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已到最后的集中评选时间，网络上各种预测、评论也纷纷出炉，还有针对读者阅读的调查，真正读过这些参选作品的人并不是很多，还有读者称不知道去哪里能读到这些小说。
即便在今天文学奖公信力普遍下降的时代，茅盾文学奖依然是中国最高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学者乃至作家群体对于文学奖的质疑，茅盾文学奖的规则也在日益完善和透明。但对于评奖机制的争论依然不绝于耳，同时，获奖作品本身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削弱，当年一书获奖洛阳纸贵的景象难以再现。
究竟如何才能让严肃文学的作品获得更多的读者和影响力？如何才能诞生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许正是今天的文学奖正在面临的问题。
文学奖的影响力
综观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几乎每一部都是脍炙人口、众人传诵的作品，但同时，从第一届到2011年的第八届，也可以看出，作品本身的影响力在慢慢减弱，第一届的作品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旧能够看到，但第八届的作品，仅仅五年，影响力已经非常弱。
这可能和文学式微的时代有关，但却并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原因。而对于文学奖来说，以前整个社会关注一个奖项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返，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从公布作品目录开始，已经3个多月，但引发关注却并不是很多。
文学奖有些静悄悄，是人们不再关注文学了，还是仅仅不关注文学奖呢？对此，着名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载体，知识分子通过文学的笔法，记录和见证着这个时代和时代中的生活。所以，文学是社会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如是。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文学，许多国家都有政府设立的文学奖，鼓励文学创作，有些国家的文学奖甚至非常隆重，奖金非常丰厚，在当地的影响力也很大，甚至是一个盛事。但是我们的文学奖这些年随着公信力的下降，人们的关注度也在下降。读文学作品的人在比例上来说，确实比以前少了，但文学奖影响力的下降，恐怕更多还是在它本身”。
降低文学奖关注度的问题之一，是它的规则问题。乔新生说：“我们有数百个文学奖，其中有许多暗箱操作、不透明的评选遭人诟病，不可否认，也确实有些文学奖在规则的公开透明上做了许多努力，但显然还不足够，依然还处在少数人选少数人的状态”。
另外，获奖作品的争议性，也是文学奖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之一，乔新生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奖总有争议，包括诺奖也是，托尔斯泰没得过诺奖，说明诺奖也有遗珠之憾。所以，对于文学奖，我想首先应该重视，以此来鼓励创作。其次，对于得奖本身应该看淡一点儿，过分地注重获奖所带来的名利，文学奖可能就会异化”。
还可以更公开一点
评选规则的透明与否，是这些年文学奖争论最重要的焦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茅盾文学奖已经做出了许多改革，包括设立纪律监察组、设置公证程序、公开投票等等。可以说，相较于以前，公开性已经很高，但依然还有许多人希望更加公开。
文学的评选本身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包括诺奖在内的世界知名的文学奖，也存在匿名投票等不透明问题，它们的规则也并不以公开透明着称，但人们为什么对于国内文学奖评选的公开性的要求却这么高？
对此，乔新生说：“确实如此，许多文学奖的评选都不够公开透明，但依然有非常高的公信力。问题在哪里？我举个例子，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招投标法，我们也有，一般来说，各个公司投标以后会有评标的程序，许多西方国家中，这个程序都是不公开的，是匿名的，邀请一群相关的专家评选，专家说谁好，谁就好。但到了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一旦匿名投票，就很容易变成暗箱操作，各种违规、舞弊都可能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们还处在转型时代，和发达国家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成熟的契约社会，人们只为个人负责、只为良心负责就可以，但我们是身份社会，评选的那些人，都是某个机构的代表，他们能只为个人、只为良心负责吗？”
因此，尽管文学审美和情趣因人而异，但更加公开和透明，才会更有公信力，这是我们的时代使然，乔新生说：“还有一个问题是，诺奖虽然投票是匿名的，但结果是公开的，什么意思呢？比如颁奖词，莫言获奖的颁奖词很长，里面将莫言的创作方法、文学思想等等表述得清清楚楚，让人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获奖，没有认真看过莫言的作品，能写出来这样的颁奖词吗？我们的文学奖呢？大多数不过是几句口号式的颁奖词，可能评奖的人根本就没看过作品”。
茅奖带来的启示
尽管整体的文学奖影响力日渐下降、公信力越来越低，但就单个的奖项来说，主要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依旧是中国最好的文学奖，它的获奖作品，也依然能够得到很高的认可度。
乔新生说：“整个国内的文学奖中，茅奖确实是非常好的奖，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几乎有所有的获奖作品。我想其中的原因无非几个，第一，茅奖的起点很高，从第一届开始，评选出来的作品都是能够真正反映时代，振奋人心，甚至是振聋发聩的。第二，茅奖本身的评选规则也一直在进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年来，不断地公开和透明化，和那些暗箱操作、私相授受却不肯改进的文学奖相比，自然更孚人望”。
即便如此，茅奖的影响力也难比当年，乔新生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茅奖初生的时代，几乎每一部获奖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今天，显然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从社会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有人说十八世纪是小说的时代，十九世纪是散文的时代，二十世纪是广告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就是段子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快餐化阅读的社会，短平快是人们喜欢的，段子一样的阅读更加普遍，许多人不再愿意去啃大部头。如果说还有一部小说能够适应今天的阅读习惯，我想可能就是《围城》，因为钱钟书就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段子的人”。
时代的变化之外，创作者本身的改变也是文学奖难以获得更多影响力的原因，乔新生说：“当今的长篇小说中，已经很少有那种振聋发聩的扛鼎之作。客观上说，作家们本身的创作方式也在变化，以前那种宏大叙事、对整个时代进行映照的创作虽然还有，但却不再是最大的主流，多元社会中的创作也变得多元，各种形成的创作都有，很难说不好，但想要像以前那样引发全民的关注，显然不太可能。从主观上来说，商品经济的影响，物质对于精神的侵蚀，也使得创造变得艰难。作家们倘若难以通过创作维生，还要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想要沉下心来进行创作，就会很难”。
更宽的视野更好的机制
当今社会，中国文学奖正在经历着被遗忘还是重生的艰难转型。而在更大的范围中，不论是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布克文学奖等等，许多国际的、国家的文学奖，依旧声望正隆，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应该从这些奖项中学到些什么？
乔新生说：“第一，我想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我们的文学奖评选，不应该仅仅限于体制内的推荐，甚至是体制内的评选，也不应该是中国本土作家中的评选，可以扩展到整个全球华语创作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全球视野、华人眼光，我想必然会有更多好的作品被选出来，文学奖也必会大有起色”。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评选机制的问题，乔新生说：“既然我们还处在身份社会，那就应该用更加公开和透明的机制，制约身份社会的影响。比如说可以选三次，初选、复选、终选。可以要求每一个参评作品的作者公开自述，每一个评委公开评选意见，为什么要选这一部作品的理由，这样做除了增加透明度之外，至少也还可以当做一个导读，对于提升全迷你阅读也有帮助，而且评委的选择，本身也是自身文学情趣和文学审美的表现，公开的话，对于提高公民的审美情趣也不无好处”。
相对于视野和规则，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提升公众的参与度，不论是参评作品还是获奖作品，许多时候对于公众来说都是陌生的，可能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读过，文学奖自然就没有公共影响力，变成少数人的游戏。乔新生说：“可以将所有的作品在网站上公开，现在电子阅读已成潮流，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以公开版权来换取读者的认可，效果应该会不错。至少，获奖作品应该公开，而参选作品，也应该主动公开。甚至在评选机制上，也可以让公众在网上投票，作为最终评定的一部分。至于说作者的权益，网络上也有收费阅读，版权的保护有很多种方法，不必担心”。
文学奖的评选可能是少数人，但文学的受众永远都是多数，不论多少文学奖，没有读者，就没有意义，乔新生说：“评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提升全民的审美情趣、文化水准以及阅读的水平，这才是文学奖的意义所在”。
（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