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遗体告别

　　最近，作为地理空间的陕西，在互联网虚拟空间成为一大热词。咸阳21岁青年魏则西之死、陈忠实谢世、安康新郎被泼狗血、贾平凹新作《极花》对买卖人口的“底层关怀”等等事件，被媒体一向赞誉为“文化大省”的陕西，再次以它出土文物兵马俑一般的秦时文化奇观，耀瞎了人们的双眼。

　　魏则西事件与陈忠实谢世，在互联网几乎是一前一后的事。然而，我们看到，陕西的文化界与媒体界，对陈忠实之死，铺天盖地的报道，对魏则西之死，则几乎没有什么表示。很多所谓的陕西文化人，忙着在互联网与微信朋友圈晒陈忠实葬礼的“国家级荣耀”：身盖党旗被鲜花围绕的陈忠实的尸体、国家级领导赠送的花圈与挽联、各路影视名人的闪耀登场、秦腔在陕西省作协的现场演绎等等等等，却对魏则西之死只字不提。魏则西这种命如草芥的民众，似乎根本不值得陕西的文化人与媒体人为之呐喊一声。倒是非陕西的各大媒体以及自媒体人，因魏则西事件摇旗呐喊，呼唤公平正义的出现。陕西这种只媚名声不关心普通民众生死的文化景观究竟说明什么？这说明陕西的文化界与媒体界，尚处于古王朝时期，现代文明对这块古老土地的影响，只能触及诸种表象，如建筑、交通、衣食住行等等。现代文明的真正内核，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对这块古老的土地则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媒体，在现代社会，是继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力。对普通民众的医疗问题进行关怀，是媒体行施其行政监督权的正常职能。然而，陕西媒体显然并不热衷于此，他们热衷于名人之死。当然，陈忠实谢世与魏则西之死并不矛盾，悼念陈忠实的同时，完全可以为魏则西之死呐喊几声，因魏则西的命运，没准哪一天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命运。然而，在陕西，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只能看到媒体界与文化界各种因对名声的倾慕，而一边倒的对陈忠实密密麻麻的赞颂。如果一个省份，对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一个普通人遭遇的不公，从文化界到媒体界，几乎处于失声的状态，我们就有必要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省份？它的文明程度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是秦王朝的跪拜期，还是日历上清晰标明的21世纪？

　　自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始，文学艺术的终极关怀，便是对人之存在的关怀。然而，陕西的文化界只热衷于对名人的关怀，功成名就便可获得陕西“文化人”的羡慕与青睐。陈忠实谢世，撼动陕西“文化界”悼念情怀的，不仅仅是《白鹿原》的文学价值，而是一个农家出身的人，如何声名显赫，极尽荣哀，官至国家副部级（中国作协副主席属于副部级文化干部）。“学而优则仕”的古王朝意识形态，再次在盛大的悼念场面上幽灵般闪现。一介草民，显然不在陕西“文化人”的关怀视野。但纵览当今陕西“文化人“创作的作品，百分之九十是那早已破败甚至不存在的乡村。在这个城市化时代，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部由陕西的“文化人”创作的优秀城市小说。这几乎是一个可笑的悖论：作家们一边臆造着苦难深重的乡村，以示自己的人文关怀，一边却不关怀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灭顶之灾。为何如此？因陕西三位著名文学先驱的成名经历告诉他们，写乡村小说，是获取名利的最佳捷径。然而，在追逐名利的路上，他们已被名利二字的锋芒所刺瞎。他们忘记了，时代已经大不相同，旧日之乡村早已不是今日之乡村。

电影《盲山》剧照 被拐卖的女人

　　这种创作与现实严重分裂的陕西文坛怪现状，导致作家们即若书写所谓的底层关怀，也仅仅是一种演戏一般的空姿态。只举一例，便可见今日之陕西，处于何种时期的何种文明状态。4月份陕西的另一位“文学大家”贾平凹，因小说《极花》的出版而去北京推销，其在新著描述了一位被拐卖妇女的人生故事。记者因此采访：你有和被拐卖的女人接触过吗？贾平凹答：这个用不着我和这个女人接触，别人和我讲过这个女孩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当事人带有自己的义愤。作为局外人，可能能更客观一些。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责任。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记者再问：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贾平凹答：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

　　看看这一段访谈，让我们再看看《人民日报》5月6号的社论《遇到绝症应坦然面对生死》一文中的古怪言论：“患者不用盲目求医，自然也不会上当受骗。”二者何其相似尔！前者简直是后者的话语孪生姐妹。这些言论说明，无论是《人民日报》写社论的时评作者，还是陕西著名的“文学大家”贾平凹，都对草根的命运有着一种“只怪你自己”的高高在上的认知观：妇女被人贩子拐卖，怨你自己迷恋金钱；患者被无良广告与骗子医院加速致死，怨你自己相信了骗子......那么三聚氰胺奶粉是怎么回事，怨小孩子要吃奶？地沟油是怎么回事，怨你自己要在外面吃饭？给孩子打过期疫苗是怎么回事，怨你自己不要脸有生殖冲动？楼脆脆是怎么回事，怨你自己生下来想要寻求个存身之所？要一个纳税人，时时刻刻心惊胆战的生活在对四周的人与事物的不信任之中，那么是不是我们纳的税毫无必要、毫无意义？是不是说明我们所处的社会整体处于不正常状态？

　　在这个国度，普通民众，打个疫苗，要成为医学专家；盖个棉被，要成为卫生专家；住个房，要成为建筑专家；吃个饭，要成为辨别添加剂的专家；找个工作，要成为防骗专家......这么多专业领域的事，要一个普通人面面俱到，你以为每一个纳税人都是达芬奇一样几百年不出的天才吗？在当今这个各学科分工极为细密的时代，要一个普通人行行精通，估计贾平凹与那位人民日报的作者自己都无法做到，何求普通民众？

　　从记者的那篇访谈可以看出，作为陕西“文化大家”的贾平凹，其的文学价值观与认知观，显然处于秦王朝时期乡村教书先生的认知水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生存第一大事（贾平凹访谈原话：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事实上，只要仔细的阅读贾平凹的大多数小说，便会发觉他的作品充斥满和访谈类似的价值观。只小说论，贾平凹近几年创作的所有小说，加起来也抵不过其早年创作的《废都》。《废都》虽然是《金瓶梅》的隔时空复制品，但至少描写的是城市里的世俗生活，不是已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农民知识分子，因乡愁而臆造出的农村。当然，《废都》不可与《金瓶梅》同日而言，《金瓶梅》除了美学方面的原创价值，还有其对历史学、民俗学研究方面的考据价值。《废都》出版这么多年，读者记住了什么？读者估计记住的不是空白方格，便是宛若牛郎穿了知识分子中山装一般的男主人公，对各类女性猥亵意淫的性幻想。

　　仅此一例，我们便可看出，陕西文化界的整体水准处于何种文明状态。现代文明的曙光，从来就没有照进过这块愚昧的土地。即若惊鸿一瞥地照了进来，也被所谓的官方文化、官方文化大家的乡村毛坯墙阻挡一空。陈忠实曾在《白鹿原》里谨慎地试探过这块土地的未来，但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在对两大政党的双重绝望之后，他只能回归儒家老朽的子宫，在传统文化的斜照下，求得短暂而迷茫的庇佑。

白鹿原剧照

　　但儒家伦理的价值观，经过文革一役，如今在陕西也早已凋敝。安康新郎喷狗血的野蛮婚俗，在陕西不仅仅是唯一的案例。无论扰民与否，死者葬礼上请人唱大戏，在西安这一貌似现代化的城市里，早已见怪不怪。有的甚至在住户密集的小区唱三天三夜，用以宣示举办者对死者的追悼以及对自身财富与权力的炫耀。农村乡下有些葬礼，甚至请粗野的乡村脱衣舞团来现场表演。作为一个文明人，我们无法理解这一礼仪的秘密含义与审美：既是祭奠死者，那么该尊重死者，为何如此粗俗？难道是以色情的方式对死亡进行最后的性安慰？当然，愚昧的举办者本人并不理解这一行为，你询问他们，他们会说，喜丧，热闹，大家就图个热闹。正如安康某地洒狗血的野蛮婚俗，你若去询问当事人，回答想必也是两个字“热闹”。但热闹，显然可以有另外的文明的方式，而非一味的原始与野蛮。孔子所言的礼义廉耻，早已在三秦大地丧失了它的实际意义。当下，这是一块精神严重荒芜的土地，旧传统荡涤一空，新文明的曙光，不曾照耀。

　　写这篇文章，不是出于地域攻击，而是出于对这块土地的深切热爱。先秦时期，这块土地是中华文明的策源地，如今，它仍旧酣睡在千年之前。无论文化，还是意识形态领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肯去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不肯敞开怀抱去拥抱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涵。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味的沉浸在厚重繁华的历史梦里，宛若一个内心一直行着跪拜礼的兵马俑，表情凝固的望向过去，当下、现在与未来，是他无暇观望，也不愿观望的身后之物。我不知这行着跪拜礼的兵马俑，是在装睡，还是他那被奴役习惯的心灵，暂时或者永远在拒绝醒来。

　　作者：玛丽莲.梦毛，专栏作家，陕西人在北京。

    （实习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