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社会和人心出现问题的时候，文学都会产生一种“现实焦虑症”。在这种时刻，从读者到作者都会热切地期望文学能够站出来，呼应、对话，甚至直接介入现实。五四运动与“问题小说”、民国乱世与“左翼文学”、“文革”灾难与“伤痕文学”……在某些值得书写的关节点上，文学史与大历史之间常常可以见出契合。这种焦虑在今天似乎再次出现了。以或陈旧或新颖的话语方式，评论界在不断地呼唤“现实关怀”；从当年的先锋文学闯将到初入江湖的青年作者，作家们常常有意地贴近“现实题材”；读者们也渴望在漫天乱飞的文字制品中迅速地提取态度或价值观，恨不得每篇都中心思想明确、格言金句丛生，让小编们在微信标题后面心安理得地缀上四个字曰“深度好文”。当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似乎仍身处“盛世”的稳定气压之下；真正的问题出在精神生活的内在断裂：迅疾更替的现实语境、日益加剧的阶层分裂、价值观念的众声喧哗……当代生活在制造丰盈的同时也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困惑，它使我们的内心不断滋生出类似晕船的不适感。这一切似乎都催促着文学以一种“乘晕宁”药片般的姿态站出来，而在形式试验山穷水尽之后，现实精神的回归似乎也是文学写作的大势所趋。

　　事实上，文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表现之一就是诸多“立言”、“代言”之作的出现。从徐则臣号称“70后心灵史”的《耶路撒冷》，到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为一代人立言”式作品的大热透视出一种强烈的苦闷：当一个人或一群人有话要说、需要有人替自己说，那一定是因为他有困惑、他有苦水、他遇到了问题，而不是因为他太过幸福——能够高尚到身处幸福之巅还不忘花时间书写下来与人分享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真正幸福的人都在忙着享受而不是忙着言说，最容易堂而皇之地听到“幸福之声”的恐怕只有央视春晚这种特殊场合了。在今天的语境之中，文学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了一种“苦闷的象征”。

　　“不平则鸣”。因苦闷和困惑而发声，其实也是文学的本意之一。如果说“立言”是在共名概念下进行有针对性的现实沉思，那么更为激进的，则是那些直接面向现实、正面强攻式的作品。可以想象，它们会收获极多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更多争议。在这方面，余华的《第七天》、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作为近年来引起较多关注的作品，大致代表了当下文学“现实关怀”的三种路数。

　　《第七天》把现实中的大量新闻事件幻化在小说人物的个人经验和耳闻目睹之中。小说在价值态度上似乎是中立的（当然我们知道作者本人绝非中立），具体的表现手法也承袭了余华的个人特色，在近乎零度的叙事中隐隐流露出荒诞的意味。如果说《第七天》选择了一种“冷”的姿态，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则属于“热批判”。它采取了一种直接拷问的方式：为什么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青年”会在当下现实中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结果？这是价值评判对现实结果的直接介入；小说主人公“涂自强”的“徒自强”谐音使文本带上了强烈的寓言意味，更强烈的是读者体验的代入感和写作者的情感倾向。作为更年轻的作者，石一枫近作《地球之眼》则切近地丈量了现实问题背后的暧昧地带。作品虽然涉及价值判断，却并没有脸谱鲜明地分垒出好人坏人。钻牛角尖的“道德”让我们如何面对？人物曲折幽暗的“心灵前史”会导致怎样的认知复杂性？那种认死理的真理激情到底应不应该受到鼓励？这些都是我们切实面对的巨大困惑。

　　同时，三部小说各自陷入的困境也颇具代表性：《第七天》的事件罗列被讥讽为“新闻串串烧”，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它在精神向度开掘上的失败——简单的信息陈列显然不是文学的强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在艺术层面上硬伤明显，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严重，它让我们在悲愤之余也不禁怀疑，一种简单的控诉腔调对于我们解脱今天的困境究竟有多大帮助？《地球之眼》在技术上相对圆熟，但代价是绕过了许多亟待解答的问题：对于世俗生存和超验理念之间那条从未填平过的巨大鸿沟，我们应当如何面对？

　　简单的呈现不行、粗浅的控诉不行、不急于解答的反思也无法满足我们。今天文学的“现实焦虑”似乎面临着更棘手的处境。当年《平凡的世界》发表后激励了很多人，是因为充满精神力量的总体性想象还有说服力，它还能够“指引”、“开导”年轻人；甚至有位企业家说自己模仿书中的情节自办砖窑，竟真的赚了一笔。我们今日的困境在于，一种对“方向”的信任崩塌了。国家话语给这个崛起中的大国指明了方向：经济转型、服务型政府、互联网+……对内保证发展，对外还要展示肌肉，兴奋得微信朋友圈里的爱国青年们动不动“是中国人就转”。然而在个体生命层面，我们却纷纷做着纷乱无序的分子布朗运动。“中国往何处去”不成问题，“中国人往何处去”则难以回答。我们面对着越来越杂乱的价值标准和说教之音。标准的多元化本身是好的，但我们的“多元”似乎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的无奈之举：它们瓜分了本已维系艰难的社会共识，在总量恒定的情况下，这种瓜分正在制造越来越丰富的单薄和脆弱。

　　文学的“现实焦虑”折射出重新整合心灵世界与现世经验的剧烈渴望和强大需求。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一种面对的饥渴、言说的饥渴、通过言说而得到解决的饥渴，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完美的介入方式，这本身决定于当今现实自身的暧昧和复杂。而文学的焦虑在于，它似乎落入了一种浑身是劲却左右为难的境地：一面是艺术对“复杂故事”的兴趣，一面是读者对“明确答案”的预期；一面要捍卫“言说”自身的纯粹和独立，另一面那些急盼“代言”的呼声又不绝于耳；一方面直面现实的勇气让我们心怀激动，另一方面输出结论的莽撞又让作者本能地忌惮。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困局，它来自于艺术同现实之间古老的对峙，在今天，它被一种日益凸显的焦虑放大了。我们都在期待一部平衡二者、内外两全的作品，然而目前我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是等待，同时祈祷文学能够保持冷静和慎重，不要变成那些痛快却廉价的口号文章。

　　（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