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惠柱

    喜剧从来就不是所谓“客观反映生活”的艺术样式，所有的喜剧都不可能回避对所展现对象的明确态度。鲁迅的定义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如果喜剧舞台上展现了无价值的东西，那就必须“撕破给人看”，而不应该拿来炫耀吹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求学、教书的时候，对那儿流行的单人喜剧脱口秀（standup comedian）很感兴趣，常想不知哪天能在中国看到这种喜剧样式——其实这就是已在本土消失多年的单口相声。但由于国情不同，加上我国的艺术院校向来只注重“正规”的艺术样式，从不培养这种单人秀喜剧人才，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此，最近看到周立波“海派清口”骤然走红、一票难求，不禁又惊又喜。
   
    歪打正着，在“只重大戏”的体制之外独立探索
   
    认真一想，周立波喜剧的流行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偶然是因为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当年他因故离开滑稽剧团，结果歪打正着，让他得以在“只重大戏”的体制之外独立地探索这种一人编演的小型喜剧形式；他坎坷的社会阅历又为这种形式所必需的丰富内涵提供了诸多素材。想必现在热演的《笑侃三十年》和《笑侃大上海》只是他系列作品的开端，以后还将开发出在内容上也更具个性特色的作品，这方面可以用到他的商海经验以及海外生活的体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周立波这样经历的人才能演喜剧脱口秀。其实，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即便没有周立波，也迟早会冒出张立波、李立波的时候，所以说，他的出现又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近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促成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过去常受束缚的喜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以前只能在民间流行但不得登堂入室的喜剧语言艺术终于开始被主流文化接受了。近年来，陈佩斯和何念的一系列喜剧大戏已经闯出了一条路，赵本山的品牌小品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业已成为中国艺术顶级品牌的赵本山小品也带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悖论”。
   
    《不差钱》为什么被魏明伦批为“就差道德”？
   
    周立波和赵门弟子小沈阳的同时走红都说明了中国“喜剧时代”的到来。相比较而言，小沈阳身后有着赵本山十多年春晚品牌的支撑，但完全白手起家的周立波近来在上海的风头却大大超过了小沈阳，这未必是因为周立波引起的笑声更多。更重要的是，周立波作品的内涵相对来说要比小沈阳的扎实--好的喜剧并不是仅仅博人一笑的玩意儿。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比起每年都必须经过极严格审查才能出现在春节晚会这一主流文化中心舞台上的本山小品，周立波显然有着远更浓烈的“草根性”，而本山小品理所当然应有更强的“导向性”，可他今年的那个《不差钱》却被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批为“就差道德”。为什么？
   
    从表面上看，赵本山的著名小品从《卖拐》到《卖车》再到《不差钱》，延续了大致相同的风格，连核心内容也一以贯之--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骗局；但事实上《不差钱》和《卖拐》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卖拐》中的那个角色明显的是表演者赵本山讽刺的对象，而《不差钱》却没一点批评的味道，赵本山、小沈阳都和他们的角色混为了一体，都在“炫耀”自己的小骗术多么高明！也许有人会说，生活中确实存在许许多多这样的骗术，本山小品只是客观地反映了现实，并不一定要对此表明态度，此事是对是错，可以留给观众自己去判断。但问题是，喜剧从来就不是所谓“客观反映生活”的艺术样式，所有的喜剧都不可能回避对所展现对象的明确态度。卖拐者骗人成功让观众又笑又气，那正是“讽刺艺术家”赵本山所期待的；而《不差钱》中没钱装大款的农民和贪小利的服务员联手蒙北京来的导演，他们的“成功”却要让观众“开心大笑”。难道这是创作者想要夸赞的“本领”吗？从揭露骗术走到了“炫耀”骗术，这是曾经让我高度赞赏的赵氏喜剧的可悲的异化，也就是魏明伦所尖锐指出的“差道德”的问题所在。
   
    鲁迅先生对喜剧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他指的就是讽刺喜剧，尤其是以莫里哀的《吝啬鬼》、《伪君子》为代表的那种。尽管这个说法还不能概括所有的喜剧——莎士比亚的喜剧就常常选取有价值的题材，例如青春与爱情，用误会和戏谑等手法来展现给人看，但鲁迅的定义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如果喜剧舞台上展现了无价值的东西，那就必须“撕破给人看”，而不应该拿来炫耀吹嘘。
   
    学院派和草根型的喜剧家能不能携起手来？
   
    赵本山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小品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以往太多的喜剧一味迎合长官意志，只会表面化地歌颂有价值的东西，弄得“喜剧不喜”；而赵本山深谙喜剧的奥秘，特别会拿骗局之类无价值的东西来做文章，而且对审查尺度“拿捏”得很准，总能最终通过央视的审查，甚至有时候把笑晕了头的审查者都忽悠了——《不差钱》就是一例。
   
    这方面周立波的作品把握得比较独特，他的“海派清口”既有对30年社会进步的由衷赞叹，也有对“打桩模子”等丑角形象的“促掐”的模仿。他既讽刺了无价值的东西，又常用对比、调侃的手法来肯定有价值的东西，让座无虚席的观众在两个小时的发笑中得到多元的喜剧享受。当然，要完全把握好批判性的讽刺和善意的戏谑之间的度并不容易，以观众的连续笑声为重要卖点的草根型喜剧表演有时难免会顾此失彼；但只要大方向对头，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我有这样一个希望，学院派和草根型的喜剧家能不能携起手来，培养出更多的周立波、小沈阳，并且让目前流行的喜剧在品位上更进一步？那就能实现喜剧艺术的可持续发展，那将会是越来越多的喜剧迷的喜讯。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