爱就知道了。当这个瘦弱而略带些神经质的女子站在台口，你就会觉得，搜肠刮肚，找不出当下的中国，还有谁能扮这个角儿。一个巴掌拍不响。那边厢的王洛勇版罗彻斯特，亦配得上如此逻辑：绞尽脑汁，还真想不起谁能扮个罗彻斯特B角了。

　　当然，有A就有B，简·爱离了罗彻斯特不转，但地球离了谁都转。就是转的快慢，会有点不同。B版的简·爱与罗彻斯特一抓一大把，只不过袁泉与王洛勇，今夏已占先机。真不敢想象若是同样瘦弱而神经质的周迅，也站在简·爱的身段里，那么你我会不会走神儿，觉得那边厢的罗彻斯特，一会儿像摇滚乐手，一会儿如吸毒青年，一会儿有天后丈夫的范儿，一会儿又状似温良恭俭让的造型师。

　　所谓艺人，都有两个“我”：一个属于角色，一个属于社会。有人因前者而终被铭记，有人因后者而屡上头条。去岁之时的周迅，已经把个出租车司机演绎得风生水起、颇有角儿的出挑演技了，然而终不能抵过一场自选的宿命，再次用生活里的自己，去和自己扮过的角色抢戏。杰克逊的半百一生，亦几近此命。他的音乐固然可赏可敬，但他留在当代史上的最重一抹痕迹，终归聚焦于他的社会学存在。

　　连演十场的《简·爱》，其实是选择了最保守的艺术主张。照虎画猫于原著的剧本，现成可用的音乐，硬件超好故而繁复精巧、让人嗟叹“没有多花钱的不是”之舞美，一切均在意料之中。剩下的就是拼演员了。只要找到可遇而不可求的简·爱与罗彻斯特，戏就妥，作为制作方的国家大剧院就稳赚。

　　恰好，我们有袁泉与王洛勇。这是艺术上的巧合，也是生活里的必然。总有人不愿意成为娱乐新闻的主角，而固守在一个又一个角色里。也总有人是在用生命扮演一个角色，以其一生为时长，用死亡来谢幕。杰克逊用死亡唤回了一股莫名燥热的祭奠。周迅用一场爱情的死亡，换回了下一幕的开场契机。她已经穿上了不停旋转的红舞鞋，她和杰克逊一样，挑战着身处时代的承受底线，并在下一个时代到来时，被怀旧的却又厌恶陈规的人们记起和颂扬。

　　而简，那个桑菲尔德庄园里内敛且执拗的家庭女教师，她用另一种审美，与那些旋转的、时髦的舞鞋对抗。她和庄园主所缔造的爱情故事，成为多少人青春期爱情的启蒙，以及中年微胖时幡然回想的作料。那些你我这样的被启蒙者，在岁月的历练中才逐步领悟，原来简·爱只是打开了生活的第一扇门，原来名著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与你始终保持着适于观赏却不适于模仿的距离，原来相处比相爱更难，坚持比决定更难，平静比躁动更难，接受比拒绝更难。

　　所以，当袁泉版简·爱遭遇周迅版杰克逊，他们彼此相视一笑。读简·爱与听杰克逊的，是同一代人；看袁泉与观周迅的，是同一拨儿人。人们为纯情而大声叫好，又为多情而心旷神怡；被简单的爱所陶醉，又被复杂的关系所迷惑。这一切喧嚣，在每一个夜晚泛起，又在黎明归于沉寂，组成这个城市的一副虚幻面孔，用以去和平凡的日子相对峙，去衬托那些最缺乏戏剧性却最温暖人心的家常。

　　所以，真正的袁泉，如同真正的周迅，其实与你我毫无关系。正如同《简·爱》是永远的名著，而杰克逊是永远的符号。名著与符号都可以花钱买来，或者借一股任何名目下的涟漪，荡舟而来。真正的生活，却是那些不足为外人道者。在真正的生活里，看一个庄园的毁灭或重生，看某人之爱或某人之死，不过都是游戏。

　　有你牵着我，有我陪着你，才是正差儿，是小袁、老迅、简和迈克尔们都羡慕不已的伟大局面。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