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夫的家，离现代文学馆不远，当年搬过来时，这里一片荒凉，如今已车水马龙。

　　今年，亦夫的散文集《虚无的守望》出版了，第8本长篇小说也将杀青，但真正轰动一时的消息倒不是这些，而是他戒酒了。

　　在旅日作家中，他和李长声都以贪杯著称，据亦夫自己说，他常常一边看光碟一边喝威士忌，2部电影下来，一瓶就没了。不论是白酒、啤酒还是洋酒，亦夫来者不拒，似乎只有酒，才能激活亦夫的怪诞、独特与豪迈，人们搞不明白：一个不喝酒的亦夫，还是亦夫吗？

　　看来，玩了大半辈子小说的亦夫，真是要动真格的了。从《土街》的传奇到《迷失》的黑色幽默，亦夫的小说还会走出多远？

　　稀里糊涂闯进文坛

　　我是陕西扶风县吕家村人，那是一个特别封闭的地方，离法门县54公里。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是农民。

　　作为农村娃，我从小到大没有任何理想，小时候因为爱画画，父亲曾希望我长大后当漆匠。后来我哥哥考入北京大学，学计算机，我觉得，我将来也一定能考上，因为大家都说他没我聪明。

　　我原本想上生物系，可哥哥劝我考情报学专业，因为那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有这个专业，毕业后肯定能分到省会城市。我一直喜欢动物，可家里就哥哥见过大世面，所以父亲说你听他的就行了。没上生物系，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还好，我后来在小说中弥补了这个遗憾。

　　1983年，我考进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建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新馆）工作，那时年轻，整天没事干，别人打麻将，我就埋头写小说，《土街》就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

　　我从小喜欢记日记，写了几百万字，上大学头一个学期，因为说话有口音，和同学难交流，好几次因为说急了就跟别人打了起来，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辅助，可以帮我倾诉内心的压力，说实话，那时并没想过当作家。

　　后来，有个领导被调到文化部某局去工作，走之前问我跟不跟他去，他说：那是个局级单位，才11人，而国家图书馆2000多人，你想哪个更有发展空间？我哪懂“发展空间”是什么意思啊，就问：能出差吗？领导说：太能出差了，那边天天出差。我说：只要能出去玩，我就跟你去。就这样，我又进了文化部。

　　那时内地武侠小说正风靡一时，书商找到我，说：你不是喜欢写小说吗？给我们写一个《天龙八部》的前传怎么样？我就写了一个60万字的《土行孙》，人家一下给了几千元，那时我的工资才一二百元，觉得自己真是发了大财了，出门都能挂个BP机了，算是我们部最早有这个东西的人。

　　不过当时也觉得有点遗憾，出书都是署“全庸”“金庸名”之类，我问书商，愿不愿意出我写的小说，他们不太感兴趣，有个朋友拿走我的手稿，说先看看，很快就回复说：这本肯定能火。一下拍出5万元买断。

　　5万元，在当时简直是天价了，这就是《土街》。

　　亦夫

　　旅日作家，自大学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著有长篇小说《土街》《媾疫》《玄鸟》《城市尖叫》《迷失》等，作品风格怪异，颇受争议，一直热销不衰。

　　马尔克斯是谁

　　没想到，《土街》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评论家们开会研讨，著名评论家白烨先生说这本书是中国的《百年孤独》，是一部可以与马尔克斯对话的小说。

　　我是理科生，平时不读小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马尔克斯，心里想：马尔克斯是谁？可又不好意思问。

　　几年前内地出了正版的《百年孤独》，我买来看了，这是第一次读他的小说，他不是简单地记录生活，而是创造生活，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但他的作品中幻想色彩比较浓烈，比如毯子突然就飞起来，而我的小说更偏写实。比如我在一本小说中写到2012年世界末日来临，导致人与人，甚至屠夫与动物之间关系紧张，人最坏的东西都表现了出来。世界末日是虚构，但后面的东西就是写实了。

　　《土街》之后，我又写了《媾疫》《玄鸟》等，反响都很好，但就在此时，一个意外机会让我去了日本。此前有一个“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我带几名日本学者重走丝绸之路，闲聊时，一个日本教授听说我夫人想去日本，就说可以让我也去做访问学者，有收入，也有住处，问我愿意不愿意，我以为就是客气一下，便说：干吗不愿意？

　　没想到，日本人实心眼，一回去就把所有手续都给办完了，反而让我骑虎难下。我当时被调到一家出版社，不用坐班，觉得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了，况且我的书还在热卖，真不甘心扔下这一切。

　　先开始我找各种借口向单位请假，偷偷在日本待了四五个月，后来发现我夫人和孩子很适应那里，只好我做出牺牲了。

　　在日本，一待就是十多年，每年只是探亲回来20天，后来孩子上了大学，回来的时间才多了一些。2010年，《土街》在新星出版社再版，我说真感谢你们，居然还记得我。

　　村上春树缺深度

　　我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但从没写过日本，我已经出版了7个长篇小说，没有一个与日本相关，倒是即将出版的这一本与日本有关系。谁问我日本什么样，我基本不说，因为没什么可说的，你好奇，自己去感受一下不就行了？

　　好多旅外作家一回来就拼命写国外的情况，来回来去和中国对比，其实没什么意思，有的东西说得太夸张了。

　　确实，日本人和我们不太一样，比如夫妻多分居，各有各的房间，怕打鼾之类影响对方。一次遇到一位50多岁的中层领导，一边打电话一边鞠躬，我说对方也看不见，你费这么大劲干什么？一问才知道，因工作疏漏，上级打电话来骂他，要是中国人，恐怕早发火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他不觉得挨骂难受，我问为什么，他说自己没干好，上级应该骂我。

　　在中国，可以找到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可以一起喝醉，在日本就很难，那里人人都差不多，有规律但没个性、没活力。

　　去日本前，觉得日本物价很高，其实这是错觉，至少房价就便宜很多，我在日本买了一栋别墅，合人民币也就一万元一平方米，而且日本是永久产权，还把内部装修都做好了，拎包就可以入住，而且那个地方属于东京的城区，李长声跑我这里来喝酒，总是说：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因为他住在郊区。

　　在所有旅日的华人作家中，我可能是唯一还在写小说的了，大家各忙各的，平时很少能见面。为了保持语感，我一直没学日语。

　　在日本，读小说的人也不多，曾听过我的课的评论家近藤直子非常喜欢残雪，不过这其中有她个人原因，她一直没结婚，有点极端，她总说看看日本街上走来走去的，都是一个个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这么说有点过了，戾气太重。

　　村上春树在日本影响很大，但我没怎么看过他的小说，总听人提起他，后来看了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挪威的森林》，觉得导演太愚蠢了，完全拍成风光优美的色情片。后来找了原著一读，大失所望，实在理解不了它为什么能流行，从故事容量看只是一个中篇，叙述比较啰嗦，此外没有经典作家的深度。以后又读了《没有色彩的多琦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很无聊的作品，看来村上春树只是一位时尚作家。

　　钱够用时，谁在乎钱

　　如今好小说太少，有时我会去看一些当代的文艺评论，虽然它们不美，但很深刻，看后常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在我看来，当代小说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深度不够，作家丧失了高度，所谓主流，倡导的也都是肤浅的东西，导致创作模式化、机械化，所以个性缺乏，因为在今天，人不思考也可以生存。

　　由于缺乏思想性，所以写作非常啰嗦，作家成了“话痨”，一句话可以说成一篇，完全靠想象力，没有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的支撑。

　　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可谁也不明说，因为现在文学评价体系本身存在腐败，只要给2000元评审费，评论家便只说好话。比如陕西一个诗人，被评论家们赞为“伟大的诗人”，可我怎么也看不出好来，觉得他写出来的都是病句，不过是把散文拆成句子堆在一起，后来一打听，原来他是陕西的一个企业家。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读书人的尊严未得到充分保证，你看国外公立大学，教授有自己的办公室，虽然很小，但非常精致，他们的收入可以维持一个足够体面的生活，所以宁可挣死工资，不稀罕拿评审费。有的评论家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我这也是给孩子挣点奶粉钱。

　　钱够用时，谁在乎钱？钱不够用时，提良知有啥用？上世纪80年代文坛纯粹一点，因为大家都差不多穷，不像今天，写小说只能越写越穷，我现在出书还能拿点版税，已经很知足了，如果不是靠写电视剧本赚钱，我也坚持不下去。

　　之所以还在写，因为写小说有高潮迭起的滋味，就像3D打印一样，我笔下的吕镇在脑海中一点点长起来，仿佛我能听到牛车在石板路上的声音，能闻到牛粪的味道。这个过程太快乐了，让我痴迷。

　　（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