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落社会中“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又开始日益凸显。
中国村落社会历来有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的历史传统。但时至今日，中国村落社会中“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又开始日益凸显。笔者通过在四川省芥县云乡雍村这一完整的行政村驻村考察发现，当下社会上新一波的“读书无用论”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藏着一套复杂的新社会结构逻辑。
村落社会中哪些人更认同“读书无用论”？
“雍村”位于四川省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处该县的偏远山区，海拔为600~900米，幅员面积6.9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5%。芥县域经济对雍村辐射和带动较小，雍村所在的云乡是芥县目前唯一不通公交的乡镇。
截至2012年底，该村总人口1001人，样本总数为853，有效样本数为789。问卷调查回收结果显示，云乡雍村农民总体认为“读书有用”的占多数（53.5%），认为“读书无用”的占少数（34.5%），认为“无所谓”的占5.8%，“不知道”的为6.2%。
其中，雍村男性农民相对于女性农民而言，更认可读书无用，达到40%的认同度，而女性仅为25.8%。相反，认为读书有用的女性农民（67%）较之男性农民（44.9%）高了20多个百分点。在村落中，女性相对于男性更认同读书的有用性，这可能与云乡鼓励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女性留守农村种植柑橘和茶叶的刺激性政策相关，同时也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西部村落家庭传统习俗有关。外出务工者因为其所处的次生劳动力市场更容易直观地看到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下、文凭贬值等一系列有关读书无用的底层社会现实，更容易将其在城市底层空间和次生性劳动力市场中所看到的读书无用事实作为不容质疑的结论而传输给村落中其他男性农民，从而使大多数男性农民更容易形成读书无用的价值判断。而女性因为其相对于男性在村落中的生活封闭性和文化保守性，其所能接触到的观念主要来自村落内部的内生性话语以及电视媒介上的宣传话语，因此更容易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教育有用性思想，相对于其日夜辛苦耕作于土地上而仅能获得微不足道的农业收入而言，读书的有用性确实更易凸显。另外，在以雍村为代表的中国村落中大部分留守子女都是由留守妇女所抚养和教育，因此，女性农民更愿意内塑读书有用的观念，从而带给留守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积极的正能量。
（一）农户子女接受教育层次越高，家庭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反而越低
按子女接受不同教育层次和阶段的家庭划分来看，笔者按照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仅完成高中教育、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仅完成义务教育、正在接受义务教育以及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七个层次来划分雍村家庭，其中如果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都按照其第一个子女所受教育状况来确定。
如果按照分类的家庭户来研究村民对读书有用性与否的看法，则可以发现：
1.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总体高于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分别为69%、75%和93%，而子女已经完成高等教育、仅完成高中教育、仅完成义务教育段以及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分别仅为23.1%、16.2%、35.4%、57.1%。
2.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阶段越高，农户家庭对教育有用性的认同度占比越低。尽管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度的绝对数不低，但较之子女正在接受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农户家庭组内占比而言，其认同比例则是最低的。
3.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最高的反而是无子女或义务教育段子女即辍学的农户家庭，其次是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最低的则是子女仅完成高中段教育的农户家庭。
4.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完成教育阶段较高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占比反而较高。其中，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和已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占比反分别高达61.5%和67.6%。这较之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段学习农户家庭的55.2%高出了约10个百分点。
（二）家庭收益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越认同“读书无用”
如果按农户与土地结合关系状况来划分，可以将雍村的农户划为五大阶层：即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农民阶层、在村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民阶层与农村少地贫弱阶层。
通过将农户家庭按与土地结合关系的程度分层，进而观察不同阶层农户家庭其不同的读书功用性看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土地依附关系与读书有用与无用之间构建起内在关联。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越低，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最低（22.2%），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有用的认同度最高（90.5%）；同时，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高（68.9%），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低（4.8%）。换言之，村落里家庭收入结构越依赖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越认为读书无用，而家庭收入结构越脱离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则越认为读书有用。
（三）农户越富裕，越认同“读书有用”
如果将农户按照财富拥有关系状况来划分，雍村农户按照年收入状况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村庄富豪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共有9户，占全村3.4%；二是村庄富裕阶层，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之间，共有39户，占全村的14.9%；三是村庄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5万元之间，共有145户，占全村的55.3%；四是村庄贫困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共有69户，占全村的26.3%。
从农户财富情况分层来看不同群体所认为的读书功用性，可以发现：村庄富裕阶层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最高（74.4%），其次是村庄富豪阶层（55.6%），再次是村庄中产阶层（52.4%），最低的是村庄贫困阶层（26.1%）；而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中，村庄贫困阶层认同度最高（62.3%），其次为农村中产阶层（37.2%），再次为村庄富豪阶层（22.2%），最低的是村庄富裕阶层（18.0%）。即家庭年收入处于5~10万元之间的村庄富裕阶层对读书的有用性抱有最大的认同，而家庭年收入处于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阶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事实上，按农户财富分层情况来看村落不同群体对于读书的功用性观念，则进一步确证了隐藏在村落空间中的中国式阶层再生产中的底层循环隐性逻辑。越是贫困的农户家庭越认为读书无用，在村落阶层上升流动渠道逐渐因为文凭社会的兴起而定格为教育的今日，读书无用论观念反而是在村落的最底层最为盛行。
（四）权力和活动中心越趋向单一的家庭，越认同“读书有用”
家庭结构类型与读书功用性观念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权力和活动中心越趋向于单一性的家庭类型，其对于读书有用性的组内占比认同度越高，而对于读书无用性的组内占比认同度越低。
作为村落主导家庭类型的“核心家庭”，事实上也是中国主要的家庭类型，其家庭内只有一个权力和活动中心，具有人数少、结构简单的特征。此类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的组内占比最高，达到了70.3%，高出所有家庭结构类型对读书有用性的平均认同比例（48.9%）20多个百分点，高出居于其次的“主干家庭”读书有用性认同组内占比（50.8%）也近20个百分点，可见无论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比例来看，“核心家庭”都是村落中读书有用论认同的绝对主体。“主干家庭”相比于“核心家庭”而言，其家庭内部不仅有一个主要的权力和活动中心，还有一个权力和活动的次中心存在；而“联合家庭”则不仅家庭内部存在一个主要的权力和活动中心，同时还存在多个权力和活动的次中心；其他家庭在社会学意义上相对于前三类家庭而言凸显非主流性和边缘性，其家庭权力和活动中心结构具有碎片化、任意性和分散化的特点。从“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一直到“其他家庭”，读书有用论的认同度逐渐降低，无用性的认同度逐渐提高。
（五）男性子女家庭对“读书有用”的认同高于女性子女家庭
按照子女性别来划分，可以将雍村农户家庭分为三类，一是男性子女家庭，雍村中有112户，占全村的50.7%；二是女性子女家庭，雍村中有86户，占全村的38.9%，三是有2个及2个以上且同时有男性和女性子女的家庭，雍村有23户，占全村的12%。
子女的性别因素仍然是影响农户对读书功用性判断的重要因素。调查表明，男性子女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60.7%，而女性子女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认同的组内占比仅为43.0%，有2个及2个以上且同时有男性和女性子女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52.2%。可见，男性子女家庭明显较之女性子女家庭更为认同读书有用。同时，女性子女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无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51.2%，这比男性子女家庭的37.5%高了10多个百分点，也比2个及2个以上且同时有男性和女性子女的农户家庭43.5%的比例高了近8个百分点。可见，女性子女家庭明显较之男性子女家庭更为认同读书无用。
从全村262户有效农户家庭样本总体数据来看，共有128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占总体的48.85%，有106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占总体的40.46%，认为无所谓的农户家庭有17户，占总体的6.49%，认为不知道的农户家庭有11户，占总体的4.2%。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农户家庭对于读书的功用性都有自己明确的判断，读书无用论观念在以雍村为代表的完整形态的边远山区行政村中总体不占多数，但认为读书无用论的比例占40.46%，也足见其在村落中的影响力甚大，而这40.46%的对读书无用论观念认同者中还没有包纳隐性的行为表达者。
笔者研究发现，“读书无用论”在村落内部空间中的话语表达和行为表达存在明显的隐性悖论，而当前学界关于“读书无用论”的研究往往因为研究的局限而忽视了对这层悖论关系的解蔽。雍村中存有这样一批农户家庭，他们尽管在问卷调研中对教育有用性表达了认同，但在访谈中却发现对其子女教育多采取顺其自然的不作为态度和行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是“读的出来就读，读不出来就早点打工或者嫁人”。事实上，相对于高度重视教育和具有多元化教育选择机会的城市家庭而言，农村这种表面上顺应子女教育自然发展的日常消极行为表达，客观上导致了农村内部底层的阶层循环。更何况，处于农村社会内部分层结构中越底层的农户家庭，其对于读书无用性的认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际之间因教育而发生的社会流动率可能性也就越低。
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为何日益凸显？
在解蔽雍村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愈来愈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为什么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却日益凸显呢？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亟待正视。
（一）中国“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的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念
“贱农主义”是当代中国舆论社会中的主流话语，但凡与农沾边，似乎就意味着次等和落后。这与20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社会的兴起直接相关，城市社会的兴起本质上在满足国家现代性和工业性发展需要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凋敝。19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通过人为压低农业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为城市中的工业化发展积累资金，将本来属于农民的收入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通过“剪刀差”转入到城市的工业部门中，同时又通过建立户籍制度进一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的自由迁徙，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化，教育、参军几乎成为了农村人跳出农门获得国家干部身份仅有渠道。但因为政策性因素，教育、参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成为比拼先赋因素的成分之争和比拼社会关系的人情之争，普通农村家庭事实上很难获得教育、参军的机会。更何况，众多的知识分子也在这场国家灾难中沦为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最好注脚，而参军指标的稀缺性和过程的复杂性，也使众多村民向城市流动无望。但是，捆绑在城乡户口上实实在在越拉越大的差距，使农村人仍然要想尽办法成为城市居民。
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大量农村的年轻人通过努力考大学而进入到城市中，获得城市居民粮本进而改变农民身份。这种阶层上流渠道的畅通性和直接性使读书成为了极具功用性的身份改变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1999年高校实行扩招以后。尽管1980年代因为城市市场的限制和农村经济的放活以及1990年代初“下海潮”的兴起，脑体倒置也催生了一轮读书无用论，但此时的读书无用论主要发生在城市和城乡结合部，对于身处封闭性村落社会中的人来讲，努力读书从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跳出农门依然是其不二选择。所以在1990年代中，“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口号，几乎成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最深入农民内心的公共话语。
这种改变的能力，随着大学毕业生从国家“统包统分制”到个人“自主择业制”的就业方式转变也有所降低。“统包统分制”核心在于，以文凭为中介通过文化资本转换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并获得国家体制性的终身福利保障，即“铁饭碗”，“铁饭碗”无疑是农村人看到读书具有强大功用性的背后深层理据。而“铁饭碗”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有赖于“单位制”排他性的利益分配结构与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单位作为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和个体获得固定性国家经济分配、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渠道，相比于原子化和分散化的农民职业来讲，捆绑在单位工作岗位上的收入稳定性、高额的福利回报以及畅通的身份晋升渠道无疑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因此，通过读书而获得“单位制”中的“铁饭碗”从而改变命运，对于农民来讲具有直接的可视性和现实性，这种身份上的巨大转型绝不可能被其他方式所差异化替代。
而随着1990年代后期单位制的逐渐解体，稀缺性资源不再被国家单位所垄断，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政治型供给体系逐渐被多元化的市场型供给体系所取代，多元资本创造了层次高低完全不同的复杂就业体系，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就业方式在被彻底终结的同时，个体自主择业成为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唯一选择。日益规模庞大和渐趋分化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在自主择业中，无疑会进入到高低等级序列完全不同的就业体系之中，有的得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有的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有的则会失业而不得不自主谋生。农村家庭子女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社会就业体系中完全异于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习得，因此很多最后都不得不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者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无疑被进一步固化为本村落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和失业回乡的大学毕业生形象，这种现实可及的例子与以前读书能获得铁饭碗从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截然相反，“读书无用论”观念逐渐萌生。
（二）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政策不断开放，抵消了村落人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
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分割与农村人口向城性流动限制的逐步放开，也加剧了村落中“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形塑。事实上，中国流动人口管制政策的开放程度与读书功能性大小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管制越严，读书的功用性则越大，反之则越小。1984~1989年，政府对流动人口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公共政策，而这种宽松政策空间的形成正是得益于1983年中央以一号文件形式出台的《当前农村经济改革若干问题》文件精神。自此，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镇工商业逐渐繁荣，从而为更多的城郊农民提供了岗位和商机，大量城郊农民也切实通过“离土不离乡”的经商和打工方式进入到乡镇中并日益获得财富，财富渐进的积聚过程不断强化了农民获得城镇户口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诉求。
1989～2000年，国家采取了管制性的人口流动政策，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政府对于农民外流采取了经济、法律和行政等诸项严厉措施，农民只有在被征地、考入大学、参军后晋升军官以及特殊政策照顾等极少数情况下，并在政府每年严格控制的指标范围之内（该指标一般仅为城市非农业人口的2%），才能“农转非”跳出农门。强硬的国家人口流动控制政策使村落普通农民进入城镇实现身份转换困难重重，同时使其更容易真正体悟到“教育改变命运”切实发挥的强大功效性：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承担“农转非”的户口买卖价格，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教育这一最为现实的渠道通过文化资本来实现身份转换。另一方面，能够流入外地城市打工的本村农民面临着异乡生活中的重重困难，不仅因为没有当地城镇户口而要办理诸如“暂住证”、“外地人员就业证”等多种证件，缴纳“暂住费”、“暂住人员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等多项费用，他们还会强烈体会到因为没有知识而遭遇到的就业歧视和人格歧视。作为村落与城市连接的纽带，他们会把这种直接经验带回村落，从而进一步使村落中的人确信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进而改变命运的真实性。
但在2000年以后，城乡户籍制度逐渐松动，随着国家民生型的政策原则的导向，各种惠农性政策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中逐步全面实施与深化，曾经阻碍和隔离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务工时所设立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制度”、“收容遣送制度”等各项限制性措施和歧视性政策也得以废除。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日益吃紧，由于国家年度下达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被总量控制，且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中供应不均，内在扩容空间与难度极大，故主要由地市一级统一调剂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需求旺盛，且通过“宅基地复耕”、“以租代征土地”等多种方式将边远村落与中心城镇深入联结起来。由此，通过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获得直接实惠，不再仅仅是城乡结合部村落中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专利，远郊农民也能在政府安置集中居住以实现宅基地复耕而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商业投资项目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尤其在2005年农业税费减免后，中央政府对农村由“汲取型”政治转换为“给予型”政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负担切实得以减弱并在城乡自由流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打工、做生意等）而逐步富裕起来。相比于城镇中下收入水平的居民而言，农民因其“进可入城从商、退可回乡务农”的优势反而成为了城镇人羡慕的对象。以前农民想方设法也要将户口迁入城镇以获得捆绑在城镇户口上的国家福利，而现在那些曾经花钱实现“农转非”的城镇居民基于当前不断扩大的农村利益想再“居转农”而难为。以前农村家庭希望子女通过考大学的这一教育方式跳出农门而获得城镇户口，而现在诸多原籍是农业户口、因上学户籍转为居民户口的中大专（技校）毕业生纷纷回原籍办理“居转农”手续，恢复农业户籍。这种“居转农”的“反流”现象，无疑是因为城乡利益大小不同的导向性选择。有研究显示，当前74%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而自由的人口流动政策无疑有助于农村人口此梦想的实现，同时逐渐趋于善治的农村公共服务，也使另外26%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回村。因此，村落中曾经只能寄希望于读书才能实现的流动理想，现在则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选择方案，更何况读书在村落中曾经所能发挥的类垄断性地位升迁渠道优势也渐趋弱化，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这种“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的形塑。
（三）乡校的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读书无用论”思潮在底层的流行顺理成章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历程中，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最为重大的公共事宜之一，它本质上与中国“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相伴随。全国中小学和普通中学数量连续下降，在这27年内被撤并的中小学绝大多数为农村学校，而镶嵌在广大边远偏僻农村的教学点更甚，从2000年的17.81万个锐减到2010年的6.69万个，减幅达到62.41%。
如此大面积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村落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曾经作为村落文化中心的学校逐渐远离村落，村落从此逐渐沦为文化荒漠。在这种变迁中，村落中处于中上层的社会阶层反而更容易在城镇化导致消费结构变化的前提下，被激发起择校热。因为他们将子女送入到位于乡村学校的成本与他们将子女送入到县城中的成本相比，反而后者更低。因为他们可以在县城中租房获得更多的务工机会，而在乡里却完全无法获得此经济收益，同时又能照顾到子女。
但是，村落中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却没有足够的教育选择性消费能力，他们只能在政策性的社会变革中顺应这种变革，从而承担更多的经济成本，并为此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接送和照顾子女。乡里的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下阶层，特别是底层阶层子女聚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发端和延续于村落底层家庭的各种次文化习惯和思维在相互交叉的环境中不断积累和创生，进而被互相标榜为合理性的习惯与榜样，凝固性的底层文化逐渐成为乡学校难以更易的文化常态，从而进一步迫使更年轻的具有教育选择性消费能力的村落中上阶层溢出村落。学校底层文化特质越来越明显，底层子女更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表现出不理想的学业成绩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更易于在过于强大的底层次文化坚守不良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而难以纠偏。底层家庭在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基础上，一旦得到子女表现不佳的结果时，自然也就更轻易地倾向于读书无用的话语表达和行为选择，进而在不刻意的文化认同中完成底层的阶层再生产，这无疑导致新一波“读书无用论”逐渐以各种方式在边远村落空间日益蔓延。
作者简介：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邬志辉，中国农村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