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文章有锦绣绵密之妙，作家文章为天然烂漫之美。一般来说，学者撰写谨严周密的论文，特别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得多数学者的论文逻辑严密、论述周全，但面目呆板、缺乏情趣，甚至也压抑了才情的发挥，但对于真正有才情而又有文体自觉的学者来说，其或者有“另一套笔墨” ，也或者能够使笔下流淌着才识俱佳的好篇章。

 

　　有才情的学者之文与有学识的作家之文，皆为我所爱。但在我看来，有才情的学者更多的是造化，多一个则是文章之幸；而有学识的作家更多的是修炼，多一个则是读者之福。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元化先生曾提出“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颇得学界的广泛认同。然则，直到今天，学术界之缺乏思想以及思想界之缺乏学问依然令人叹息。制造学术垃圾的八股文章以及缺乏学术积淀的胡言乱语，简直是充斥眼球，也由此可见，能够真正做到“有学问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问” ，可谓难矣。或更由此谈到当下的随笔写作，我便想借用王先生的这一句式，谈谈我心目中的随笔，乃或是有才情的学者之文与有学识的作家之文。学者文章有锦绣绵密之妙，作家文章为天然烂漫之美。一般来说，学者撰写谨严周密的论文，特别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得多数学者的论文逻辑严密、论述周全，但面目呆板、缺乏情趣，甚至也压抑了才情的发挥，但对于真正有才情而又有文体自觉的学者来说，其或者有“另一套笔墨” ，也或者能够使笔下流淌着才识俱佳的好篇章，诸如陈平原所倡导的“大学者写小文章” ，也或者如钱钟书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均是有真才情也有真学问的好文章，也是我所喜欢的随笔佳构。

 

　　之所以钟情有才情的学者之文，乃是能够较为轻快地了解到研究者的心得体悟，并能从中嗅觉到一种酒香弥漫的气味。可以说，这样的文章是论者的才情使然，同样还是一种文体上的个性自觉。然则，有这样文体自觉的学者少之又少，令人遗憾。反倒是一些老派学者，或者是承传了老派学者遗风的当代学者，才能够较为自觉地去摆弄自己笔下的文字，诸如我读学者顾随的《中国古典诗词感发》 ，便能深刻地感受到先生对于中国诗词的研究已经融化于胸的学问境界，故而能够以点滴感发的形式漫谈中国诗词的美好与神采；再如我读学者缪钺的著作《诗词散记》 ，也有类似的感受。缪钺以随笔的形式来论说唐诗宋词，看似传统实则现代，他是以现代的思维谈论古典，令人耳目一新，却自有一种缜密与细腻。当代以来，诸如钱钟书的《七缀集》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通释》 、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 、冯象的《政法笔记》 、李洁非的《典型文坛》等等，是学术论著，但又何尝不是颇具才情与识见的随笔佳作呢。

 

　　我同样还钟情有学有识的作家之文。作家是敏锐的观察者、感受者、发现者和记录者，但同时还须成为有思考、有识见、有情怀的写作者。提倡作家学者化，在我看来是不切合实际的，那样或许会遏制作家的才情，甚至使得作家陷入到论证与考据的沟壑而进退不得，甚至是畏手畏脚，最终难以写出令人满意的篇章。学者与作家之间，本无强制性的个人分工，但绝对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工作。但我赞同作家要多读书，多思考，更多一些个人的见地、理性的思考与文化的底蕴，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耐读，才有趣，也才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不至于那样容易地一惊一乍或被炫目的表象所迷惑。但我们也不必要用学者的深度来要求作家，却可以从作家笔下的观察与思考中得到更多鲜活的感触与启发。有学有识的作家能够写出不一样的文章，诸如孙犁、黄裳、汪曾祺、杨绛、木心，等等，他们笔下的文字有着浓浓的书卷气，是文化的积淀与修养，是人生的见识与修炼，是精神的超拔与升华，故而令他们笔下的文字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与气象。在《孙犁的鲁迅遗风》中，孙郁将孙犁放在“五四”的精神传统之中予以论述，但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因缘，孙犁晚年的文章之所以沉郁老辣，乃正是接续了“五四”特别是鲁迅的精神传统，他暗自以鲁迅为标杆，甚至读鲁迅读过的书，从而完成了文章境界的衰年蜕变；再如汪曾祺，其子汪朗在《 “老头儿”三杂》中谈到了汪曾祺的魅力之所在，乃是读杂书、吃杂食、写杂文。可以说，汪曾祺的杂览与杂写，实际上接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法脉；而对于木心来说，陈丹青在《孤露与晚晴》中，则以深情热诚的笔触，追忆了木心浪迹纽约的写作与生活，也写了木心的归来和远去，以及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学财富。琐碎的往事勾勒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与情趣，也于不经意中看到了他谜一般的人生经历、艺术修炼、文学造诣和学识底蕴。显然，木心是一颗艺术的“孤露” ，也是一种人生的“晚晴” 。

 

　　但遗憾的是，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当代作家，却是少矣。毕竟孙犁、黄裳、汪曾祺已经远去，我们只能在不断重读他们的旧文中来感受那份卓绝的才情与识见。或许还有邵燕祥、董桥、李长声、张宗子、止庵这样的当代作家令我们期待，诸如邵燕祥对于往事的记忆与深思，董桥对于文人和文玩的典雅阐述，李长声对于日本风物的考证和绍介，止庵对于知堂法脉的研习与追模，张宗子在海外读杂书写笔记的那份寂静与自守，都是值得我们为之流连的。而已愈百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其文章修炼，更是达到了一种大象无形与大音希声的高妙境界。当然，作家文章中，我也常常被张承志所吸引，他的纯粹，他的孤傲，他的追寻，他的思索，虽然对于其关注所在，我个人也时有难以认同之处，但对于他笔下流淌的文字，却时刻保持着一种敬重的态度。再还有韩少功，我曾为他的众多充满思辨与智趣的学术随笔所惊艳，但他的长篇新作《革命后记》 ，却令我失望，这种企图跨界来论述历史和讨论现实的勇气值得钦佩，但其间充斥的那种漂浮与狐媚，令我感到惊异。这种感觉，其实早在读他那册为人称道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已有感触。

 

　　谈论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在2014年则有两篇同题文章值得关注。学者张鸣的随笔《父亲的赎罪》与小说作家胡发云的随笔《父亲的“交代” 》 ，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篇文章均写道了他们各自的父亲，也写道了父辈的往事和命运，但却互为补充，展示了一代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相似遭遇。他们在追寻父辈的人生历程中，试图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时代的荒谬与残酷，从而以自己的笔触共同完成了历史的另一种见证。在此一点上，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达到了几乎一致的深邃与澄澈，我为张鸣的动人才情赞叹，也为胡发云难得的史家情怀感慨。

 

　　张鸣与胡发云的写作追求，令我想到了捷克剧作家Vaclav Havel的名言：在真实中生活。在面对2014年的随笔写作时，我在更多学者的随笔写作中看到了这种坚守道义的追求，诸如谢泳对于陈寅恪有关中国小说的阐发与钩沉，赵园关于《吴宓日记》中有关旧学人与新时代的错位悲剧，陈徒手对于陈荒煤命运的细心钩沉与发微，康正果对于施蛰存的晚年境遇的侧面描述，章诒和关于大律师张思之及其新书的深情论述，张霖对于作为青年学人的丈夫张晖不幸早逝的追问，如此等等，都是试图通过对于知识分子这一个案的深入挖掘，以微小的切口而更多地来展示时代的横截面。他们在论者的笔下，或被称为历史的“被发掘者” ，或以“精神知音”论之，读来常有沉郁顿挫之感。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张霖的随笔《君子永逝，我怀如何？ 》 ，这位失去“君子”张晖的青年学者，以其沉郁动情的笔触，不仅发出爱人逝去的天问，更叹息了当代学人在坚守中的安贫乐道，同样还嘲讽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追求真知者的盲视、腐败与僵化。我从这些微言大义的文章中，既看到了专业的厚实底蕴，也看到了一种精神的升腾气象。

 

　　如果揭示真相是写作者的一种权利，那么对于自由的追寻，对于革新的探究，对于科学的普及，也同样应是写作者的一种权利，在2014年，这些人类共同关注的理念成为学者们笔下奏响的曲调，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得到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礼与灵魂的冲击，尽管它们宛如微星一样散落天际，却令我们读来油然感到温暖。诸如蒲实在《自由之路》这篇长文中，详实而独到地写道了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追求自由的精神地图，特别是其在度过漫长的监狱岁月中的强大毅力，可以说是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与挣扎的一个永恒的情景；王晓渔在随笔《 “狮子要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 》一文中，向我们描述了作家奥威尔追求自由付出的心灵煎熬。

 

　　人类追求自由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对于自由的赞美、维护、论述乃至争议，也从没有停息。同样，关于改革与革命这一对词义相近的词语，也还是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却难以真正说得清楚的话题。2014年同样如此。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学者李零的《从燕京学堂想起的》则颇有几分他当年写出《大学不是养鸡场》这样妙文的回响，可谓嬉笑怒骂，辛辣尖锐，其中一句“钱在账上不得不花” ，可谓是对当前诸多改革的一种特别尖锐的解读。再如政法学者冯象在文章《国歌赋予自由》中，试图通过一起工厂罢工事件来分析其间的法律悖论，妙趣横生又别有洞见，乃是气象开阔的论文式随笔。冯象的这篇文章颇有其当年在《读书》杂志开设“政法笔记”的遗响，其古雅的语言、专业的视角以及现代的思维，都给人以新的启发。2014年同样令我惊喜的，乃是青年学者许知远的专栏文章“2014 :中国纪事” ，其以观察者的旁观视角，冷静犀利的分析和思考，记录了作为70后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急剧变革的纷繁现状，是颇有深度也有才情的随笔。

 

　　诸如李零、冯象等人的文章，在我看来，非有学识、有才情、有关怀的大手笔所难以完成，这也正是我更看中有才情的学者之文的原因所在。正如学者叶嘉莹在论及古典诗文时谈到：大凡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其心中都有一个真正追求和执着的理念。她进而指出，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个最高的理念的层次。那么，在科学的研究与普及上，更是如此，而非一般文采风流者所能完成，她还说，文采再风流，那也不过是第二等。我更看重那些能够拥有“第二支笔墨”的学者，他们不经意的妙笔却常有令人喜悦的境界。诸如洗鼎昌和沈致远两位，他们都是科学院的院士，可谓学有专长，但他们对于精神的追求，对于艺术的修养，都达到了老而弥精的地步，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了融通。洗鼎昌院士的文章为《门外谈美》 ，副标题则是“科学和艺术的美学比较” ，引经据典，典雅洒脱；沈致远院士的文章《以简驭繁》和《文尚思》 ，则通过科学领域来启发人文学界，告知简洁与思想的本真魅力；令我更为欢喜的，还有科学史研究专家江晓原的专栏写作，诸如他的《 〈自然〉究竟是一本什么杂志》和《 〈自然〉杂志与科幻的不解之缘》 ，谈论大名鼎鼎的顶尖科学杂志《自然》 ，剑走偏锋，妙趣横生，乃是才学并茂的科普佳作。

 

　　可以说，有才情的学者之文与有学识的作家之文，皆为我所爱。但在我看来，有才情的学者更多的是造化，多一个则是文章之幸；而有学识的作家更多的是修炼，多一个则是读者之福。以我所见，近年来的文章佳构，有造化的学者文章多，而有修炼的作家文章少，此不可不令人叹息。而诸如像钱钟书先生这样有两副笔墨，能够同时在写作与研究两个领域皆有高妙造诣且卓然成家者，则又是少之又少了。为此，我期待有更多学者能够拥有第二支笔，以大才情写小文章，也更期待更多的作家能够写出妙趣横生又学识才情俱佳的好文章。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