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再次来到白居易和苏东坡的杭州，感谢你们把首届“诗建设”诗歌奖授予我。从我开始喜欢诗歌的少年时代算起，我学诗到今天正好20年。这20年来，我品尝到的写作的艰辛，要远多于愉悦，但这仅有的愉悦，却足以让人感受到生命最深的美好。

　　我自认是个对语言极其苛刻的人。然而诗歌对我更苛刻，狠狠地报复了我。十年来，我创作的诗歌不过百首而已，每一首都算得上呕心沥血，就像我尚算年轻的头上，每一根白发都沾着心血生长，——只是它们的产量显然更高。但正如我的名字所示，如果在唐代，我一定会成为写出那首不朽小诗的贾岛最称职的朋友，一起以苦吟为乐。

　　有时候我想，我是个中了诗歌魔咒的人，一刻也离不开诗，像只癞蛤蟆一样紧紧趴在冰凉的语言上，再也变不回童年时的那个王子。而作为癞蛤蟆，就得有癞蛤蟆的使命和追求：终其一生，就是要吃一口天鹅肉，写出一首好诗。

　　我是个诗人，也是个记者。一开始我以为当记者对我的写作毫无影响，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无论写诗还是当记者，其本质都是寻求自由，探求真相。这个黑暗、混沌、平庸、轻浮的时代用一种挑衅的姿态，逼迫我向杜甫致敬，写出那种个人性与时代性兼备的诗歌。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当今时代，做一个中国诗人是羞耻的吗？是的，但也许做一个中国记者更羞耻。诗人有着无法言说的痛苦，而记者却有着无法公开的痛苦。不过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真相卡住了喉咙，还是真相扼住了喉咙。”

　　对一个诗人来说，深刻的思想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凭借天才充分表现诗的自由。写作注定是不自由的。但诗最好的定义就是自由。自由是一种非凡的感受力，——有时候表现为一种痛苦。在文字缝隙间的每一次呼吸，不是在镣铐中跳舞，而是像风一样穿透灰尘。

　　当然，如何在诗中把握自由和真实，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不无矛盾地告诫自己：诗必须像自己的生命，熟悉而神秘；必须呈现一个深广的世界，像生活，让它的幽远包裹在切近的语言中；必须把批判精神修炼得更高，在迫近的危机中锻炼爱的能力，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人。

　　至于现代性和中国性，真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用诗来回答。相比这个问题，有些人更愿意考虑永恒的时间。

　　不错，我有一个古老的父亲，还有一个年轻的师傅。也许用师傅教授的技艺，我们只能够回到记忆里，而永远回不到父亲的怀抱里。但我也不怀疑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带着新的精神和道德力量，重返唐人的境界和气度。

　　虽然在当代谈论道德并不讨好，但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忽视道德。我们有必要把道德还原为一种魅力，一种高贵的求索，而不只是一套冰冷的、僵硬的、机器般的学生守则。我们不能把道德这个美好的词拱手让给庸俗的道学家，就像不能把祖国这个词拱手让给国家。

　　在令人喜爱的古诗中，我便处处读到淳朴的，沉着的，时而化为悲悯，时而化为山水的道德。甚至只要看到那些伟大的名字，我就能感受到一种富有精神深度的风骨。作为被深深的无力、悲观和虚无攫住的当代诗人，我们或许真的应该让个人经验清晰或复杂到一种道德的高度。

　　当然，更多的时候，诗在现代更像是祈祷词。今年年初，我们一家人去烧香拜菩萨。当我年方四岁的女儿跪下时，她说了一句让我极为震惊的祷词：“菩萨，祝你身体健康。”第一次，这么纯净无私的祷词，进入我烟雾缭绕的耳朵。我把它写进了诗中，并借用一位朋友的赞誉，把它命名为“第一祈祷词”。据我所知，这首直书其事的朴素的小诗感动了许多人。

　　我女儿的这句祷词，真正植根于人类美好的天性，也是极富创造性的诗。毫无疑问，这就是伟大的诗。也许终其一生，我所写的东西都达不到她的这种心灵的分量，我应该转过身去，奋勇直追。

　　2013年11月30日，杭州

　　（本文为首届“诗建设”诗歌奖新锐奖答奖辞）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