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诗歌创作情况按时切割及量化并不完全科学，但从传播与现象层面略观2013年度中国诗歌貌状，仍可见这一年诗歌温度之热情洋溢，虽然基本没形成显要和持续的热点与亮点，总体走势平缓，仍继续处于量的积累过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标准的辨识持续成为年度诗歌图景的主线。
一、传媒 活动
诗歌的标准当然来自创作实践，有传播的平台便会有好诗产生的可能，网络平台与传统纸媒的互补日益紧密，如《诗刊》《诗选刊》《诗潮》持续开设“网络诗选”“博客诗精选”栏目，《绿风》、《中国诗歌》先后推出网络诗选专号，而新传媒作用继续漫延，在网站、网刊之外，微博、微信、手机以短跑姿态与漫步的博客配合，一些诗歌公共博客有着相当的人气与影响力，这种信息互动与及时的轻阅读的动态优势，亦被周期长、内容设置相对稳定的传统刊物所参考。公共博客及民刊也会对诗歌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当它的办理者多是有闲有爱好却欠缺相应的写作水平和评判能力、当它反复跟踪“知名”诗人时，虚幻的星光难免失常，诗歌标准亦会误识。
在一个广泛的传播时代里，短平快的诗界活动自然频繁，其“特别”“重要”在事后综述里常显得用劲和别出心裁，但相当部分仍属于区域与群体间的文化消费，“朗诵会”成为一场场此伏彼起的自娱自乐的“诗歌节”、“论坛”的招牌环节。这一年，诗歌活动仍主要由中年诗人推动，坚持着的诗人们都在一步一个台阶，向着诗的方向认真打量和摸索，80后诗歌开始拉开差距发力，部分90后开始崭露，关于特殊年龄段及大众层面的诗歌普及局部地继续，任溶溶《我成了个隐身人》、安武林《月光下的蝈蝈》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优秀诗歌奖，中国诗歌学会等举办全国中小学生优秀诗歌奖，江南时报、贵州都市报、三晋都市报等开辟定期诗歌专版，另如央视春节诗会、广东小学生诗歌节、上海90后中学生原创诗朗诵会、诗生活网“新诗实验课”、上海“诗歌来到美术馆”等活动持续推动着诗意的公益性能。
层次不一的评奖同样频繁。鄂、辽、冀、湘、黔均有省级诗奖产生，星星、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和十月继续各自的刊物奖，由各地联合诗报刊、民间文学组织、以及个人名义产生的诗歌奖层出不穷。评奖连绵，至少使2013年的诗歌表面达到了多姿多彩。其中，部分评奖趋于“三高”（金额、嘉宾身份地位、仪式场面物质条件的讲究）状态，结果却并很给说真正让诗高兴，它们有时难免是自得其乐的非诗娱乐。
诗歌的标准是传媒、活动与评奖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活动与评奖的动因之一也正源于对“标准”的深入寻求与争鸣。年初，徐敬亚、韩庆成借助《特区文学》、《诗歌月刊》并以中国诗歌流派网为平台，倡导要“把李白从汉字里挑出来”，类似的心愿也体现于以网络为主要平台的“中国网络诗歌抽样读本”、“好诗榜”、“劲诗榜”、“新世纪诗典”及“中国好诗歌”等举动，它们体现出对诗歌标准的多层级的探寻。
虽然各种诗歌评奖活动体现了对“好诗”的要求和希望，其中存在的判断与分歧又是明显的，引发争鸣甚至争吵。传播平台的自在与交流环境的开放，使口语与日常主义写作、乡土诗、古典主义等均有理由自立；而透过这些观念及观点之主观枝节，我们会发现并感慨：今天，一个选本、一个奖、一首诗、一个诗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诗界的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基本不再！？
网络、传媒与活动对于诗歌而言都是必要和应该，动态，至少不使之成为凝固的“化石”，百花齐放，重要是放。而到底何为好诗？标准是什么？真正的答案，只能在持续的写作实践中。
二、文本 现实
这一年诗歌更加面向现实和介入生活，甚至相互呈现高浓度混合状，在经典性的回顾之余，诗歌与诗人共同面临的“现实”，使往昔作为传播策略的“先锋诗”、“知识分子”、“民间写作”“地域写作”等命题在大同的传播时空和日常环境里已然淡化。
一方面，信息化现时环境与及多样而实在的日常生命与生活处境促进了“情感”的丰满与复杂，亦有助于诗歌更有效地介入社会、抵达心灵，数字化传播不断激活和对语言进行翻新处理，诗歌创作整体成熟行进，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语感与情感表达都因真实而鲜活出新。但若苛刻看，泥沙俱下的众多诗歌文本在大传播时空里密集飞舞，出类拔萃的诗作几未出现，诗歌块状推进，文本相互距离并不明显。可以说，今天的诗歌并非贴近现实面向时代与否而是如何重新认识现实和整理自我的问题，这也导致了诗界的争吵与诗歌标准的紊乱。
类似乱象也引起界内注意。《星星》理论刊全年开辟“诗歌的现实境遇与生存状态”栏目，就“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诗歌写作问题”（陈超）、“诗歌与现实之古老的敌意与精神难度”（霍俊明）问题探讨“微博时代的诗歌之路”（刘波），辨识“灵魂话语缺失的迷途”（罗雨）、“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话语困境”（卢山）和“现代诗大众化的三个维度”（魏巍），力求“贴地飞行与良心写作”（范云晶），“于平淡处见奇崛”（卢桢），显然的是，在这个“现实网罗下的浅诗歌时代”（赵卫峰），如何使诗歌从无序的私人化、随意性和庸碌状态里挺胸让“现实”从“鸡毛蒜皮”般的日常与同质经验里抬头，使生存与生命的更价值部分在新媒体环境里重整旗鼓，是个长期性命题。
同时我们也乐观地看到，立足于现实是认真仰望高处与远方的启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也较好地体现于及时的介入和对大小环境的责任心、爱心和承担意识，这类诗作使芜杂的诗园葆有了醒目的清新与绿意。2013年3月，3岁因病失明、自学文学、出版诗集《灵魂的香味》的盲人女诗人李芳洲作品网络直播朗诵音乐会在四川传媒学院上演，引起关注；现年过六旬李芳洲用“听教材”方式艰苦自学，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十多年来已帮助超过2000人。4月，四川雅安7.0级地震举世瞩目，众多诗人及媒介及时响应，以诗祈福，《星星》出版“雅安地震”诗歌特刊。8月，梁平获《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其长诗《汶川故事》“作为一个重大题材的国家叙事，充满了文化的思索与哲学的探求，达到了新的高度（张清华）”。
无论时光如何转变，关于苦难与重生、自强与不息都肯定是民族记忆与文化传统中的经久的正能量。初秋，前富士康流水线工人郭金牛捧出诗集《纸上还乡》，他写着：“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662大巴车662次乘坐/662大巴车不是起点也不终点/它经过罗租工业区，石岩镇，和高尔夫球场/就象我经过小学初中和大学……”，这是值得诗歌微观的另一种“现实”，另一种“还乡”！
“还乡”之路当然不全是严峻和悲情的色泽，它本身也考验着诗歌对现实的态度与关系。从各刊物年度评奖看，“现实主义”都是重要的参照系。诗歌的流派、审美趣味似“肉”，情感、语言如“骨”，“真”则是灵魂，它也包括了求真和较真，而今，诗之“真”正日益高要求——用人性、知识 “善”与“美”和“经验”进行甄别、校对和平衡的要求，已提上好诗人前行的日程。
三、交流 翻译
作为诗歌交流承载渠道之一的民办报刊的存在，是中国诗歌生成与传播的特色现象，它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诗艺的纯粹传播、对审美更新的期望，从《现代禅诗》、《元写作》、《文本》、《神性写作》等刊物名称不难看到这种专业化寻求的倾向。刊物终究只是诗歌承载与传播的“形式”，网络传播的影响和经济基础的转变，使“民刊”的定义及内涵在这一年持续变化，以往关于“民刊”的评判环境其实已有显著改变，“民刊”现象中危险而无奈的倾向是不自同不自主——它因没有了以往面对的意识形态墙壁而出现了“枷锁”相对解除后的茫然、无主之态，越来越多的民刊成为精力、经济的盲目消耗，成为不认真写作者或文学活动者聊以自慰的玩具。在今天，“诗歌民刊”若以“诗歌自主出版物”为名更为妥切。民办诗歌报刊的存在是创作交流与传播的本能需要，亦是对诗歌标准寻求的结果之一，自主出版的结果使民刊的认识与定义出现了变化，如《中国诗歌》、《中国诗人》、《诗江南》、《诗建设》、《星河》、《海峡诗人》等持续出版，已成为重要或特色的传播平台。
同仁性、地方性诗歌状态的不定期剪辑与缩影是2013年民刊主要特色，如《陕西诗歌》、《天津诗人》、《河南诗人》等；尽管如今已非民刊存在的合适时空，但仍有《诗品》《元知》等十来种民刊新生，它们与《当代诗人》、《诗歌现场》、《地下》、《诗东西》等持续着的民刊共同构成了当代诗歌的别样风景。民刊相互间以及它与非民刊的合力近年来逐渐加大，《诗歌月刊》、《中国诗歌》、《诗刊》均在这一年出版“全国民刊社团专号”、“民刊诗选”、“年度诗选专号”。
中外诗歌的相互交流仿佛是“全球化”的具体写照。今年，中国诗歌在外屡获认可。西川、王家新、赵丽宏分别在获美、韩和塞尔维亚诗歌奖，山东女诗人毛秀璞、香港80后宋子江诗作亦分别在意大利、波兰获奖。中外诗歌交流度扩大的潜在动力是国民综合文学素养的提升使然，年初，诺奖获得者辛波斯卡诗集《万物静默如谜》被评为“新浪中国好书榜·2012年度十大好书”，是为该活动举办四届以来唯一入选的诗集。诗歌的有关译介工作如今有相当部分属于自发行为，如徐淳刚译布考斯基中文诗集《生来如此》自主出版，另有汉英读本《中国新诗300首》在加拿大出版等。
2013年，在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引进的同时，明迪主编、力图重新审视大陆当代诗状况的《新华夏集：当代中国诗选》在美出版。在这一年，王佐良、薛庆国、树才、北岛、梁永安、杨开显、赵振江、高兴、周瓒、舒丹丹、闵雪飞等均为读者提供了可观的诗歌译本。相关研讨与交流活动也可圈可点：4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位著名诗人参与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翻译与现代汉诗的发展座谈会在中国人大文学院举办，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国际诗会，北师大举国际文学周活动，以及中坤国际诗歌奖、香港国际诗歌节，以及中国诗歌代表团参加马来西亚“世界诗人大会”，英、日、法、韩等国诗人陆续到达京、沪、杭等地“以诗会友”，中外诗人、港台与大陆诗歌友好往来已屡见不鲜。
四、选本 出版
出版及选本方式使更多的佳作更可能集中和有效呈现，经典化的检验需要时间，遴选的工作却是必须。这一年，已具品牌效应的年度选本仍是重头。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2012年中国诗歌精选》、宗仁发《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洪子诚、程光炜主编30卷大型诗歌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及《中国2012年度诗歌精选》、《中国新诗年鉴2011-2012》、《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2012年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当代汉诗年鉴》、《2012年度好诗三百首》、《诗生活年选》、《中国当代短诗三百首》等一如既往沙里淘金，此外还有类型化选本如《自便诗年选》等亦纷至沓来。把网络诗歌海洋和数千种文学媒介的诗作再次编辑，“诗歌选本”做法是信息及传播时代里诗歌存在的另种妥善方式，是诗歌愉快于、有福于读者的合适方式。集束式展示也具选本性质，如《山东文学》出版“中国70后诗歌”专刊，《岁月》、《安徽文学》均以整期作为诗专号，《诗选刊》以第12期全景展示“代际诗歌”等。
虽然“淡化”但“地方性”始终是诗歌园林的重要一枝。2013年，不少诗歌活动以行政地理及地方文化区间命名或作为主题，“山东青年诗群研讨会”、“诗歌河南”、“当代湖州诗歌现象”、“湖广诗会”及“当代诗歌的地方性”研讨等遍地开花。《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越界与临在：江南新汉语诗歌12家》、《廊坊诗选》、《江南12人诗歌集》、《安徽诗歌》、《河南先锋诗歌论》、《重庆诗歌访谈》陆续出版，刘川鄂《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获湖北文学奖。在媒介方面，《星星》开辟“诗人地理”、《诗潮》设立“视野与版图”，《西部》启动“西部中国诗歌联展”等。
数字化背景里关于诗歌地理的关注与探望，是对新传播环境里诗歌生态的“自我”及“群体”的反应与调整，同样也是对诗歌标准的自觉叩问。更广泛地说，新传播时代里它的意义不仅是“文学地理学”或限于国内同比了，正如年初云南大学的中华文艺复兴论坛即以“拯救汉语，为母语中华之崛起”为主题，在北大举行的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主题则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创作与中国经验表达”。
2013年，春树、郑小琼、王东东、茱萸等优秀的80后诗人陆续结集，柏桦、洛夫、陈仲义、王光明、王小妮、翟永明、程一身、安琪、苏历铭等的诗书亦给诗界增添了新的重量与质感。李怡、易彬和陈培浩、阮援朝等关于穆旦、阮章竞的研究对当代诗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则“不仅标志着中国新诗史料工作的新高度，而且标志着新诗百年历史研究的新高度。（谢冕）”诗人为什么要出诗集？答案不一而足，随着区域及个人经济文化水平的变化，诗人的涌现、写作与传播的茁壮，诗歌结集出版情况渐呈常态，它显示了当代诗歌的活力和对诗文化的坚守与肯定。
综上，从欠缺方面看，“新传媒”对于诗歌的本该有“改造”意义与实践仍然成效甚微，诗歌内部矛盾依然继续，写作主体不断开启，写作的个人性表现仍欠突出，诗歌写作的难度降低、低质和同质的疾症仍未减轻——而值得肯定是，这一年，诗歌的普及、面向时代结合社会的中介作用逐步加大，更多的作者和读者进入到成熟诗歌队列，诗歌界面持续呈现多样化景观，对“现实”的用心辩证和对“标准”认真考量正被清醒重视，这无疑有助于下一时段诗歌生态的提升。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