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是作为一个扶壁出现的，是许多诗人同行的一个参照点。正是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常提醒我们：尽管如今一再被我们谈论或写到，等级制度确实存在。这个等级制度并不能通过三段论的方法推演出来，也不能通过讨论得以解决。相反，我们每天的生活和写作还会使它不断更新，它通常关系到以下对立的因素：美与丑，真与假，仁慈与残酷，自由与专制。总之，等级制度对那些身在高层的人报以敬意，对那些身份卑微的人并非冷眼相看，而是嗤之以鼻。
“崇高”这个标签适用于布罗茨基的诗歌。他命中注定要做一个思想高傲的人的代表，藉此普希金在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作品中看到：“他从高处俯瞰生活。”
在他的一篇散文中，布罗茨基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文化的诗人。布罗茨基本人也是一个文化的诗人，很可能这正是他的创作与这个世纪最深的潮流暗合的原因，在被灭绝的威胁下，人在这个世纪里发现他的过去是一座难以穷尽的迷宫。穿透这座迷宫的最深处，我们发现从过去保留下来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分化原则的产物。身在古拉格集中营的曼德尔施塔姆疯狂地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这种事实源于注定要灭绝的暴政和退化。曼德尔施塔姆向狱中的一对难友朗诵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它持续着。
跨越数十年来并不新奇的俄罗斯语言，布罗茨基用他的诗歌建立了一座桥梁，通向他前辈的诗歌，通向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他并非一位政治诗人，因为他不屑于和那些不足挂齿的对手争论。相反，他把写诗作为一种特殊活动，从而摆脱了任何一种来自时代的明显约束。
直奔一个目标，拒绝因要求注意的声音而转向。这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识别什么是重要的，并像斧头一样只砍向这个目标。这正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能够做到的，他们也因此值得钦佩。
布罗茨基的生活和创造性的工作直奔完成，就像一只箭射向靶心。当然，这是一种错觉，就像普希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因此，一个人必须从不同方面想象它。命运直指它的靶心，而被命运支配的人只能破译它的主要路线，并理解——即使非常模糊——他受到了什么召唤。
布罗茨基的一个采访集《保持变化》被杰日·伊哥（Jerzy Illg）翻译过来，这本书让我感到无限惊奇。只要想一下他不得不略去的有多少——对别人来说，这正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东西：马列主义，苏维埃主义，民族主义，尼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一、二十个其它主义。
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积极介入的持不同政见者，像他的朋友托马斯·温克洛瓦（Tomas Venclowa）那样。他本应考虑改革政府。他本应写先锋诗。他本应成为一个弗洛伊德的信徒。他本应向结构主义致敬。根本没有那回事儿。
生活如同一则道德寓言。这位诗人被国家囚禁并被国家判刑，又被国家流放，而在他去世后，那个国家的首脑却对着他的棺木下跪。一个神话，然而它确实这样发生了，在我们这个几乎像神话故事一样的世纪里。
他讲话时像个权威人物。很可能他年轻时令人不能容忍正因为那份自信，他身边那些人定然把他视为傲慢。那份自信其实是他用于和别人相处的一个防护装置，以掩饰他内心的犹豫不决，当然只限于当他感到不得不那样做，而且只有那样做时，尽管他自己也不明所以。要不是出于傲慢，他就不会退学。后来，他常为此而后悔，正如他本人承认的。在他被审判期间，比他还不自信的人可能不像他表现的那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当局也没有预料到；而且，他们没想到他们正无意间使他出名。
十四岁时，他通过了海军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却被拒绝了，仅仅因为他身份证上“民族”标题下面的记录。我尽力想象他成为一名海军学生的情形。一名军官？莱蒙托夫？
亚里山大·沃特（Aleksander Wat）希望俄国文学“和敌人决裂”，他和他彼得堡的朋友们都走在这条路上。他们既不想成为苏维埃分子，也不想成为反苏维埃分子；他们只想成为一个前苏联人。当然，布罗茨基并非一位政治诗人。不过，他写了许多即兴诗（关于马沙尔·朱可夫的葬礼，阿富汗战争，柏林墙，波兰的军事法），在西勒西亚（Silesia）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感谢波兰人推翻了一大罪恶，共产主义。纽约的艺术文学研究院与学院表决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为国外成员，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辞去了研究院的职务以示抗议，并因此名噪一时。
听命于语言这个要素，或（因为这对他是同样的事）缪斯的呼唤，他声称诗人不仅必须要取悦当代人，更要向前辈致意。他提到的前辈的名字是莱蒙诺索夫（Lomonosov），康特马（Kantemir），杰尔查文（Derzhavin），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他的俄罗斯诗歌王国比历史更持久，这符合他的信念：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伟大，并能挑选自己的人为它服务。
他能够将别人作为偶像崇拜。他过去常说如果自己能被称为奥登的追随者，他将会非常满意。他不否定那些写“自由诗”的人，但他对格律诗人特别崇敬：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弗罗斯特，勒内·玛利亚·里尔克。他认为诗歌就是跨时代的对话，因此他和贺拉斯以及奥维德交谈（通过俄文译本）。正如他说的，他更喜欢奥维德，因为他的意象，尽管他的诗在韵律上不太令人感兴趣，并坚持写传统的六音步诗。另一方面，贺拉斯写了各种类型的大量格律诗，促使布罗茨基和他一争高下。
把布罗茨基想象成一个放荡不羁的诗人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放荡不羁定义为一种处于社会与政府边缘的环境，他年轻时在列宁格勒属于它。他在各个行业都是能手，他们决不只是虚构的，只对就业证据分析才有用处。他通常“像牛一样耕地”。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致谢词中他这样说。因为它可以给不懂英语，“太阳下最懒的人”提供工作。作为一位教师，他对工作认真负责，这似乎使他的学生受益良多。他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背诵数千行诗句；没有别的教授敢用如此老套的教学方法。如果有学生在上课时说了特别愚蠢的话（例如，来自政治上幼稚的美国人的全部节目），布罗茨基会把他扔出教室。
当他还在俄罗斯时，那种自我教育的热情就已经使他被动地掌握了英语；后来，他很快获得了用这种语言自由说话和写作的能力。他用英语创作的散文，以及他对自己的诗所做的富有韵律感的翻译，其中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这只能是真正的巨力型劳作的结果。
在当代欧洲诗歌中，他认为波兰诗歌是最有趣的。在列宁格勒时，他只接触到波兰诗歌的一些片段，却是相当重要的作品：从诺尔维德（Norwid）到盖西尼斯基（Galczynski）。他的翻译也包括我的一些诗。在流放期间，他翻译了我的《献给N.N.的挽歌》，碰巧的是，我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抒情诗的观念，即抒情诗应是被保留的自传，即使只有十分之一被保留下来。他认为诗人逃入散文写作，是出于将自身的经历保存到十分之九这种压力。他读了我的《论诗》俄译本，出自娜塔莉亚·高巴纳甫斯卡娅（Natalia Gorbanevskaia）的精彩译笔。1982年，该书以诗论（Poeticheskii traktat）为名由安娜堡出版社的阿尔迪斯（Ardis）分社出版于美国，它专营俄文书。
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他是“俄罗斯语言”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在他看来，诗歌是语言的最高成就，他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如果拿波兰遗产来类推，我们依附于克拉西斯基（Krasicki），特姆贝基（Trembecki），密茨凯维奇就可以理解了。然而，和当时俄罗斯发生在情况相比，波兰的青年一代是个空白点（除了博勒斯劳·勒斯棉[Boleslaw Lesmian]），并且只有斯卡曼德小组的诗人才能和俄罗斯的阿克梅派那一代诗人竞争。
他们中会有人像曼德尔施塔姆或阿赫玛托娃那样被人依附吗？就我来说，那位诗人是亚劳斯劳·伊瓦斯克维茨（Jaroslaw Iwaszkiewicz），但是诗律革命却将他的才能迅速耗费了。
他过去常对学生说他们可能还不太熟悉摩西的十诫，但可以去学，因为只有十七条：十条诫律和七宗罪——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基础。他说他的缪斯，语言的精灵，是基督教的，这可以解释他诗中的旧约与新约主题。 慷慨是他的个性之一。朋友们总是感到他的礼物纷繁如雨从天而降。他时刻准备着与人为善，组织，筹划事务。但首先是赞美。其慷慨在他和沃尔科夫（Volkov）谈到阿赫玛托娃时表现得最明显。赞扬她的伟大，她的智慧，她的仁慈，以及她心灵的高贵！对他来说，一个诗人的伟大与诗人作为一个人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也许我弄错了，但我未察觉到这种特例：当他赞美一个诗人时，却同时承认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例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歌上是伟大的，却不必通过传记加以印证。这和他的信念是相符的：审美先于道德，甚至是道德的源泉。
关于阿赫玛托娃他说的最深刻的话，也许是关于所谓的创造性过程从总体上所说的最深刻的话，是他断言阿赫玛托娃在写《安魂曲》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面对被囚禁的儿子，她的痛苦是真诚的，而在写作时，她却感到虚假，就因为她不得不将她的感情塑造成形。形式利用情感的状态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并使情感寄生于它，就像是它的一部分。 他渴望有益于人。他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将百万份美国诗选的复印件散发到全国，紧挨着《圣经》，把它放在酒店和旅馆里。效法那个城市的美国艺术文学学院，他努力在罗马建立一个俄罗斯学院。他意识到俄国文学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果戈里的《死魂灵》是在罗马写成的，罗马经常出现于他自己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他写了威尼斯，这座他异常喜欢的城市）。他无心返回俄罗斯。看来，他的坟墓安置在威尼斯是合适的，就像斯特拉文斯基和贾吉列夫的坟墓一样。
想到布罗茨基，我想提出某种教育意义。我们还有人像他喜欢俄语那样喜欢我们的语言吗？紧随在这个偶像之后，这就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财富？我本人不反对波兰语中的嘘声和嘶嘶声吗？更糟的是，将那些无所不在的音节prze和przy读成“psheh”和“pshih”？然而，波兰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玻璃棺。我的一切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只有它能拯救我。
我们能尊敬我们的前辈吗，像他做的那样？或者我们只是相互嘲笑，彼此争吵？在文学的家庭里，其力量总是来自诗歌，伟大的诗人为何突然失去了合适的位置？密茨凯维奇，斯洛瓦茨（Slowacki），诺尔维德在那里——而我们这个世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在哪里？高姆博拉维茨（Gombrowicz），舒尔茨（Schulz），维特卡西（Witkacy）能取代斯卡曼德小组中众多大诗人的位置吗？
将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波兰诗歌加以比较研究将不得不从支配这两种语言的多种语法开始。将勒思棉的俄语诗歌，他的《聪明女人瓦西里沙（Vasilissa）之歌》和他的波兰诗歌相比如何？但他们的过去是不同的，他们的主题，以及1918年之后的文化背景也不相同。
一首诗距离它最初的记忆功能可以达到多远？对布罗茨基来说，语音和语义是不分割的。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对他来说，如果一首诗不能悄然进入一个人的记忆，那它根本不是诗。尽管波兰语语法不同，一个人仍然可以记住斯卡曼德（Skamander）的诗，这对盖西尼斯基的诗也是真实的。
无视格律规则，也不讲究押韵，这似乎是和二十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同时发生的，和诗歌数量的激增也大有关系。这在波兰已经发展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如果一个人把法国作为艺术潮流的榜样，保罗·瓦雷里是最后一个写格律诗的诗人，他站在诗歌意义开始衰退的边缘，直到它彻底从文学市场上消失。或许类似的情形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在其他国家。短语分散成词和碎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年来，与贺拉斯，维吉尔，以及奥维德的诗歌共存的传统结束了。是他们为各种语言的诗歌确立了规则。有人可能会在学校与文学的变化之间琢磨这种奇怪的对应性：诗律的变革与不再开设拉丁语的中学课程是同时发生的。
布罗茨基喜欢英语这门语言，也许是因为面对诗律的变革，可以说，英语似乎保持着更大的肌体力量。由于多种原因，这是可以列举的，维多利亚时代格律诗的终结起因于短语的重新调整，因为英语中的格律不像在意大利语中那样具有同样的意义，例如（莎士比亚作品的抑扬格五音步诗是“素体的”）。它的消失并非明显远离早期诗歌实践的结果。不过，布罗茨基认为弗罗斯特也许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并对爱德华·阿灵顿·罗宾逊（1869—1935）这个名字已久为人知的人物赞赏有加，这都是令人吃惊的。在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散文中，瓦尔特·惠特曼毫无影响，这也有点稀奇。
众所周知，1965年，托·史·艾略特去世，与此相关的唯一挽歌是由布罗茨基用俄语写成的。当时，艾略特已经跻身于文学的炼狱境界，那是声誉达到峰顶时的正常反应。但是，在俄罗斯他才刚刚被发现。正如布罗茨基承认的，后来他不再迷恋《四个四重奏》。总体而言，他认为现代主义（就这个词的昂格鲁—萨克森意义而言）的整个潮流对诗歌艺术是不健康的。
他谈到他这个世纪的政治，自古以来的雇佣观念：主权，暴君，奴隶。然而，关于艺术，他决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首先，他相信在每个社会里诗歌都比历史出名，而对它感兴趣的读者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其次，在诗人中不能谈平等，除了极少数很好的诗人之外，对他们来说，用“非常伟大”或“不太伟大”的标签是不恰当的。尽管他本能上主张平等，却反对任何划分成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做法，至于艺术，他和纳博科夫以及高姆博拉维茨一样持贵族的立场。
自从他去世之后，我经常想起他，试图将他遗赠给我们的经验加以命名。一个不曾读完中学的人，一个从不曾在大学搞过研究的人，如何成了一位被人文知识界的杰出人物认可的权威？他是聪明的，并非每个人都被赐予了那样的天赋。但还有其他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在列宁格勒他的同代人圈子里，前苏联那些年轻的诗人和翻译家如饥似渴地读书，他们阅读从图书馆以及二手书店里所能找到的一切图书，那种萦绕于心的阅读冲动令人震惊。他们还学习波兰语，正如布罗茨基所做的，为了阅读弄到手的波兰语西方文学。由他的生活史提供的经验是乐观的，因为它表明观念战胜了生存。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考虑，在波兰的青年作家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渴望自我教育的小组。
“除了抱怨，我允许自己做一切事情。”布罗茨基的这句话值得每个绝望以及考虑自杀的青年人深思。他冷静地接受了监禁，没有愤怒；他认为在前苏联的国家农场上铲粪是一种建设性的经历；被驱逐出俄罗斯之后，他决定像什么也没有改变那样做事；他把诺贝尔文学奖和他此前经历的命运多变等同看待。这位杳如远古的聪明人称许这种行为，但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见。
原题为“Notes about Brodsky”，译自“To begin where I am”，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1，P.421-430
（程一身 译）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