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我们现在的时代是非常困难又非常简单的一件事，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物质享乐的时代，充分商业化和信息高度沟通的时代。而这对文学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又将文学置于怎样的生态呢？韩少功说，现在的文学生态是一种“电子化的上古文学生态”。我想，置身于这种生态中，人们存在于博客、微博等各种信息交流的社区里，文字变成了一种像狗一样饿了就叫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生态中，存在的定义被改写为：我网故我在。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想从匿名的状态变成署名的状态，而这个署名又往往是个假名。在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被纳入了一种在线状态，成为一个链接，一个交流，一个表达，但却没有被表达的真正内涵。也就是说，全部东西到最后都变成了意见、看法、观点、反应和资讯，文学和思想却基本上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和写作二者都变成了消费。一切都呈现为流体状态，由于“在线”的原因，人变成了其中一个又一个中介环节。所有环扣都是衔接在一起的脱节。所有能量都是耗空。
如此一来，那些关于“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的人类最古老的追问，变成了“我在线上”，“我来自线上，去到线上”。那么，在这种信息过于膨胀，交流过于容易的时代，诗歌要做些什么呢？一个极为严酷的事实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仅仅使得意见、思想、咨询的接收和传递改变了性质，而且连使用的语言本身也变质了。无论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呈现一种“不在”的状态，我对此状态的定义是：你在你不在的地方，你是你不是的人。因为你只是要么在短信、手机里，要么在博客、e-mail、微信或微博里。存在的处所和定义变了。那么人是谁呢？人的肉体存在反而变成了一个偶然，一个不确定，元自我从根本上被改写了。在这样一种生命状态里，诗歌的元性质也被改变了。
上个世纪初，庞德、弗罗斯特、海明威那一代美国诗人、作家曾到欧洲“流放”，这种“流放”是一种词与肉身相互确认的流放。美国人因没有文学传统而自卑，因此他们到欧洲去朝拜，染一点儿元文学的味道，去成为自己的另一个人，一个“美国的欧洲人”，然后，再回到美国。他们经历了时空和地理意义上的身历其境的流浪，一种词与肉身合并在一起的、双重意义上的文学流浪。这个流浪改变了美国后来的文学性质，也使这些诗人和作家经历了文化变形和换位。比如艾略特就变成了一个“英国人”，庞德变成了半个欧洲人，弗罗斯特则变成了一个半地方性的美国人：他将超级帝国缩小为乡土新罕布什。但无论怎么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身临其境。他们的人生变动，他们的文学流浪和心灵放逐，是把整个生命带进去了的。不像当下这种网络的语言流浪形式，你在美国打开网络，可在语言意义上仍是置身于中国，因为你身在美国，上的却是新浪网和百度网。虚拟空间的发明，对语境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在这样一种变动之中，全球的政治领导人们也在改换自己的语言，所有国家都变得有点“公司化”，国家领导人变成CEO，统治语言越来越网络化、数字化、经济化。而统治者的政治生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几年一换，像是一种“政治的经期”。这样一来，统治者的语言变质了，政客的语言变成选举语言，变成了经济学语言，混合了数据、环保、人权、公关、福利等等成分，这些都在政治生态的意义上构成了统治语言。
如果连统治者的语言都如此，那么被统治阶层的语言又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人们的语言现在已变成了短信语言、微博语言、媒体语言、广告语言，连成一片且速度奇快。中国古代的语言最初要刻在铜鼎、甲骨上，是十分缓慢和有重量感的，后来慢慢进化成写在竹简上、绢帛上、纸上，直到现在写在“比特”上。这是一个越来越轻的历史演化过程。语言里面的物质性、实在性、肉身性和心灵性，伴随这样一个变动和衍化序列，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何为？就我个人的创作过程而言，我曾有意停写了八九年。我担心：我的写作会不会变成一种惯性的东西，会不会跟心灵和生活的处境脱离开来？词，会不会变得抽象，变得像呵气一样稀薄，像一种勾兑出来的东西，原酿的东西会不会已经从中消失了？勾兑的东西是没有时间的，它要么将时间看作格式化的配方，要么是对时间的取消。所以，在我写作暂停的这几年中，我是想要思考，我和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整体的关系，这里面的设计、确立、思考、批判在哪里？写作的根本理由又在哪里？单纯的美文意义上的“好诗”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它没有和存在、和不存在发生一种深刻联系的话。单纯写得好没有意义，因为那很可能是“词生词”的修辞结果。
记得1994 年，我在报纸上读到比尔·盖茨去台湾，一下飞机就对接机的台湾IT 界巨头说：我们这代人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消灭纸。盖茨的这个宣言，是一个最经典的电子时代宣言，它正告我们，当代电子资讯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资讯和资本联手后要干什么。他们要把一切“资讯化”。包括历史、思想、文学，所有这些类别的经典文本，都要加以资讯化。然后，使之变得和日常消息、生活的流水账、时尚潮流里的各种流行性元素、今天天气哈哈哈什么的，等等资讯化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他们甚至都懒得消灭思想和文学，他们非常民主地，中立地，与新闻消息、时政信息一视同仁地将思想和文学保存下来，分门别类，立此存照。在这样的框架和机制里，大家平等地竞争点击率、知名度、影响力。格式和架构变了，时间和空间、词和肉体世界的概念也变了。如果资本和全球IT 新贵连“纸”这种最后的、最接近灰烬的、最轻盈的实存样式也不能忍受，也不放过，那么“发生”又意味着什么呢：写作？学术？思想？批判？传播？捣鼓杂志和出版？看来发生和行动本身的定义，也得重新考量。
现代性已经丧失了哀痛和抵制，变成了资本和大数据的庆典。独特性的消失伴随着感伤和哀痛的消失。独特性被嵌入格式化时间，被归类，被存档。哀痛本身所包含的否定，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在大数据的运转中，委身于强有力的肯定。现代性：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后现代已大踏步地完成了对现代的僭越。
资本这个怪物，晚年的歌德一直在考虑怎么对付它。一百多年后，我一边阅读后半部《浮士德》，一边悲观地想：也许没辙。因为歌德提出的浮士德冲动，如果放在当下语境，里面不仅包含了资本的力量，也卷入了网络的力量和新青年的盲目性，还有愤怒的能量、亚文化话题的能量、贪婪的能量、骗的能量、试错以及纠错的能量。别忘了，浮士德冲动本身也资讯化了。其实很多东西，无论怎么公共化和经典化，在智力上也混不过去。但大众认可。电子碎片时代，真的是一个在心智上全面返祖的从众主义时代吗？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吗？看起来，诗的孤独是注定的，宿命的。因为任何将诗的语言变为共通语言的历史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仅仅将诗歌的事情放在写作的向度上考量是不够的，要把存在方式也放进来。写作，不仅仅是怎么写的问题，也是怎么存在的问题。
中国这个国家，从来写作都是政治的一部分，尤其是诗歌。你想要脱离政治来谈论优美、意义、崇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所理解的最好的诗歌写作，尤其是“大国写作”，一定要触及人的生命，人的存在的根本。在中国，触及人存在的根本而不触及政治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代诗意不必回避政治。但问题是“政治”在中国，正如“优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消费绑架了。人们理解和谈论的政治，并不一定是写作和思想意义上的政治。很多情况下，人们所理解的政治已经变成一个坏东西了，那样的坏政治可能只是一个行政的、管理的东西，用来跟媒体、资本、成功进行交易的东西，这是政治里面坏的一部分。我所理解的政治，一旦进入写作与思想层面，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让人激动的、好的东西。这样的政治，是你在生活的交易层面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更隐秘、更精神性、用想象加以建构和叙述的镜像。可惜我们将政治变得这么脏、这么焦虑，这太不可思议了。当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没有深刻的政治叙述了，只有“去政治化的政治”，只有新闻性质的事件和话题。政治世界就像被煮过的虫草，看起来一样，但是精华已经没有了。[NextPage]
词已是我的亡灵。我像鬼魂一样活在我的诗歌里面。今人读古人的诗歌时，像李白、杜甫、韩愈、黄庭坚，这些诗人都已是鬼魂。但古人的诗歌文本，会唤起今人对生命的领悟和拷问。诗意的深深触动，存在于不同时空的切换和隔开之间。最好的诗作，能变千年之隔为当下。伟大的诗人，不仅仅给读者一个当下的、实在的词之物象，他似乎将未来一百年之后、他所想象的那个幽灵般的读者，也包括了进来。换句话说，伟大的当下写者对于百年后的读者，是一个活生生的死者，被写作深处的某些神秘契约突然唤醒了，回魂了。写，就是对于读的违约。
现代诗里包含了一种对可读性的挑战，它要把可读性拉到最大的边界，再走出去就不可读了。追问诗的可读性，其实就是在追问诗的不可读性，甚至是诗的不可写性。可读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我能在何种程度上，将写与不可写，都写到诗歌里面去呢？把整个生命放进写作这样一件事情里面，一定有超乎于消费逻辑之外的某种东西，它一定不在成功学的浅薄逻辑里面。写，写到深处时，写到失魂时，其生命和理由都得从写作本身去确立和寻找。
理性思辨的东西，如果没有被手捂过，没有被嘴咀嚼过，没有被眼泪流过，没有被虫子咬过，它就进不了诗歌。一颗眼泪，用十万个太阳都照不亮它，但是在它内部放进几只萤火虫，它就通体透亮了。写作就是这样，它是用外在的东西照不亮的，永远是一个黑暗体，但是在它的内部放几个萤火虫，虽然它发出的是生命的微弱的光，但它是生命的活体，它就会照亮。
就当代诗歌生态而言，怎么写的问题与怎么读的问题混在一起，批评性阅读与消费性阅读混在一起，嘲讽与自恋混在一起，狂欢与冷遇混在一起，一流诗与三流四流诗也都混在一起。总之我们称之为诗歌的东西，跟媒体、网络、消费逻辑，混在一起，又闭塞又开放。面对这样一个诗歌江湖，你能指望从中产生出良好纯正的诗歌趣味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我知道，几乎所有媒体意识形态话语，都无法对当代诗歌在其深处正发生什么进行描述。甚至批评在进行描述时，所使用的种种术语，也更多地适合二三流诗人，而不足以描述一流诗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诗歌的深处之变，不仅仅是如何去写的问题，也是如何去读、如何批评的问题。布罗茨基写到：为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建立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写的纪念碑，更是读和批评的纪念碑。当批评在阅读诗歌时，写作也反过来在阅读批评本身。关于写作是如何看待阅读的，我将另写一个东西，加以深问。
批评的“事先”如果拒绝成为“当下”，也会把伟大的写作读小。大多数带有“批评的事先”性质的前阅读，都是为中等程度的诗作准备的，而不适合用来阅读或批评大诗。中等程度的批评，将写作隧道的出口预设在光亮处，它进入不了大诗写作的更深，更黑，哑和瞎。大诗的写作，常常将它意指所不是的那些东西呼唤出来，却又不打招呼，扭头而去。大诗人已忘了自己，而上帝也在否定。所是的正是意指的，这就是黄金般的发生。越是在更大的联系中扩展诗意，诗意内核、诗意的整体一体性，或许越是一个缩略，一个退出。这梗阻式的写作，这光速的“如此之慢”。写作之余，批评的前阅读未及羞耻，已然快乐。
这个时代，长诗有可能变成什么或者已经变成什么，是一个只有极少数大诗人才问的事情。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写作，现在诗歌变成一个小玩意儿了，这是让我很悲哀的。大国写作从来不是举国体制的问题，但绝对不是小语种小国家的写作，不是小格局，大国写作是写作中的宇宙意识，千古意识，事关文明形态。当今美国可以想象宇宙、想象外星球的战争，想象高科技的很多东西，但美国没有办法想象万古。美国压根儿没有万古，整个国家的历史才几百年。中国的诗歌写作，情况不一样。怎么才能呈现那种诗歌写作意义上的大国写作，如果最好的诗人也不关心和追问，那就真的没有了。小诗、小情趣是可以的，但是能不能有更大的抱负，用更久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诗歌？是不是另外有一个写作的坐标？
或许要过好多年，我们才能看清大诗人、大作家的价值、意义，才能开始描述。可是如何描述？比如，在德语中如何描述卡夫卡或荷尔德林，在英语中又如何描述庞德与乔伊斯呢？如果仅仅从异化或者孤独的角度去描述卡夫卡，就把他简化了，他比这可要丰富得多。如果我们只是从与美国决裂、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合流这个角度去描述庞德，那只是一种二战政治的描述，而我们所接触的不是他伟大的诗歌内核。没有任何媒体语言、转基因的公共语言能够精确地描述一个真正的一流诗人。他永远是一个悬搁的、费解的难题，常常是一个难堪、一个困惑、一个冒犯。一百年、二百年以后还是如此。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