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旬，在中信书店举办了一场《摆渡人》作者克莱儿·麦克福尔的读者见面会，活动持续了不到20分钟，除开那位举着一张A4纸照本宣科的的主持人，克莱儿一共说了不到十句话。这场水极了的“见面会”随着主持人宣称“活动正式结束，可以签售”直接进入高潮，瞬息之间黑压压的人开始互相踩踏着抱着书蜂拥向前，不知道谁挤掉的手机落在我腿上，我举着问了半天谁掉了手机都没人搭茬，大家一边目光炯炯地、像盯着猎物一般看着坐在主席台的克莱儿，一边收紧臂膀，贴好前面的人，以免自己辛苦挤的位置不保。

　　回想这一年参加过的大大小小近百场的图书发布会，水成这样，大家没骂街，还都极其虔诚地抱着书挤成一片的，这是唯一的一场。

　　观察了一下京东、当当、亚马逊2016年的畅销图书榜，发现四本书简直以所向披靡之势，花式登榜，在各大榜单挤进前十。这四本书为：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加·泽文的《岛上书店》、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克莱儿·麦克福尔的《摆渡人》。

　　2016年，从排行榜上看，国内的作品能和这四员大将抢抢风头的好像只有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些作品能从各种“全世界”与“人生必读”系列中突出重围实属不易。

　　2016年老一辈作家如杨绛、陈忠实过世，《我们仨》与《白鹿原》在二位先生过世后不久曾一度热销；知名作家如贾平凹、张悦然等都出了新书，但是都未能靠积攒的名气最终跻身各大畅销书榜；而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各种IP，可能在作品改编、上映之初，会出现短暂的销售热潮，但很难扛到最后。

　　有趣的是，这四本“花式打榜”的书都为外国文学作品，且都为长篇，它们的被追捧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短阅读时代来临”这一说法的有力反驳。

　　写得讨巧，灌满鸡汤

　　这四本书里，《解忧杂货店》和《摆渡人》故事简单、风格明显，《解忧杂货店》过去和现在交叉更迭，以时间出奇；《摆渡人》则虚构一个“荒原”，谈及冒险与心象，胜在情感挖掘。

　　《岛上书店》其实更像是一个书籍科普读物，每一章前面放书评，后面推进故事，有意将故事与前面的书评进行某种对照和互相渲染，有悬疑色彩。

　　《追风筝的人》则是描述阿富汗世界，讲述阿米尔内心的成长。“追风筝的人”有某种隐喻。

　　其实进入一个长篇小说的角度不同，每个人汲取的一瓢便不同，如有人喜欢《摆渡人》中男女主角度人度己的相互扶持，就有人诟病铺排开的大背景局限在拖沓的交心；有人喜欢从《解忧杂货店》里窥看不同人的心事以获得某种自我宽慰，就有人厌恶作品以全知全能的角度捧出一碗碗并不那么对症下药的“鸡汤”。

　　因为审美的不同，大家的评判标准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所有讨论浮动的底线是——这几本书是言之有物的，即便有大段大段的说教，至少是附着在一些可堪阅读的故事上，而且这四本书每一本都并非平铺直叙，《解忧杂货店》中有平行世界，有草蛇灰线；《摆渡人》中要虚构“荒原”；《追风筝的人》里能看到主人公丝丝入扣的成长脉络；《岛上书店》则用大量的书评扩充容量。

　　就语言来看，这四本书中的许多语言是精彩的。如李继宏翻译的《追风筝的人》，开头为：“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白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语言雕饰，对经典作品的文本处理手法有意借鉴。

　　孙仲旭翻译的《岛上书店》开头为：“《待宰的羔羊》1953/罗尔德达尔：妻子用冻羊腿打死了丈夫，然后让警察吃了这条羊腿，以此来处理这件‘凶器’。”文字很客观且冷峻。

　　这样在开头便用漂亮的语言设下悬疑，很讨巧，容易吸引读者读下去。

　　此外，这四本书的作者无一不在细节处用力，如付强翻译《摆渡人》，开头写：为硕大的雨滴时缓时急，杂乱地敲打着车站的白铁皮屋顶，宣告自己的降临。迪伦叹了口气，把脸深深地埋进自己厚实的冬衣里，尽力想暖和一下。是很细致很有生活感的刻画。

　　但是这些作品那么广泛地被人喜爱，还有一个原因是读起来都很“哀而不伤”，很轻很暖，作为西方的作品，都有很浓的自我救赎色彩，同时也都有着为东方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式的温情结局，书中也灌了许多大段大段的鸡汤与“看似微言大义、很有道理的”句子。

　　如《解忧杂货店》里的句子如：“人与人之间情断义绝，并不需要什么具体的理由。就算表面上有，也很可能只是心离开的结果，事后才编造出的借口而已。因为倘若心没有离开，当将会导致关系破裂的事态发生时，理应有人努力去挽救。如果没有，说明其实关系早已破裂。”

　　如《岛上书店》里“我们不是我们所收集的、得到的、所读的东西，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爱，我们所爱的事物，我们所爱的人。所有这些，我认为真的会存活下去。”

　　在Kindle上，这几本书都是被标记段落的“大户”：《岛上书店》1725个段落，被标注了334939次；《解忧杂货店》2769个段落，被标注356797次；《摆渡人》1269个段落，被标注44015次；《追风筝的人》，2437个段落，被标注174434次。点击这些被标记的段落，很大一部分是各种关于爱的解读，对一些人生哲理的阐释之类。

　　以死来句读

　　翻译者的眼光与知名度对于一个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程度的影响太大了。作家劳马（马俊杰）在中国名不见经传，但当其短篇小说被一位知名的蒙古翻译家翻译为蒙古文在蒙古销售后，又被一位土耳其学者所重，接着陆续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蒙古和西亚名声大噪，蒙古国汉学家森哈达介绍，劳马之前，这些国家只知道鲁迅、老舍和莫言。

　　导演程耳说起他喜欢的作家诸如博尔赫斯，他坦言自己也说不清自己的语言是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多，还是受译者陈众议与王永年的影响多。

　　四本书的译者分别为：《追风筝的人》李继宏翻译；《岛上书店》孙仲旭翻译； 《摆渡人》付强翻译；《解忧杂货店》李盈春翻译。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孙仲旭，曾翻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九八四》等众多作品的他在完成《岛上书店》翻译的初稿后不久，就因抑郁症自杀离世，这本书猝然成为孙仲旭的遗作。孙仲旭的离开也将大家对他的追思投射到他的译着上。在2014年蝉联纽约时报图书畅销榜4个月后，2015年，《A.J.传奇的一生》被命名为《岛上书店》出了中文简体版，上架一个月就拿下了各大销售榜首席。

　　想起一句话，深情若是一桩悲剧，必得以死来句读。可以说孙仲旭的离开，给《岛上书店》增添了很多传奇色彩与悲感。

　　四本书中，《解忧杂货店》比较语言平实，如该书开头的：“去那间废弃的屋子吧！”提议的是翔太，“我知道一间合适的废弃屋。”平白不加矫饰。其他的三本书，因原着本身关涉大量的细节和“大道理”，翻译中明显体现着译者的雕饰，从措辞到成句成章。翻译中体现出的“中国式语之美”的倾向（如李继宏翻译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也是对原著的一种破坏。

　　那些背后推手们

　　《岛上书店》的出版方之一为读客图书公司。

　　读客是何方神圣？读客创立于2006年，号称是当今中国最会卖书的图书公司。读客曾经营销过很多书籍，也一度因为这些书别（sang）出（xin）心（bing）裁（kuang）的书封设计而被关注。

　　《岛上书店》的书封设计也延续了读客一贯的“不求典雅素净、只要花花绿绿”的设计要领，但是总的来说已经好很多。

　　《岛上书店》原名《A.J.传奇的一生》，是39岁的美国作家加·泽文于2014年出版的作品，是她的第八本书，之前她写过七本书没有让她声名远播，她还远非一个畅销书作家。她自己其实也对比较温吞和缓的《A.J.传奇的一生》没有特别大的信心。

　　但作者的不确定不代表经营者没信心，有两个人对于这本书的畅销——至少在中国的畅销功不可没。一个是加·泽文的经纪人道格拉斯·斯图尔特，他也是《巴别塔之犬》的作者卡罗琳·帕克斯特的经纪人。另一个就是台湾版权代理人谭光磊。

　　除了《岛上书店》，《追风筝的人》也是由谭光磊代理的。四匹黑马中，有两匹都是谭光磊牵着登台亮相的，且不说书本身的好坏，背后的营销者的确厉害。

　　但是《岛上书店》和《追风筝的人》也有很大的不同——群众基础不同。《岛上书店》是从10到100的话，《追风筝的人》则是从50到100。

　　《追风筝的人》译介到中国以前，已经在国外名声大噪，据不完全统计，它在全球销量逾3200万册、美国销量逾800万册、中国销量逾500万册。

　　《解忧杂货店》的出版商是新经典出版公司，新经典在引进国外文学图书领域的眼光独到，他们出版过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的多部作品。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摆渡人》。据报道称：“该书销售了五六年，在英国亚马逊只有32个评论，这表明其在英国的销量也到了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而《摆渡人》的中文书商‘白马时光’把一本英美销售千把册的图书塑造成千万级畅销书。”

　　《摆渡人》的确是从0开始的突破呀。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