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事，像海市蜃楼般都结在云雾间，还未消散。现在的事，并不停留，衔接着过去，也在冉冉升腾。”——这是杨绛在《软红尘里·楔子》中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她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这一生，但感觉她就如同文中的那个“太白星君”，站在尘世之外，凝神观望。“过去的事”尚未消散，“现在的事”还在冉冉升腾，杨绛先生走过的这一个世纪未免面容模糊，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作为妻子和母亲，她的形象却异常清晰。“先生”一词既是一个称谓，亦能代表一种修为，它既表达出一份崇敬，也体现出一种精神。能称得起“先生”的男性究竟不多，女性更是寥寥，但杨绛称得起。

　　“先生”首先当是学问扎实。杨绛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她翻译的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语小说《堂吉诃德》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除此之外，她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卓有成就，她的戏剧、散文、小说一直都有不少读者。在沦陷时期创作的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虽然“缺乏斗争意义”，却是当时平头百姓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努力维持生活常态的精神面貌的呈现；散文《干校六记》，小说《洗澡》借用不同的文体，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知识分子改造，笔法诙谐，笔力节制，表达出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精神气度；而长篇散文《我们仨》中那个充满着爱与勇气的家庭尤令无数读者动容。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杨绛先生融合了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角色，这是许多后辈学人无法企及的。杨绛在《孟婆茶》中对自己的身份有这样的描述：“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找不到确定的“位子”恰恰说明在专业分工日益明晰的学术界，杨绛先生多重角色的独特性，或许也正因为此，她才不那么容易被类型化。

　　“不再生妄想”

　　“先生”当是有修为的。由“民国”到“新中国”，由“大学”到“研究所”，杨绛这一代知识分子始终处于“非学术”的时空中，如何生存又如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比如何学术更为艰难。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是离开这个满目疮痍的故国，跟随国民党政权避走台湾，还是留下来等待新中国的诞生？杨绛曾在《干校六记》中记述了她和钱锺书先生的一段对话：“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随后，她议论道：“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这段话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现代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苦恋”，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并不热衷政治，却始终葆有自己的原则。在她描写新中国成立初年知识分子经历政治运动淘洗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原则，她的清醒与智慧，她的坚韧与通达，以及她拿捏现实的分寸感。生活在那个年代，总不免受政治运动的裹挟，但两位先生并未受制于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都是超越政治的。

　　杨绛曾记述了一次“控诉大会”，那是“三反运动”期间，她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英国小说”。她原本不是控诉对象，却在大会上被一个从未见过的女生点名，控诉她上课“专谈恋爱”，她被骂得非常不堪，会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件事对杨绛震动很大，火气渐消之后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借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这种自尊和委屈是当时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状态，但如何自处呢？杨绛说：“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这不是逆来顺受，而是韧性的抵抗，而这种在政治风浪中的自处方式也延续到了《干校六记》中。钱锺书先生在为《干校六记》作序时提到它漏写了《运动记愧》，海外也曾有学者指出这本书存在道德盲点，但换个角度来看，其实这正是杨绛先生的处世态度。

　　杨绛性格坚韧，处世冷静，亦有一份旷达的看世眼光。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她提到父亲和她谈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得失时说：“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说起那个被鲁迅骂过的姑母杨荫榆，她也多一分理解和同情：“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对于蔓延大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潮，杨绛葆有时人难得的清醒。这大约也是她能在种种政治运动中从容自处的原因所在。

　　“不要紧”

　　20世纪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走出礼教的家庭之后，都面对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性别角色问题。有些积极投身社会，扮演社会角色，像杨绛先生提到的姑母杨荫榆，“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有些则仍然坚持贤妻良母的女性观，像冰心，始终认为妻子应该永远作为“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杨绛先生从未标榜过什么，甚至在有人赞许她和钱锺书这对夫妻是才子佳人时略有不满，但他们那令人艳羡的婚姻又怎能离得开她的精心呵护、细心经营。读《我们仨》，字里行间都是她对丈夫和女儿的眷眷深情。随便说个细节吧，杨绛生完孩子仍在医院休养，钱锺书每日到医院探望，常苦着脸叹息自己做错了事，不是打翻了墨水瓶染了房东的桌布，就是不小心砸坏了台灯，或是扭坏了门轴，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对于这句“不要紧”，钱锺书深信不疑，真的就放心了。回到寓所，杨绛修好了这些被弄坏的家什，而不善家事的钱锺书炖了鸡汤，剥了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她喝。这样的细节不胜枚举，弥漫着浓浓的平凡家庭的烟火气，令人感到亲近，温暖。冰心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知识女性的角色定位：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若以此对照，杨绛先生三者兼备，着实不易。

　　杨绛先生百岁的时候和《文汇报·笔会》有一个“坐在人生边上”笔谈，她说：“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一百年，能守住自己的小天地，守住平静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杨绛先生做到了。她的《隐身衣》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似乎可以作为“人生边上”最好的注脚：“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读了这段话，我们终能明白杨绛先生为何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终能明白为何杨绛先生始终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永远是那么的从容不迫。

　　（实习编辑：邢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