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2014年的军事题材散文，勾起阅读记忆的竟先是一册史学论著，名为《甲午殇思》。这册著述集中了当前中国军队最为优秀的知识群体，他们对于120年前那场战败国耻的沉重反思，代表了一种思想的新气象和精神的新姿态。不少的佳作篇章，乃是善意的批评、尖锐的反思与积极的讨论，可谓是冷笔写热肠，也是饮冰治热病。在当下读来，也颇有些盛世危言的意味。诸如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的文章《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分析了甲午海战中的北洋舰队为何必然失败的原因，其认为北洋舰队的成立既有中国官僚体制的先天不足，又有腐败成风所导致的军纪颓坏和作风散漫，并由此导致了战争中必然败亡。金一南痛惜地指出，尽管北洋舰队在硬件实力上稍胜一筹，且战时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由于日常军纪作风的散漫、舰艇官员的腐败颓唐，导致战争一旦打响，指挥能力缺乏，战斗合力无法形成，最终造成了惨败。在文章末尾，他这样写道：“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
严格地说来，金一南以及收录在这册《甲午殇思》中的研讨文章都不能算作散文，它们应该被归类到历史研究、军事思想研究、战争战略问题研究等相关范畴之中，但我却愿意把它们也都看作是散文。尽管这些作者均没有文学上的自觉与追求，只不过他们的这些文章或许仅仅因为连载于大众媒体的策划专栏上，故而在语言和行文结构上力求活泼罢了。然则，在广义上来说，它们也可以算作是散文，谁说那些写得优美活泼的学术著作不可以列入到文学的范畴，早有司马迁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近则有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等学术著作，又何尝不是见识、学识与文采俱佳的好作品，甚至我们从其中随便挑出一个章节来，又何尝不是精彩的学术随笔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者们所写成的文章，积淀多年，如陈酿美酒，有新材料，有真见识，又有担当和勇气，实在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所远远不及的。故而，我把诸如《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这样的精彩篇章，也看作为2014年军事题材散文的重要收获。
回到文学散文，关于甲午海战这个令中国人倍感羞耻的话题，尽管在2014年形成了一个谈论的热点，但却实难一见很好的文学作品。许多此类的散文不过是史料的堆积，或者是人云亦云的叹息与诘问，倒是作家祝勇的长篇散文《彼岸的甲午》可谓独树一帜，颇令人眼前一亮。这部长篇散文的副题为“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系作家祝勇在日本的一次拍摄记录片中踏访关于甲午战争遗迹的记录。祝勇近年来致力于“重述历史”的写作，这部《彼岸的甲午》可以说是对晚清民初这一转折时刻的又一次别致的重述。此书的妙处乃在于关注少为人知的日本境内战争遗迹，诸如清军战败的军舰残骸、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纪念馆遗址、清军俘虏的葬墓、日本战犯的“靖国神社”，甚至是一座电影院、一个雕像、一条名为“李鸿章小道”的地方，等等，都系与一场战争有关的线索，也都曾引起了作家的幽远遐思。这种来自于现场的触摸与遐想，更多了许多历史的气息与温度，也更多了许多现实的沧桑与沉重。更难为可贵的是，作家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这场久远的战争，也近距离观察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从而来反思这场战争的得与失。在祝勇看来，甲午海战不仅仅是制度的失败，其实更是现代文明与落后文化的较量，这从他对于清政府与日本相继出兵朝鲜的宣战檄书的区分中可作判断。
一次失败应是无数次深刻的反思。能否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获得反思和升华，才是最为关键和要紧的。最可怕的是历史的重演与循环。王龙的散文《刺刀与灵魂的较量——一位日本作家笔下的南京大屠杀》便是值得关注的好作品。这篇散文讲述了一位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笔部队”成员石川达三的命运，来向我们揭示日军侵略战争中的舆论宣传与管控制度。石川达三作为战地作家第一次抵达中国，被日军大屠杀的残忍血腥所震惊，内心的良知促动他进行创作，并很快写成了反战小说《活着的历史》在日本国内出版，但随即被禁，后来其又“将功赎罪”，重新返回战场，写成了一部公开讴歌战争符合侵略需要的文学作品《武汉会战》。王龙通过石川达三的命运，看到的是当下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创作的现状：“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回顾这起日本侵华期间惟一的一起‘笔祸’事件，我们必须梳理中国多年来抗日作品的成败得失，作家要增强艺术良知和勇气，力争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日历史。”而通过王龙的这篇文章，也还可看到日本对于战争文学的鼓动与管控，实属颇具新意的作品。
战争史的这个话题之外，在2014年军事题材散文写作中，另外一个话题则是有关“梦想”的写作。相比战争的沉重，梦想总是让人感到轻盈而又欢快。然而，在诸多此类军事题材散文的写作之中，我们在不乏幽默与轻松的笔调之后，也常能体味到许多的悲壮与肃穆。如果说有关战争反思的散文是“载道”，那么关于“梦想”的抒怀则应该是“言志”的。载道是替他人代言，言志则是为个体发声。但军旅散文的写作，其有关“梦想”的这一主题，则是将言志与载道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所表达的个人情思也同时代表了集体和主流的声音。诸如王宗仁的散文《不冻泉》便是如此，此文质朴、厚重，充满情思，而此篇散文在形式上又如三重奏的乐曲，此起彼伏，直击人心。散文写不冻泉运输站站长的随军妻子惠嫂为过往军车司机嘘寒送暖的感人故事，又写一位倾情高原的陕西作家王宗元的坎坷命运，又写自己从汽车司机迈向专业作家的文学之路，三个故事互相交织，乃是一位老作家百感交集的文学记忆，还是他对于那些如若高原一般厚重广博心灵的深情讴歌。我曾经长久的疑惑，一位作家为何如此执著地书写这样一块高寒贫瘠的土地，读了这篇文章，我似乎明白，因为他的青春曾经在那里度过，他的梦想曾在那里起航，他对于文学的初心也曾在那里萌发。若不是历经沧海桑田，这般的文章真是难能写得好。
与梦想有关的散文，还有裘山山的《行走高原》、马晓丽的《野战师速写》、李钢林的《黑桦林上的手机》、祁建青的《伍豪的花石峡兵站》等篇章堪为佳作。其中裘山山的散文《行走高原》，令我想起她的那部长篇散文作品《遥远的天堂》，这篇《行走的高原》则是她重走青藏高原的又一部采风笔记，但我这次再读她的作品，似乎又有了新的感受。裘山山的散文，乃是健笔写柔情，满腔的慈爱、温柔、怜悯，像母亲的安抚，又像是姐姐的倾诉，但还有一名女性军人的英气和阔达，而我在这篇散文中看到了她更多的慈悲。她写那些高原上的军人，难得的是常常能够从“角色置换”的角度来试图触摸，如此这般，那些驻守高原的军人们，即使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瑕疵或不完美，诸如迟钝，诸如唠叨，诸如手腕上戴着的手串，但在她的眼中，却依然是高贵和纯净的。在裘山山的散文中，我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份内心里的责任与担当，却是那么地质朴和纯粹。马晓丽的散文《野战师速写》乃是弱管抒豪情。这篇散文运笔精练，取法巧妙，十分传神地素描了一个野战师的众生相，诸如“兵”、“团长”、“师长”和“旅长”。有意味的是，“兵”在比武中取得了好成绩，却即将面临退伍，但心中掩藏的还是对于“争取更大的荣誉”的一份执著；而“团长”的速写，则是在一次考核中对于尊严与荣誉的维护；“师长”和“旅长”其实是一个人，因为野战师编制调整，师长变成了旅长，作家把笔触及到这一特殊变化中的人物内心，层层铺垫，娓娓道来。正是通过这些变与不变，有力地张扬了他们在特殊境遇中的满腔豪情，他们对于荣誉的崇尚，对于尊严的维护，对于异见的包容，读后令人肃然。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