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不是每隔若干年就另起炉灶的新创造，这里面有逻辑、线索和脉络。有些历史的叙事方式与角度有所改变，但不意味着整体向度的改变。问题是，在这种大的传承之下，文艺是否在从普遍性向个体性转变的同时觉悟到了些什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语境是，时代赋予了文艺以更广阔更直接的平台，不再是小众的贵族式的小范围的；这同时又有着另一面，即漫天飞舞的报章网络、天女散花的花俏名词、层出不穷的江湖流派、群情汹涌的全民写作，五千年的中国文字似乎被捣腾得沸沸扬扬，加之各式名目的文学活动，使人找不着北。中国目前的种种文化现象，正是基于之前长时期演化的结果——补偿、反刍、不知所措，某些作品更因浓烈的低俗性而呈现出一副喜剧的滑稽面貌。任何时代，我们都不能由于对悲剧的过度迷恋而忽略了喜剧的制约作用，也不应以喜剧使我们快乐为借口而坠入到全民皆欢的可怕境遇里。生命力、大智慧、真功夫、独立性、洁净力、尊严感果真被“无知者无畏”取代的话，人性的光芒、社会的希望如何得见？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从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到五四新文学时期，一直都是“精英文学”，是一小部分人在和文学发生亲密关系。在新时期之后，尤其是网络文学盛行的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平民文学遍地开花的局面。这种传媒时代的文学在给我们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反过来制约了文学的很多可能性。这些年来文学创作方方面面的多元化使得我们的文学现场变成文学秀场、名利场，各式各样的文学现象在这场名利双收的饕餮盛宴中让人目不暇接。当我们的时代精神从一种崇高典雅的整体主义向自由散漫的个体主义的转变的同时，我们在这之间平衡着什么？分量在哪？分寸在哪？交接点在哪？我们现在的困惑不再是惟恐没有新生事物、惟恐不能突围而出，最困扰我们的应该是标准和界限。很多东西被模糊掉了，我们几乎无法定位，这兴许是文明和进步的一种标志和结果，可我们依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的游戏规则。风起云涌的文学现场引发我们对文学之路何去何从的思考。

　　在文学创作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问一句：文学有自己独立的品质吗？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字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于时代之外，“文革”时期的文字受单一的政治力量的驱使，现如今的文字恰恰相反，受到诡秘灵活的多重暗示。我们常常说，现在是一个不能没有主持人但却没有大师的年代，大师在我们这个年代绝育，原因何在？如果这算是天时地利的影响，对于时代我们无能为力；至于人和，当务之急是一种负责任的创作心态，因为这依然是可控的，亦是比较可议论的。

　　一个文化与文学濒临绝境之声不绝于耳的时代，其实所有问题都不过“一件很新的中山装而已”。逐渐模式化、说教做作、亲历性缺失、“个人感怀少，公共感怀多”多年来引发连串争议，一部分作者们像是受了集体无意识的暗示，情感格调惊人相似，显露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审美局限。照远不照近、照虚不照实、照上不照下，无视来自受众来自民间来自大地来自心灵的声音，这样的作品远离真实、远离读者、远离现场、远离灵魂与品质，就是远离真正意义的主旋律。我们也看到很多作家向个人经验写作的转型。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不少作家就从时代的中心撤退，都依附于个人记忆与经验。显然，所谓亲历性与思想性的问题更多地还是与创作者的年代相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价值理念，“50后”作家群体转向个人经验的同时与更广阔复杂的历史对话，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寻求更有内向力的突破。在这个过程当中，亲历性、想象力、思想性相互混合撞击，亲历性其实也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个想象性的结果，它在传统叙事资源的基础上整合发酵，在自我宣泄中完成对思想性这种传统叙事资源的反拨。而另一方面，基于创作的“现代性焦虑”，写作者本人可能也陷入两难的困境：当现实的心灵与细节令人失望之时，一批对过往传统的叙事资源和记忆恋恋不舍的作者，出污泥而不染地回归思想性的撤退同样不是出于文学的外部压力或观念调整，而是调整技术处理的方式。

　　说到底，无论什么流派与风格，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根情苗言”的东西，容不得半点矫情，矫揉造作的人从事艺术创作不是没有，但是时间会说明问题，自由精神与善良意志同样能说明问题，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真切的情感和写作的诚意。尽管创作是一种有极大展开空间的个体行为，甚至可以虚构情节，但它同时需要诚意，需要自然而流畅的情感。如果在生活中作假情有可原的话，在作品中进行二度作假使创意归零。刘半农曾说：“明明是感情淡薄，却偏喜做出许多恳挚的‘怀旧’，或者‘送别’的诗来。明明是欲障未曾打破，却喜在空阔幽渺之处立论，说上许多可解不可解的话儿，弄得诗不像诗，偈不像偈。诸如此类，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里捣鬼。”“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他说的现象当然不只在诗界，在今天的文学界、艺术界也还是存在的。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