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起源：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

    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屈从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看了他们称为“西剧”的演出。但他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西洋“戏馆”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优伶”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并没有将这种“西剧”引进中国。直到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西剧”或所谓“戏剧”才第一次在中国本土演出。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借助戏曲故事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戏，它“既无唱工，又无做工”，形式上已颇为接近后来的“话剧”。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春柳社”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茶花女》的成功演出，获得了东京中外人士的称赞。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也加入“春柳社”。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舞台上演了改编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同名五幕新剧，并公开发表《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一文，写道：“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字里行间，他们的舞台理想表露无遗。可见，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黑奴吁天录》当时演出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为特点，接近于生活的舞台设计、服装和化妆，都预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演剧形态的确立，这一形态在当时被称为“新剧”。

    中国话剧诞生后，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1928年4月，在上海戏剧同仁的一次聚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洪深解释说，“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洪深的提议得到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一致赞同，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的命名，“话剧”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

    （编辑：邵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