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轰动了全国，其规模之宏大、水平之高、影响之广泛，是史无前例的。这部鸿篇巨制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进行的，以歌、舞、诗三位一体的形式，描写了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胜利的艰苦历程。这部作品以严谨的结构、宏伟的气势、精巧的设计和高超的技艺来展现主题，根据主题发展的需要，穿插了大量的新编作品、各个历史时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优秀歌曲、建国以来的优秀舞蹈曲目等等。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表现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它是建国以来文艺演出界的一大盛事。
《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被评为“20世纪经典”。
提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今天，当我们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所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是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策划一部3000人的大创作
上海一部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开始酝酿一个鸿篇巨制的大创作。
1964年7月，周恩来受陈毅邀请前来上海，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这是一部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文艺院团、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和演奏，气势十分宏大。这台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
将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大型歌舞表演的经验。
周恩来对文艺一向很关心，加上共和国建国15周年在即，北京方面已经着手庆祝活动，但还需要一些重点节目唱“压轴戏”。他听陈老总兴致勃勃的一番讲述，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了解一下这台大型歌舞的情况。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排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中国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这回周恩来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但这时距离国庆节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哪！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透露了他的设想。他对到会者说：“上个月我到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建国15周年时，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主持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要有人写，写几首壮丽的史诗，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东方红》这个题目好”
有人建议用“东方红”为名，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说：“《东方红》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
周恩来一向办事有头有尾、认真负责，既然他的决心已定，那么接下来便是事无巨细，亲临现场，一一落实。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又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吹了“风”。大家一听很振奋，但是一掐指头，又有点胆怯，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便爽朗一笑对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有周总理亲自打气撑腰，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
周恩来仔细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练又切题。
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这部反映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终于启动。不久，上海12位参加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
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即他想通过这个题材给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家加上一层保护色。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哨兵”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这样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他还想通过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为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东方红》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以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力。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地方所属文艺单位、业余文艺团体都要加入演出行列。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
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要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正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坚持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
“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
周恩来对大家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乃至许多细节的处理、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等，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和艺术家们一起磋商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订了几个方案。
周恩来以自己是一名创作者和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一定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要很深刻，又能打动人，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
为了使《东方红》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亲自请熟悉党史的中央、军队方面有关专家给编创人员作报告；另一方面，在创作中一一进行具体指导和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叛变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表现“遵义会议”时，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强调，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分裂了党，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得到表现，欢庆三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反复地看了5遍。每次演出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当时许多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们，都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和他的民主作风敬佩不已。
《东方红》还在前台如火如荼演出时，周总理已将慰问和鼓励送到了台后。
演出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满面笑容地快步走向演员，欢快的掌声顿时淹没了整个大厅……
（编辑：李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