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

　　无法抵达的东西总是更迷人，因此我更迷恋诗歌

　　南方日报：你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你如何看待这两种创作，它们在你的文学生活中，处于怎样的关系，分别满足了你的哪些表达诉求？

　　唐不遇：比起诗，散文更容易抵达，就像你身边某个熟悉的地方。而诗类似于卡夫卡的城堡，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抵达。无法抵达的东西，总是更迷人的。因此我更迷恋诗歌。

　　南方日报：作为出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代表诗人之一，你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如何看待80后诗人的写作？

　　唐不遇：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评价有两种极端，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诗歌生态最好的阶段，也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堕落了。我认为，这个时代诗歌的美学取向是多元的，各种诗歌思潮的碰撞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更细。在写作上，有趣的是，粗鄙化和新古典化的倾向都更加明显。对身体更为关注，更突出人的欲望特征。

　　说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不得不提到网络。网络带来的资源共享和交流的便捷性，也体现在了诗歌的生长上。网络使新一代诗人更快成长，写作状态更自由，弊端在于使诗歌写作粗鄙化、同质化、快餐化，总体上显得芜杂。

　　南方日报：你的写作资源和传承是什么？

　　唐不遇：我喜爱中国古典文学、西方现代文学以及“五四”文学。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诗歌，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很大影响，如叶芝、奥登、拉金、米沃什、阿米亥等，都是我心仪的诗人。我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简洁而悠远的表达。比如《世说新语》，细节非常传神，寥寥几笔就能把一个人写活。我渴望写出这样的文字，也渴望生活在那个时代，跟他们喝酒、打铁、弹琴、清谈。

　　南方日报：你说自己欣赏周作人，你欣赏他身上的什么，学到了什么？

　　唐不遇：我喜欢周作人的语言。很多人认为他的语言枯涩，我却读出了浓郁的诗意。比如，他的散文《鸟声》用两种鸟的叫声结尾：“啾唽，啾唽！”“嘎嘎！”这里表面看起来，麻雀似乎叫了两声，而啄木鸟只啄了一下，还这么急促，其实它们都是两声，不过麻雀琐碎的叫声在纸上描摹下来，是个双音词，啄木鸟的却是单音词，因此虽然都是两声，却从四个音节过渡到两个音节，从音调的优柔过渡到音调的干脆，并结束在这个连着口腔与内心的喉音上，一口气读下来，你会觉得，这实在是动听极了，简直就是诗。

　　南方日报：你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诗歌的创作，这在诗人中是很少见的。为什么能够保持这种创造力？

　　唐不遇：我不知道我是否保持了创造力，因为坚持写作和有没有创造力是不一样的。外国有很多诗人都是越写越好，到晚年达到写作的最高峰，比如叶芝、里尔克。杜甫也是这样。但这却成为中国现代汉语诗人的一大心病。因此，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将始终告诫自己：创造力的萎缩，是一个诗人最大的敌人。

　　关于时代

　　诗歌不应回避时事，也不应让时事绑架诗歌

　　南方日报：你如何看到现代诗在主流阅读和主流话语中的缺席？与此相对照的是，前一阵相当多的纪念海子的活动，他的诗篇在相当大的人群中流传，你怎么评价这些现象？

　　唐不遇：现代诗缺席主流阅读，这的确是很大的遗憾。想想盛唐，美妙的诗篇口口相传，这样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而海子的诗能够得到广泛流传，证明时代依然需要诗歌。2009年3月28日，我和朋友举办了一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诗歌朗诵会，就在珠海的海边。那天来了很多诗人、市民和学生，大家纷纷上台朗诵，有人专门朗诵了献给海子的诗。还有一个来自海子家乡——安徽安庆的年轻游客，也现场朗诵了海子的诗，场面动人。

　　南方日报：我们看到，在汶川地震等大规模灾难发生之后，诗歌又成为人们表达心声的最佳文体，可也有一些诗界人士认为，诗歌应与时事保持距离，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唐不遇：当我们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等诗篇，我们就知道诗歌不应该回避时事。与时事保持距离，我的理解是，不应让时事绑架诗歌。

　　南方日报：你的诗歌作品既从容、优雅，又保持了与时代的对话，是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或者说融合。

　　唐不遇：我追求写作的纯洁性，但我也希望自己有介入现实的勇气。这个消费、娱乐和政治结合的时代表现出了真正的复杂性，当前诗歌的困境即来源于此，活力也来源于此。我就像一个旅人，欣赏沿途的风景，不时俯向途中的泉水亲吻自己。但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东西，细小而坚硬，探进这个时代的瞳孔深处。

　　我比较注重诗歌的呼吸感和形式感，即使在最激烈的诗中，我也力求让语言显得凝练，克制，从而更具有一种内在张力。比如我的诗《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就是对一个时代重大事件的描述，三行一节，力图把情绪控制在意象和叙事的推进中，用细节和隐喻来展示力量。

　　南方日报：有评论者说，跟那种抒发型的诗人相对，你是“沉思型”的诗人，你认可这个说法吗？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诗人和作品？

　　唐不遇：诗永远离不开生命丰沛的表达。抒发不一定就是肤浅，甚至有时比沉思更能在语言上抵达本质。抒发型诗人和沉思型诗人可以成为诗的两个源头，都能产生伟大诗人，前者如聂鲁达、洛尔迦，后者如艾略特、里尔克、米沃什。而惠特曼、泰戈尔则很好地结合了这两者。

　　某种意义上，我的写作的确呈现出“沉思”的特质。新诗和古体诗都追求独特感受的瞬间表达，它们的区别在于，新诗受现代哲学的影响，更追求复杂性和深度。近两年我涉及最多的题材就是死亡。死亡意象以一种缤纷的方式进入我的诗。这与感受力有关，更是对生命的深入思考吧。

　　在写作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触及我。它掌管的领域更大。在这个神秘几乎宣告死亡的时代，我希望我的写作能使神秘复活，获得语言的开阔、野性和新的生命力。

　　关于广东

　　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真实地进入我的诗歌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诗人和作家，你如何看待这块土地？它与你的写作是什么关系？

　　唐不遇：我出生于广东，现在又生活在广东。除了大学四年，30多年来，我的生命基本上和这块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的老家在粤东山区，一个传统的客家农村。四岁那年我就下地割稻子，一镰割破了我的左手小指，指甲裂成两半，愈合后变成了畸形。

　　客家人看重耕读传统。小学我一边放牛，一边从村里到处借书看，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和《红岩》。中学时我成为家中的主劳力，那时我已经开始着迷诗歌。留在我记忆中的村庄，始终笼罩在猛烈的阳光下，一片金黄，我穿着沾满泥巴的裤子，在门楼下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儿童诗选》。从那本诗集中，我第一次读到了叶芝。

　　大学毕业，我来到珠三角工作，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开始真实地进入我的诗歌。在《坟墓工厂》中，我记录了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内心冲突。

　　南方日报：你是怎样开始写诗的？诗歌是你自我成长的工具吗？

　　唐不遇：我对诗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的初中语文老师黄小兰的影响，她喜欢写诗，家里有不少诗集。1993年冬，我从她那里借到了《歌德抒情诗选》和一本中国现代抒情诗选，从此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1998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大二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捧着一摞诗稿找到我的老师敬文东，请他给予指点。几天后，他把稿子还给我，上面附了张字条，指出我写作上的四个缺陷，并向我推荐了奥登和布罗茨基。我从图书馆借来卞之琳译的《英国诗选》，里面有4首奥登的诗，让我一下子找到了现代性的写作方向。那张字条我一直珍藏着。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能让我永久快乐，那就是诗。如果不写诗，我的生命就会像大地上的一只蚂蚁。而写诗，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就是一只蚂蚁。这种感觉真棒。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