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作家的成就多在小说方面,而中国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
在2月12日于上海古籍书店举行的“海上博雅讲坛”上,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赵厚均与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锡山向读者听众讲解了中国女性诗词创作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周锡山表示,与西方相比,近2500年来中国女性诗词的创作人数众多,创作量也非常高。近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辞典》就选录了300余位历代中国女性作者的诗词作品600余篇进行鉴赏,其中详细介绍了相关典故,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史知识。
讲座现场
女性诗词创作在明清进入高峰
说起女性诗词,很多人首先想到李清照。李清照是“千古第一才女”,其词皆为佳作,诗歌也有一番成就。中国的女性诗词到李清照时已经发展了一千五百多年,李清照只是规模宏大的女性创作群体中的其中一位杰出者。从先秦时期的庄姜、许穆夫人,到唐代的薛涛、李冶、上官婉儿等才女,晚明的秦淮八艳,清代的女性文学社团,再到民国才女吕碧城、秋瑾等,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近四千位女性作家,除少数是戏曲古文创作者外,大部分女性作家是诗词作者。
“古诗词有句式的限制,有平仄,有押韵,须有典故,要求非常高,所以写作的难度高。”周锡山说,诗词独具的韵律之美更能反映中国女性独有的温柔婉约的情怀。
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女性诗词创作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国风·邶风》中收录的《燕燕》、《绿衣》为先秦卫庄公夫人庄姜所作,庄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的《载驰》是卫国被灭、许穆夫人赶去慰问卫国途中写下的诗篇。
汉代至明代中期,女性创作数量不多,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谢道韫、鲍令晖较为突出。唐诗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高峰,此时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诗人,《全唐诗》将近五万首诗,收录了一百二十余位女性诗人创作的六百多首诗歌。宋代也有非常多女作家,除了李清照、朱淑真等知名度很高的之外,南宋灭亡之际一些宫人后妃也创作过一些作品。“还有许多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的女作家,如徐君宝妻创作的《满庭芳》,写国破家亡之际女性命运的流离和一些感受。”赵厚均补充道。
中国女性诗词创作在清代进入高峰,女性作家群体大量涌现,而且家族性闺阁唱和、女性文学社团等现象蔚然成风。胡文楷在《历代妇女着作考》的“自序”中说道:“自班氏《汉书艺文志》出,群书始有着录……清代妇人亡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对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女作家做了对比,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辑的女诗人,而且明清时代的文人对女性作家多持赞赏态度,“他们甚至是女性出版主要的赞助者,并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
明清女性诗词创作还有家族化及地域性等特点。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八艳和文人的关系密切,留下了众多艺术佳作。“家族化的特色在明清女作家的创作里面是非常突出的。”赵厚钧说。明代着名诗人沈宜修和其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经常互相唱和。武进阳湖张孟缇四姐妹,其父张琦是清代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之弟,其母汤瑶卿也是着名女诗人,她们在家族独特的学术文化气息浸润熏陶之下,饱读经史,俱能诗词,且与沈善宝等当时女界着名人物相与往还,“家学渊源入选楼,一门风雅艳千秋”。抗清名臣祁彪佳之妻商景兰在夫殉国后挑起教子理家的重任,在她的带动下,二子理孙、班孙,女德琼、德渊、德茝及儿媳张德蕙、朱德蓉,俱以诗名,每逢闲暇之时,带领儿媳、女辈登山临水,分题相咏,竞相倡和,传为盛事,形成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
唐风开放 女皇也曾写情诗
从汉代到明代,女作家数量不多。唐诗繁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涌现出了大批优异的诗人,女性诗人也有所崛起。《全唐诗》九百卷,收录妇女作品十二卷,作品六百多首,女性诗人遍及各个阶层,上至宫廷后妃,下至尼姑妓女,清代贺贻荪《诗笺》曰:“唐诗大振,妇女奴仆,无不知诗”,唐风开放,女性与文士交往较为频繁,诗文唱和是文人间交往的重要活动。李冶,鱼玄机,薛涛等都是唐代有名的女诗人,很多才女的生活充斥着痛苦,她们其实并不都是幸福的。她们将自己的爱恨情愁熔铸到自己的诗词中,浇心中之块垒,抒情言意。
除了民间这些故事颇为精彩的女诗人,历史重彩着墨的上官婉儿也有丰富的诗作,上官婉儿祖父为初唐诗人上官仪,家学深厚,上官婉儿得其祖父遗风,能文善诗,《全唐诗》收其遗诗三十二首。除了诗歌创作,她也是一个权威的诗歌评论家,曾代表皇家来评论当时的诗人。
女性的生活固然较为单纯,但是个人的因缘际遇千差万别,不同经历也抒发出不同的人事感慨。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治才华为人们所熟知,知人善任,却也因为任用酷吏而背上骂名。然而她又是一个才情甚浓的女诗人,她人生早期创作的《如意娘》表现了她曾经的情感体验。史载这首诗是写给唐高宗李治的,时武则天在感业寺修行,《如意》一诗打动了高宗,加快了武则天再次被召入宫的进程。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言者传情达意而攻心,听者情丝未斩便动心。这四句情诗,言语直白而又曲折有致,情绪多重,道尽了对唐高宗李治的刻骨相思,句句打动皇帝的心。“《静静的顿河》结尾是主人公葛利高里看到黑色的天空和黑色的太阳,以此手法表现主人公内心的悲痛,具有原创性,而武则天这位女诗人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手法,因为对高宗的思念她把红色看成了绿色,这种手法具有独创性。”周锡山说,“中国女性作家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不得恣意直言”的闺阁诗
在夫为妻纲的社会,女性的活动空间较为狭窄,生活单纯,围绕着她们的是家庭、闺阁琐事,女性创作多描写个人身世、爱情婚姻等题材,相比男性诗词创作,体裁、气魄皆不够阔大,审美风格较为单一,而且多以婉约曲折姿态表达心意。明末梁孟昭感叹说:“我辈闺阁诗,较风人墨客为难。……纵有所得,亦须有体,辞章放达,则伤大雅。……即讽喻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蕴藉出之,然此又易流于弱。”
女性诗词创作表达固然顾忌重重,但是女性表达中的真挚之情,却易令人动容。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谈到其入乡塾学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伥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仅六七岁的王士禛虽然不明白《燕燕》这首诗的大意,但已忍不住将要流泪。清代女诗人贺双卿身世凄苦,借咏孤雁来写自己难为人道之苦,着名词学家陈廷焯赞其词作“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同时也不禁 “泣数行下”,为之流泪,可谓至情至真。
“生命真切诚挚之情是明清女作家个人生命体验的书写,李贽提出童心说,袁枚的性灵说,提出人性解放,支持女作家直抒胸臆。这些理论的提出对当时的女性创作产生影响。”赵厚均补充道。女性诗词创作虽内容狭窄,然而一些近写生活中喜怒哀乐的作品,也能透视出时代风云变幻下人生的际遇,折射现实。身经乱离之后的女性诗人一旦表白心意,往往兼具“风云之气与沧桑之慨”。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这是明末清初商景兰在丈夫祁彪佳自沉而亡之后所作的悲夫诗《悼亡》。商景兰是礼部尚书商周祚之女,配给进士祁彪佳为妻。夫妻两个琴瑟和鸣,伉俪情深,乡里人誉他们为“金童玉女”。祁彪佳为人刚正,力主抗清,明末镇江失守时,绝食,随后自沉于水而亡,所以《悼亡》诗中赞其“君臣原大节”。这首诗又写道“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虽然两人天人永隔,但两人却是相辅相成的。“祁彪佳自己殉国,而让他的妻儿存活下来,意在留根,日后便有复明的可能,这是夫妻两人商量好的。”周锡山说,“西方灾难发生时,男子总是礼让女士,风度很好,其实中国的男子于几百年前已经表现了这种绅士风度。”
《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辞典》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