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至今不会忘记：１９８７年首届中国艺术节上，上海舞剧院推出舒曼洒脱、飘逸奇特的《金舞银饰》，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首都观众流连忘返。编导者独辟蹊径，妙思奇想，融舞蹈、服饰、音乐、场景于一体，表现出独特的思维特征。三年后的二届中国艺术节，西南边陲云南又向热情的首都观众奉献上一台《少数民族服饰展演》，其奇光异彩令人如醉如痴。近日报载，苏南不少水乡小镇的文化中心，为配合“１９９２中国旅游观光年”及本地的经济发展，以“时装舞蹈”的形式向中外旅客一展江南服饰、工艺品的精巧与魅力，不但使本地观众耳目一新，更令外商及游客刮目相看，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仅与时尚有关的时装，本与舞蹈创作并无多大关系，何以受人如此青睐？这就是“时装舞蹈”的魅力所在。它是以中国舞蹈来展现中国服饰的色彩斑烂，又以中国服饰来烘托中国舞蹈的婀娜多姿——编导的创作动机无可指谪，其探索的勇气更应提倡。

　　对于具备舞蹈头脑的观众来说，自八十年代后半期起，中国舞蹈是与重塑舞蹈功能的热情相提并论的。这一处于新时期的舞蹈集中体现了那种弥漫于创作界和理论界的共同信念：即舞蹈应该打破单一的概念以造成多种类型并存的局面。而这一转型意义的形式恰恰是市场经济最直接的反应。在铁面无情的票房价值威迫下，以往按照古典原则所理解的纯粹而不带任何商品性质的艺术领域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化走向大众化，艺术走向大众化，舞蹈也走向大众化，高雅舞蹈与通俗舞蹈逐步同化，舞蹈也从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雅俗共赏的范畴。在这种深刻的艺术变更中，任何具有思想的编导都不愿放过纵身一试的机遇，试图超越自己历史审美风范而不甘缄默，以新的实践去获取即刻效应和冲撞体验，“时装舞蹈”也就由此产生。

　　舞蹈本是生命本体的律动，是不受种族地域限制的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舞蹈创作理当从观众学的角度出发，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放在首位，更何况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现代中国人。“时装舞蹈”好就好在把审美自由还给了观众，由此获得了观众的喜欢和信任。

　　我觉得，提倡“时装舞蹈”确是一种较适时、精明、也很合审美规律性的，它可以使中国的舞蹈创作开拓一个新层面，并导致各式各样的有利中国舞蹈繁荣的艺术实践。对舞蹈创作本来就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规定，人们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认为的所谓舞蹈的既定模样，它只是舞蹈家无意识的作茧自缚罢了。在当今舞蹈发展的过程中，舞蹈叙述形态的变化已足以令人口瞪目呆了。所以我想说，舞蹈这种“形式”既然闯进了艺术审美的家园，从一开始它就享有充分的创造自由。令人遗憾的是，编导们常常不去享受这种自由。因此，舞蹈界的同志有必要清理一下思绪，不能再认为舞蹈只是少数人的艺术，应根据人们的审美需求、欣赏差异来拓展和丰富舞蹈的创作层次，如“时装舞蹈”一样在日益纯粹的舞蹈思维与多彩多变的生活之间探索出一种独特的契合点，让群众性、通俗性与专业化、高精尖各显身手。

　　艺术的社会功能是由艺术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任何一种艺术都是艺术家的主观思想感情与社会生活的客观内容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结合的产物，同时又要以某种特殊的形象化的美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习惯于把艺术价值归纳为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三者相互交融、不可分割。以上海的《金舞银饰》、云南的《少数民族服饰展演》为代表的“时装舞蹈”，具有或浓或淡的生活内容（真）、或隐或显的思想内涵（善）、或高或低的艺术格调（美）这三方面的基本要素，是舞蹈与服饰巧妙的艺术整合，同时又是娱乐与教化明洁的双重变奏，符合“寓教于乐”的科学规律。

　　群众审美是多层面的，舞蹈创作也必须多层面。新时期以来，对舞蹈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已有了重大进步，舞蹈创作已呈现了这样一种变化，那就是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着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而“时装舞蹈”的倡导，正是这种潜移的产物。什么叫舞蹈的自觉？这就是！   

（编辑：李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