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新书《我和父亲季羡林》出版前，看了书稿，出版方让我写一句评论印在封底。当时看到季承书中透露的一些细节，很是惊讶。没想到季羡林在儿子笔下，竟是“一个人生失败者，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这本书无疑颠覆了季羡林作为曾经完美的“大师”形象，肯定会引发很多争议。比如季承写到：“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了一瓢水去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但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
这种对亲情的淡漠，人们多难理解。联想起前些年，老鬼写的《母亲杨沫》一书，讲述的也是杨沫亲情和母性的泯灭，觉得这像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封底的那段话我是这么写的：“这些年公众对季羡林老人，常有家事国事、时事逸事混淆之嫌，但愿季承这本书能为一切做个了断。不为尊者讳，剖析自己的父亲，这需要勇气。虽然书中有些细节，真实得让人感到了苦涩和悲怆，但对亲情的淡漠，却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纪家庭，对历史的见证。”
一本“真实得近乎残忍”的书。
虽然写下这段话，但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因与父母的感情很好，季承先生遇到的问题，我并没亲身经历过。即使父亲在我小时做过不妥的事，我也从未往心里去过。不由得想起过去常说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句话出自《春秋公羊传》，原意是指孔子在处理一些难以定论的历史史实时，用的多是一种讳而不言的态度，即便提起，也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那究竟“讳”些什么呢？《春秋谷梁传》中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也就是说凡是尊者、贤者、亲者的耻辱、过失、不足，都最好少说，对那些有失三者体面的事，知道得人越少越好。
现在人们对尊者、贤者，已很少认为有“讳”的必要了，但对自己的亲人长辈，仍有“为亲者讳”的心理。所以，我们一旦遇到季承、老鬼这样大曝亲人长辈隐私和弱点的人，心中总是五味陈杂，难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值得倡导。从还原历史真实的角度来说，这么做似乎是有必要的。但这样做，又会对亲情人伦有所伤害，确实让人难下定论。当然，在那种和睦的家庭，是不存在这种困扰的。
孔子在《论语》中有过相同的讨论，他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真实情感，理应受到保护。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从法律角度谈这个事，认为法律理应以人伦之情为基础，当亲情都无法信任时，法律的严明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人伦秩序是一个社会最需要尊重的低线，也就是说无论是对法律、对历史的尊重，都要以保护人伦之情为前提。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我们不能以法律或历史的名义，要求他做出伤害人伦之情的事情。
西方伦理学也有过这种探讨，并形成了一些原则性的定义。一个简单例子，当一个老师当全班同学面问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否经常酗酒？如果他的父亲确实酗酒，这个孩子却矢口否认此事，这个孩子是在说谎吗？在多数伦理学家看来，这个孩子的回答是正当的，不应承担说谎这一指责。因为很简单，任何家庭有自己的秘密，作为一个孩子保守这种秘密，没有任何过错。反而是这个老师，以不合适的方式，在公众面前侵害了这个孩子的家庭秩序和父亲的尊严，没有尊重别人的家庭隐私。在伦理学家看来，这个老师反而要承担说谎的耻辱。
基督教也这么看。上帝虽然认为世界已经堕落，但依然用无花果叶和衣服遮盖了人类，不让他们赤裸相向。这里的无花果叶和衣服，就表明上帝允许人类向其他人掩饰自己的丑陋之处，并认为这也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除了工作、政治和教会，婚姻家庭是上帝首先要维护的秩序。在上帝看来，人并不能成为别人行为的裁决者和法官，人们只需按自己确定的方式生活和行动，自然会得到上帝的引导。如同人们没必要公开谈论自己的性生活一样，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同样可以保持隐而不显的状态，与是否“真诚”无关。真诚并不意味着要揭露存在的每一种事，对婚姻和家庭如此，对朋友的友情也是这样。
从这些观点可看出，喋喋不休并不意味着就是真实。不同的秩序之间要相互尊重，如果用法律和历史要求的秩序，破坏了婚姻和家庭的秩序，真话讲的太多反而沦为谎言，因为它破坏了缄默和秘密的神圣感。对于家庭来说，真话是有边界的，即不能不顾及亲人的弱点和羞耻心。否则的话，这种真话讲得越多，越会破坏人与人之间对于真实的认知和理解，破坏家庭的信任感，使背叛成为一种常态。最终婚姻和家庭只会成为一片废墟。
朋霍费尔：人总是生活遮蔽和揭露、隐藏自我和披露自我、孤独和共同体的矛盾之中。
尼采说过：“任何深刻的心灵都需要一副面具”。这副面具不是指伪装，更不是要蓄意蒙骗他人，而是指要尊重人与人之间对立、不和的真实处境。人并非因为有了过错，才感到羞耻，而是将那些个人的最深的痛苦和欢乐诉诸外人时，都会感到一种羞耻。所以德国的朋霍费尔在《伦理学》中说，人总是生活遮蔽和揭露、隐藏自我和披露自我、孤独和共同体的矛盾之中，这是人性一种自然反应。无论出自亲情、还是友情，人都应该尊重这种天然的羞耻心。这些伦理学常识，使得西方人对别人隐私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伦理学，都有“为亲者讳”的禁忌，只是到今天，人们的这类认知变得模糊了。从这个角度说，季承这本书如果能引起人们关于家庭伦理的一些讨论，是一件好事。如果季承先生认为，只有写一本书才能了断与父亲的过节，我也尊重这种选择。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