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0年代初，是台湾从黑暗走向黎明的魔幻时刻。当局体制的权力交班、退出联合国、保钓运动，乃至美国1960青年反文化和学运的刺激，共同敲开了戒严体制的缝隙。一整个世代青年开始回归现实与民间，思索身份认同，点燃新的文化想像力，重新认识这块被遮蔽的土地。
这个新的时代布景彷彿正是为青年林怀民而准备的历史舞台。
首先，他是战后出生的本省人，且他的故乡嘉义新港就是台湾移民史的重要起点。林怀民的青春期是在六零年代听BobDylan和美国民歌，然后在七零年代初到美国念书，感受六零年代学生理想主义的余温、阅读左翼书籍、参与海外保钓运动，并在1972年回到台湾──这里刚经历保钓运动的沸腾和《大学》杂志的思想冲击，蒋经国正上台担任“行政院长”推动有限的精英本土化，而康宁祥和其他党外人士准备参与年底的首次增额“立委”补选。
台湾正在燃烧。
1973年，云门舞集成立，宗旨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这是他们那个保钓时代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怀，他们要从乡土出发重建民族，要在这个土地上生产自己的文化，讲自己的故事，并且要走入社会讲给民众听。
早期云门作品固然主要取材自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但他们在创团第二年就编《八家将》，在第三年就邀请排湾族原住民参与舞作。对他们那代人来说，“中国”与“台湾”文化不是对立的概念；他们更在乎的是，要去民间寻找真实的传统文化。
但《八家将》的演出是不成功的：“我们徒有技巧，却缺乏那股由泥土迸发出来的生命力，从庙前大院到西式舞台的移植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也损失了这个祭仪舞蹈应有的拙朴。我们的演出只是为了向许多和我一样的都市人显示，台北不是台湾，台湾除了电视和可口可乐之外，还有别的。”林怀民如此反省。
然后，整个七零年代的文化精神与政治焦虑，甚至台湾四百年来的多舛身世，都在1978年12月16日首演的《薪传》达到高潮。
没有比这个夜晚，更能体现历史现实与文化创作的交会时刻。因为，那天早上，美国宣布和台湾断交，而《薪传》的故事正是台湾四百年来的挣扎与奋斗。
《薪传》诠释了台湾历史，而现实又给予“薪传”最动人的重量。整个岛屿压抑的悲情彷彿都在《薪传》中被凝结，被释放。蒋勋说的好，“薪传”努力寻找台湾可以与传统京剧区隔的身体记忆，从那个与大海搏斗的历史中去重建台湾人的身体记忆；而林怀民说，“薪传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站在自己的家园以舞蹈安身立命。《薪传》是我们的成年礼。”
台湾也在这个七十年代末成年了，虽然它还要再经过一次重击才能再往前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
2.
八零年代是七零年代的深化与延续，一方面是七十年代开启的社会力转化为更多社会运动的爆发，从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到岛屿各个受伤角落出现的“自力救济”，反对运动新时代也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奋力前进。
另一方面，七零年代的现代化与都市化场景、经济高速成长，到了1980年代是更迅速增长的国民所得、更多的外汇存底、更多的高楼大厦，更多农村人口进入都市。1984年，第一家麦当劳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出现；同年，经济学者主张要建立“富而好礼”的社会，而罗大佑感叹纯朴过往消逝的《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成为时代的原声带。
林怀民也看到这座岛迅速成为一座贪婪之岛，各种以“金”为名的招牌在岛屿上空飞翔，人们身上藏青色的衣服换成鲜艳的名牌，金钱游戏取代了七十年代的纯真理想。
于是有了《春之祭礼台北一九八四》：原本史特拉汶斯基在1913年所做的《春之祭礼》交响乐，就是反映从19世纪到进入20世纪时代工业文明的狂乱，而在这出舞作中，舞台背后投影是从绿色稻田转换成怪手推倒老房子，并树立起一座座高楼大厦，而光鲜亮丽的都市男女在舞台上拉扯他们的灵魂。
1985年，龙应台出版《野火集》造成风潮，云门则推出《梦土》。在这出抽象繁复的作品中，舞者徘徊于梦与现实的边界，追寻人与社会的方向；舞台上的“红色大门”，更象征了台湾将跨入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的、文化的，与政治的。
次年《我的乡愁我的歌》是在快速转变的奢华社会中，试图捕捉失落的乡愁。在《薪传》中，陈达歌唱了台湾移民的历史，在《我的乡愁我的歌》则有一代一代的台语歌谣和刚出道不久的蔡振南，用歌声堆叠起民众的生活史。云门要用底层的声音为人们寻找沉静的力量。
林怀民说：“我一直在想，美空云雀、BobDylan都上的了台面，难道台语歌不行吗？”而这确实是个新时代的开始，让林怀民的梦想成为可能。
七零年代的“乡土”在此时转化为“本土”，更多的声音从土底冒起冲击主流社会；台语歌成为新主流，洪荣宏、沈文程席卷音乐市场。就在这一年，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台湾正式解严，1988年初，蒋经国过世，李登辉上台。过去被主流文化体制视为土的事物将逐渐被视为酷的，被歧视的语言和文化将逐渐进入正统。这是本土化成为时代精神的前夕。
而正当台湾即将跨入新的历史之门，云门宣布在1988年暂停。
3.
进入九零年代，1991年，云门复出。
在九十年代，旧的禁忌逐渐剥落，民主化一步步落实，本土化则翻转了各种符号象征与资源分配，也让九十年代前半成为族群政治的冲突高峰。与此同时，在这个新到来的后冷战时代，消费主义与商业逻辑也成为岛屿精神。
云门在此时的重要作品《流浪者之歌》、《九歌》是以亚洲元素与东方身体为主，可以被视为是在全球化氛围下建立另一种文化主体的想像，也是在新的社会躁动中，进入更内在的自省。然而，再如何内省，林怀民始终记得整个黑暗时代对他个人、对岛屿上许多家庭的创伤。旧体制崩解了，新体制看似建立了，但烙印在人们内心的痛苦却没有被疗愈。
在1997年做《家族合唱》，林怀民说，是要解决他个人的问题。
“对白色恐怖、对二二八、对台湾的认识，我用了很多年，特别是在美国读书那三年，一点一点慢慢拼组起来。解严后，文献大量问世，我抓到什么，就读什么。”
这也是台湾刚刚开始追寻“转型正义”的起点：“解严了，过去不能说，不敢说的心事，通通摊到阳光下，这些不同口音的见证，成为家族合唱的主要《听觉风景》。”
4.
在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上，人们兴奋地期待政党轮替能够带领台湾向上提升、走出旧时代的桎梏。但很快地，人们开始对政治失望、沮丧，08年再次轮替之后，更多人对政治的信心崩坏。这是台湾民主的挫败。
但另一方面，在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大转型之后，民间开出许多丰盛的花朵。新草根组织、新价值、新的边缘发声，和种种“小革命”正在一点一滴从根底改变台湾社会的面貌。
云门一方面远离了现实的泥淖，交出一系列意境悠远的作品，另方面，他们当然从未真正离开过。例如，2006年，云门和胡德夫以《美丽岛》带我们检视这块伤痕累累的岛屿，重拾七十年代的理想主义。
而今年的四十周年纪念，云门交出了新作《稻禾》。
林怀民写说：“我有”稻米情节“。七零年代的《薪传》徒手《插秧》。九零年代的《流浪者之歌》真米登场。远兜远转，云门四十岁，我竟然又回到稻田。”
而这个作品真真切切地掌握到台湾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土地正义。过去几年，不论是掠夺农村、破坏生态环境或者侵犯原住民传统领域，从大埔农地、国光石化、到台东美丽湾，政治权力的傲慢和资本逻辑的贪婪，让林怀民和他的朋友们在七零年代歌唱的《美丽岛》，彷彿于今只是个残忍的讽刺，是个我们不断努力追寻，却又不断受到伤害的梦想。
因此，在这个台湾社会充满愤怒与挫折的历史时刻，云门要从池上出发，带着农人的素朴与稻田的美丽，让我们重新去感受、去拥抱这个土地上真正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这其实是云门始终不变的精神。
四十年前，在台湾历史剧烈变动的微光中，云门宣誓要在这个土地上起舞、要为这个土地上的人起舞。四十年来，他们透过舞作回应时代的变迁，他们靠着社会支持不断往前走，而他们也走入社区和户外公演来为更多民众演出。
而就在这一刻，云门重新回到当年的许诺，跟所有台湾人说：我们要在这个土地上起舞──但我们必须一起改变这个土地，让这个所在成为真正的美丽岛。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