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明戏，首先要弄清一个概念：它不是独立的剧种，而是南北剧坛多个剧种都曾采用过的一种表演形式。因为演员在台上穿现实生活中的服装而别称时装戏。文明戏吸收、借鉴话剧雏形期的一些写实手法，以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反映民众所关切的社会问题，或针砭时弊，或提倡文明生活方式，故而一概笼而统之地称作文明戏。有人认为文明戏专指早期话剧，其实不然，早在天津乡贤李叔同1907年于日本东京创建春柳社之前，在国内已然有文明戏演出，譬如1905年，皮黄艺人王鸿寿在天津所演《潘烈士投海》，甚至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天津戏曲艺人所演《烟鬼叹》，都先于早期话剧。

    1915年前后，聚华戏院、大观楼戏院常有文明戏演出，前边加演京剧或杂耍。1920年，会唱京剧、梆子的朱侠影创办了警世社，根据时事新闻、连环图画、民间传说，编成诸如《玻璃恨》《戒毒大观》等一批活词文明戏（演员在台上即兴表演，台词没准），演出有乐队伴奏，以滑稽打闹为特色，用以吸引观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明戏在天津最为活跃。许多演传统戏的专业戏曲团体，也时常演出文明戏。剧目数量繁多，内容精芜庞杂。诸如《双烈女》《奇命案》《白宗魏》《麻花刘》《煤筐奇案》等，把社会上发生的重大案件或者时事新闻，迅速地搬上舞台。表现社会公德、伦理问题、婚姻爱情的文明戏也为数不少。另一大特色是诸如《乾隆下江南》《前清奇案》《清宫艳史》之类清装戏，不仅量大，而且，文明戏的不少演员出身于旗籍，熟悉旗人生活，扮演人物神肖形似，生动逼真。此外，《胭脂》《劝夫戒花》《孝友泪》《双妻鉴》《庚娘传》《伍秋月》《江城》等据《聊斋志异》改编的清装戏，故事离奇，引人爱看。还有一批洋装文明戏，如《蝴蝶夫人》《少奶奶的扇子》《迦因传》《乱世佳人》《茶花女》等，是根据翻译小说或外国电影改编而来。独特的扮相，开放式表情动作以及异国风情的舞美设计，吸引了喜新求异的年轻人和知识阶层的观众。

    天津的文明戏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形式不拘一格，艺术手段灵活多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关菊隐率领的义拂社，在新世界戏院演出《夜度恶妇人》《人面兽心》《夕阳惨泪》《王六姑娘》等剧目，主要演员依据个人所长决定唱皮黄、梆子，抑或二者兼唱；用手枪、菜刀、门闩、棍棒等作道具，取代传统戏里的刀枪把子，却采用戏曲的台步、马趟子、走边等程式；喝酒、哭笑等表情动作虚实相糅，比较注重刻画人物。以红牡丹、王慧影为主演的正轨社，一改文明戏惯用戏曲韵白、京白的念法，采用生活化语言。几乎所有文明戏，反面人物一律八字眉、三角眼，属漫画式的造型。

    文明戏在天津初兴时，舞台上只有一桌二椅，并无其他道具。后来演洋装戏，开始加上了硬景片，并增添较为复杂的道具。进而仿照上海使用彩头，如演《二孤女》，月牙铡刀铡落人头，铡刀四周鲜血淋淋；演《沈万三》，聚宝盆里、摇钱树上钞票、银元纷纷坠落。舞台灯光原先只是单纯照明的大白光，后来在活动的铁筒上粘贴五彩玻璃纸，用以制造五颜六色的透光效果，时人称之为“五彩电光”。文明戏的服装比较讲究，尤其清装戏，顶戴花翎、朝服补子、朝珠纱帽等，追求逼真。有“文明戏的梅兰芳”之誉的益世社主演张笑影，在舞台上饰演旦角，所穿软缎旗袍，大红底色，五彩云头镶边，前脸绣一完整凤凰，凤头高扬，彩尾铺胸，在灯光掩映下气质格外华贵，娇艳无比。这一旗袍款式竟然在天津上层社会风行开来，时髦一时。1934年，日本宝丽唱片公司邀请长于滑稽文明戏的筱侠影赴日本，灌录了《儿女风尘记》《真情与薄情》《贫女泪》《慈母泪》等十部文明戏唱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明星夏佩珍、叶秋心、徐家华、李倩影和女学生陶露萍、霍克家以及李桂云、秦风云、白玉霜、新翠霞、鲜灵霞、筱玉芳、新凤霞、童芷苓等评剧、梆子、京剧名角，都曾在天津演过文明戏。但绝大多数以文明戏为业的演员不是科班出身，缺乏严格的业务训练，所运用的唱、念、做、打主要技术手段和传统程式，往往力不从心。有些团体过度追求票房价值，忽视演出质量；编剧采用幕表形式（只有分场提纲，没有戏词），演员在舞台上随意性较大，不仅水词套话多，还常有即兴抓哏逗趣、甚至低级趣味出现。“七七事变”后天津市面萧条凋敝，文明戏开始没落。1939年，天津文明戏演员朱侠影搭入评剧班，1943年又改唱了京剧。当时在天津尽管还有奎德社、馨德社、复兴社、桂云社、会芳社、宣德社等在支撑文明戏残局，在演出中加进玫瑰舞、草裙舞，配上洋鼓洋号，但均未能扭转文明戏的厄运，终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文明戏从天津舞台上销声匿迹。

    （实习编辑：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