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当今我国的文学虽然作品很多，创作很繁荣，但是比得上经典的作品很少。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每个时代能够流传下来，并传诸后世的经典也不是很多。《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要归功于孔夫子。他老人家删诗三百。就是说收入《诗经》中的305首作品，是从上古无数的诗歌中选出来的。夏商周三代共历1800年，无论如何不止创作了300多首诗歌。有些见于《古诗源》的诗歌就没有入选《诗经》。近年郭店发掘的竹简中，又发现有10多首未收入《诗经》的佚诗。可见，文学作品要成为经典，并不那么容易！自然，这不能作为我们今天可以不追求经典的理由。
那么，历史上的经典作品究竟给我们今天的作家带来什么启示呢？这是颇值得加以深入讨论的问题。
要重视批评家、选家、选本的作用
我国文学种类繁多，诗、辞、歌、赋以迄各种散文、戏曲和小说，每类都留下一批堪称经典的作品。今天更有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诸多新的门类。近年长篇小说的创作，竟年达三四千部。数量确实惊人！我不倾向于认为今天的文学就没有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而从历史上看，经典作品的形成，往往与优秀的批评家、选家和选本有很大关系。批评家一般应比普通读者有更高的鉴赏眼光，也比一般读者有更宽阔的阅读视野。批评本身就有褒优贬劣的功能，对广大读者起着阅读导向的作用。而优秀的选家实际上也是批评眼光很高的批评家，大多是历代文学修养高而又视野广阔的饱学之士。我们知道，没有孔子删诗，《诗经》就传不下来。没有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文选》所选的文章也难以传世。我们还要感谢《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没有他们的慧眼和努力，恐怕其中的诗文也难以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当然，选家如果眼拙，那又另当别论。选本的功劳在于它已经选优劣汰。比如《文选》就不但继承了前人选集的成果，还大多以“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列标准。这样就利于广泛传播，利于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同。这里，读者的作用自不可轻视。事实上，只有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都认可、都叫好的作品才能够成为经典。虽然读者的审美口味往往与作品的培养相关。但不同时代由于社会的变化，读者的口味也不断在变。在众口难调中，能被历代读者都看好的作品，必定有作品自身的原因。并非所有作品都能够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所认同。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在某一时代走红的作品，到了另一时代，读者却弃之若敝屣。但真正具有很高文学性、具有很高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的作品，即使一时被埋没，终归也会被后人所发现。而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旧作中发现珍珠那样的作品，却也主要靠具有慧眼的批评家。因而，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加强文学批评，也必须提倡编选更多的文学选本。现代以来，像《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的选本，对帮助其中许多作品成为经典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红色经典”被认可，与当时许多批评家的评论并非没有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各项文学作品的评奖，有许多批评家参与评选，最后编集出版，也是有助于当今文学的经典化的。所以我们的出版社应该多出版些当代文学精选的选本。我相信，出版社多有批评眼光很高的编辑，当然，也可以请比较成熟的批评家参加编选。
要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和作品文学语言的功力
经典作品所以会成为经典，从根本上说，自然跟文本自身的质量相关。首先跟文本的文学性和语言功力相关。
文学性虽非与文学的内容无关，却偏重于形式构成的完美。文学是语言符号的艺术，文学语言也是文学作品最可见的形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社会情境都靠语言去描绘。语言的美无疑对文学作品十分重要。文学语言不但要美，还得有独创性，要有形式主义者所主张的“陌生化”。因为语言的词语或句式反复使用，用多了、用滥了，就会产生阅读的疲劳感，就会丧失新鲜的表现力。所以文学家必须讲究语言，讲究语言的精练、形象和生动，讲究“陈言之务去”。俗话说，第一个把女人比做“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做“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做“花”的是蠢才。这说的就是同样的词语句式用多了，表现力会递减的例子。同样写离情愁绪，古今诗歌何止成千上万。李清照写出《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别的不说，单看她的语言是多么出色！多么精练、平白而又富于独创性！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但把愁的氛围渲染烘托出来，而且字词用法大胆，突破前人窠臼，用得极有创造性，从而也就极富表现力。此词写“愁”可谓独步千古，成为经典之作，跟她全词的用字造句都极讲究，非常生动、鲜明、贴切完全分不开。当然，她的诗词有许多都成经典，跟那时她面对国破家亡的重大历史变故相关，她的愁既是个人的愁，也是家亡、国恨的愁，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此词成为经典，得力于她的艺术表现和用词造句的文学功力，也是不容怀疑的。所有的经典文学作品，包括散文、戏剧、小说都如此。王勃的《滕王阁序》、王实甫的《西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人们同样可以举出语言非常精美的许多例子。《水浒传》中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其中的描写：却说第一拳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是开了个酱油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第二拳打在眼眶眼梢，“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打在太阳穴上，“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你看，又何等具体、生动、形象。文学的形式虽然不限于语言，但语言却是文学形式的第一要素。当今语言修辞的手段比古代远为丰富得多，这就给作家在语言运用方面创造了更大更自由的空间。我以为，语言好，这应是经典文学作品给予我们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有些作者，下笔千言，汪洋恣肆，但语言拖沓、啰唆，缺乏表现力，这样的作品自然难以成为经典。
其次，作品的结构也是构成文学性、文学作品美的重要因素。结构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桥梁，或者说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一种表现，是文学作品构思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国古典文学讲究写文章要“豹头、猪肚、凤尾”。这其实指结构美的一种布局，讲的是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要漂亮，中间的部分则需要内容扎实。前人讲戏剧的结构有“起、承、转、合”之说，指的是结构中要注意情节的波澜起伏，不应使情节平直发展，应有曲折，给人以峰回路转，使读者产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符合多样统一的美学规律，也是前人艺术创造的经验之谈，所谓“一中有变，变中有一”。还有讲究结构的均匀、平衡、对称等等，也是结构美的规律。在大而复杂的作品里，结构尤为重要。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曾比之为“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清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得更明白：“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求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而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茅盾在谈到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构思时也指出：“如果拿建筑作比喻，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比作一座花园，花园内一处处楼台庭院各自成为独立完整的小单位，各有它的格局，这好比长篇小说的各章（回），各有重点、有高峰、自成局面；各有重点的各章错综相间，形成了整个小说波澜，也好比各个自成格局、个性不同的亭台、水榭、湖山石、花树等等，形成了整个花园的有雄伟也有幽雅，有辽阔也有曲折的局面。我以为我们的长篇古典小说就是依靠这种结构方法达到下列的目的：长到百万字却舒卷自如，大小故事纷纭杂综，然而安排得各得其所。”长篇小说如此，短篇小说或戏剧、散文、诗歌又何尝不如此。当然，也有大才气的作家边写边进行结构的。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有些作家却很不重视作品的结构，或致作品结构松散，或致结构倚轻倚重，或致作品虎头蛇尾，毫无章法完整、均衡之美，这样，自然无助于它成为经典。[NextPage]
要重视作品内容的厚重与深刻
光语言好、结构好，艺术上颇完美，而内容不好或单薄，要成为经典作品恐怕也难。这方面，长篇小说像四大古典名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之成为经典，固然除了语言好、结构好，艺术追求高，还跟它们内容的厚重和深刻分不开。读者从中不仅能认识许多生动的见所未见的人物形象，还能见识不同时代的历史画卷，包括不同时代的文化和人们的想象。一首诗、一篇散文或短篇小说，在内容的厚重上尽管不能跟长篇小说比，但它们也不是不可能成为经典，这恐怕与作品创造了一定典型性分不开。也就是说，读者能够从作品里以小见大，以个别见一般、见普遍。一首爱情诗，如果能够写出普遍的人性，使不同的读者都因作品写得真实而受到感动，它也可能成为经典。如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诗虽短，却不失为经典，因为它非常出色地表现了恋爱的人们普遍具有的情思。鲁迅的《阿Q正传》和《祝福》都非长篇，但因塑造了阿Q和祥林嫂的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从中不仅看到两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而且看到一整个历史时代。这样的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实际上就是对人性的深刻把握。文学是人学。人的性格、人的思想和情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文学要表现的重要内容。文学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中，人是审美的中心，文学描写的中心，也是文学内容的中心。从审美的视角深刻而真实地去把握人、描写人，这是文学经典作品所共有的特征。所谓深刻而真实地把握人、描写人，虽也包括写人的外表和行动，更重要的是表现人的内心思想和情感，也就是说，应从审美的维度多层面多侧面地来描写人、描写人性。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而只是指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性是具体的，是历史形成的。马克思曾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事实上，具体的人，不仅有共同的人性，还有民族性、阶级性、阶层性、党派性、乃至家族性等不同层面的共同人性。而人是从动物演化来的，它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动物性。人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文学典型人物形象的基础。如果抽象地去表现人，那样就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公式化。具体地描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条件下的活生生的人，写出这样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文学经典表明，这是通向创作典型人物成功形象的必由之路。黑格尔曾援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的形象为例，说阿喀琉斯爱他的母亲，忠实于朋友的友谊，对敌人残酷无情，而对被他杀死的赫克托尔的父亲的悲伤，又因想起自己的老父亲，不禁产生同情。黑格尔赞叹道：“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他称赞荷马笔下的人物，“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实际上，阿喀琉斯形象的丰富的人性、人情的描写，正是希腊古代那种人物典型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生动反映。虽然，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丹纳在评论巴尔扎克对人的描写时，也曾指出巴尔扎克如何从方方面面的种种细节上去描写他笔下的人物：“人物经过这样一番冗长的逐部描写，看去多么突出，多么显眼。我们把他的一切动作和全身部分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变成了真的人，清楚而有力地印入了我们的记忆和信念！他和真人多么相似，使人产生幻觉——因为真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它有说不尽的琐事细节，这些琐事细节又说不尽地细微轻妙。我们内心的人把他的痕印留在外表生活上，留在住房、家具、用器上，留在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上，为说明完整的人，便须要说明这一切痕印。反过来，须要把这一切痕印拼凑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你所吃的菜肴，你所吸的空气，环绕在你周围的房屋，你所读的书籍，你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即使是最细小的习惯，你曾经历过的即使是最不自觉的环境，共同做成了你现在这个人。无限数的努力集中起来，造成你的个性，你的个性发挥出来又成为无限数的光线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又把它们向无限的空间像扇子似的放射开去。就是为此，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绝对不同于别的存在。它复杂多变，不可方物，是一个深渊，惟有透视力极强的天才和极渊博的学者才能窥见它的底奥。我敢说，在这里，巴尔扎克已经登上了莎士比亚的高峰。”巴尔扎克的具体描写手法，后人不一定仿效。但巴尔扎克对笔下人物的描写所体现的从自然性到社会性、从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去把握人的原则，却仍然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现在不少作品写不出典型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作家往往不能全面地真实地生动地去描写具体的人及其人性。所以，尽管作品中写了许多人物，却大多难以被读者记住。中国和外国的众多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跟这些作品都创造出大批典型人物的生动形象，从而深刻地真实地描写了人性分不开。
要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性
文学虽非思想的单纯载体，但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却不能不与它的思想倾向性密切相关。文学作品总要通过自己所刻画的艺术形象体系表现一定的思想倾向。文学的思想倾向性，向来也是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文学作品寄托和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倾向，常常决定它的品位的高下及其社会作用的正负。因而，它并非与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无关。
所谓思想倾向，也即思想导向。它包含作家的人生理想和理性追求，体现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在其支配下的对人生的思考和期盼。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更深刻的认识。“理想”总是因不满于“现实”而产生，它超越于现实并往往成为改造现实的蓝图。但它又总在某种程度上根源于现实、与现实相联系。马克思曾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的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际上，人对世界的任何改变或改造，都需要有预想，也即需要有一定的理想。理想的能力属于人的本质特性，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人的意志追求比现实更美更好的愿望的体现。理想的产生固然与人的理性推理能力分不开，也与人的想象力、幻想力分不开。人总是先有理想，从而引导自己去进行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实践。文学之所以有思想倾向性，这是因为作家作为社会的人，必然会有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一定有自己不同的理想和理性追求，而且也必然会在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理想是作家思想中最具导向的部分，它代表作家所追求的愿景。作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写，并非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像银版照相那样。他总要透过自己所站的思想高度、理想高度，去烛照现实、评判现实、理解现实，从而形成作品的一定思想倾向性。正因此，作家对现实的一切都怀有特定的认识视角和相应的评价标准与态度，使他能够揭露和批判现实中的丑恶面、黑暗面，赞美和歌颂现实中的美好面、光明面，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鲜明的思想导向。
我国古代“诗言志”的说法就表明对于文学表达情与意的思想内容的重视；而“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传统，都正是重视文学思想性的传统。在我国传统文论中，刘勰论文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而“胸臆”、“胸襟”二词表达的也是人们的思想襟怀。张戒论诗：“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叶燮论人之胸襟为诗文之基，也指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依他的解释，胸襟就十分接近思想倾向性的概念了。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美的理式说。他的“理式”虽属客观唯心主义，但他已认识到美包含有理性的追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虽然主张艺术的“模仿说”，但他也认为“艺术家应该对原物范本有所改进”，要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进行创造性的摹仿。这事实上就承认文学艺术的理想性和思想倾向性。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曾主张艺术要“寓教于乐”。他说：“一出戏因为有许多光辉的思想，人物刻画又非常恰当，纵使它没有什么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是比起内容贫乏、（在语言上）徒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能使观众喜爱，更能使他们流连忘返。”
可见，文学艺术具有思想倾向性也是为古代西方许多学者所认识的。
所以，笼统地否定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所制约的理性、理想和幻想，否定作家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幻想力，那就等于否定人的意志和能动性，否定人作为主体能够完善自己和改造客体世界的最重要最本质的力量，实际上也否定了文学应有的思想导向性。
与人性有关，也与作品的思想内容、思想倾向有关的就是作家对人的态度问题，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总是对人怀着爱心，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弱者的怜悯，怀着对人类变得更崇高更美好更进步的理想追求。它往往构成文学作品思想倾向性的核心。笼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固然批判过资产阶级侈谈人道主义的虚伪，但并没有否定人道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和伟大历史进步作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与古代基督教人道主义有着渊源的关系，并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为彻底的发展”。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早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可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传统人道主义虽有差异，却又一脉相承。在主张人类要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上并无差异。它只是把人道主义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主张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生产力大发展，从而达到那崇高的美好的目标。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道主义作为进步的思想潮流和倾向，无疑应当继续成为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导向之一。我以为，这样是有助于我国文学产生更多的经典作品的。不同时代的经典文学作品总往往体现自己时代的思想高度，在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无疑也应当有自己的时代思想高度。对此如果加以忽视，不作努力追求，要期待作品成为经典，恐怕也是很难的。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