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老家的朋友在秋天的雾霾中走向天安门灰蒙蒙的广场，我更愿意在能见度空前降低的境遇下感受生活和写作之间的真正关系。而最早接触和阅读“70后”诗歌则是我在2005年左右开始写作《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时候。限于当时有限的阅读材料，我只看到了这一庞大森林般写作群体的一部分。如今这一写作群体更为庞大。甚至随着博客、微博、同仁刊物以及个体经验的日益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刺激这个群体的数字仍在不断激增和攀升。而在一个阶层分化和新媒体制造的多元化的社会空间里，包括“70后”一代人在内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语境——写作的公信力和辨识度的空前丧失。在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年代，已经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词”能够获得共识与普遍认可度。正如沈浩波在《诗人能够直面时代？》中所提出的“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在一个全面拆毁“故地”和清楚根系记忆的年代，诗人不只是水深火热考察者、测量者、介入者甚至行动分子，还应该是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和自省者！对于“70后”一代人而言尽管“个体诗学”从来都是存在的并且是每个诗人都秉持的，但是整体性的历史遗留、现实境遇和精神境遇却使得他们呈现了不可规约和消弭的共性征候。当然，共性也必然是以个体性和差异性为前提的。每一代人都是由差异性的个体累积成的，对于代际意义上的一代人而言更是如此。基于此，对于“70后”一代诗人的写作而言我更愿意指认的是——“一代人，更是一个人”。
1.
对于200多位“70后”诗人而言，任何言说都不能不带有虚妄的成分。在诗歌技艺、精神征候、思想视阈以及时代境遇、地方性知识等层面来谈这一代诗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更近乎不可能。尽管我从来都不否认甚至不断强调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诗歌是需要阅历和经验的。“70后”一代近年来的诗歌写作不断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想象、表意和语言的诸多限阈之间进行摩擦、龃龉甚至撞击。面对这些带有个人冥想能力、现实介入能力、文体创造能力、精神成长能力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能力的文本世界，这个时代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是否做好了耐心阅读的准备？新近的上海书展上，潮水般粉丝叫嚷声中郭敬明的新书发布会让那些正在伴着小提琴朗诵诗歌的人们真正感受到诗歌的冷遇和尴尬。而在我看来这一代人通过诗歌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关上路灯和车灯！让我们看看这个时代已经造成的后果和一个个灾难性而又难以自知的精神图景。在时代的雾霾天气里，我们的诗人该去往何处？
我们都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一种合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或保守论者的惯性腔调。而任何回顾性的企图都可能会被迎面飞奔而来的“卡车”撞翻，任何与现代性时间抗衡的人都不能不因为“乡愁”而患上焦虑症和失眠症。吊诡的则是“70后”一代人恰恰有着集体性的“乡愁”情结。由此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一代人将视野投注在一个尽可能集中的区域，那么他们所呈现的诗歌之间具有怎样的差别、个性和互文性关系呢？如果说这些诗歌之间可以被相互替换，那么写作在创造力以及持续性的程度上考量就是失败和无效的。事实是，无论是对精神“出生地”的挽歌式的追思，还是对历史、存在、时代三个维度上的开掘与推进以及个人精神成长史自我叩问，一个既单纯又繁复的诗人形象已经在一代人中确立起来。回溯历史和介入当下是相互打开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在一个精神“能见度”不断降低的年代，诗人的困窘以及写作难度可想而知。痛苦而万幸的是这一代人不仅看到了高高矗立的“纪念碑”和城市建筑，而且也注意到它周围纵密的街区、低矮的草群和卑微的人群。他们的很多诗歌具有傍晚来临一样的沉暗气质。由此我在“70后”焦虑、尴尬、分裂、忧郁、沉重、踌躇的“诗人形象”这里看到了探入内心深处的忏悔意识（除了生命诗学的层面更大程度上还代表了后工业时代的救赎心理）以及一颗世俗之心形而上的仰望与盘诘。然而在繁复的精神向度上而言诗歌仅仅做到一种“怨愤诗学”还远远不够。诗人除了表达愤怒与不解，还必须转到时代表盘的背后去细心查看那些油污的齿轮和螺丝，去印证摩擦系数、润滑指数以及指针锈蚀的可能性参数。
这注定是一个没有“故乡”和“远方”的时代！城市化消除了“地方”以及“地方性知识”。同一化的建筑风貌和时代伦理使得我们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困顿和沉溺。极其吊诡的则是我们的“地方”和“故地”尽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被强行地远离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变更是可怕和惊人，所以我们文字里携带的精神能量的地理空间成为不折不扣的乌有之乡。曾经的乌托邦被异托邦取代。而当飞速疾驶的高铁抹平一个个起点和终点，诗歌就成了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反复寻找、确认自我与“前路”的一种方式。在隆隆的推土机和拆迁队的叫嚣中，一切被“新时代”视为老旧的不合法的事物和景观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消亡。然而诗人在此刻必须站在前台上来说话！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那些黑色记忆正在诗歌场域中不断弥漫和加重。诗人所目睹的“时代风景”更多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体验一次次向诗人袭来。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给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由“70后”的乡土、城市以及模糊的地带的生存和诗歌空间我想到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列宁格勒》的第一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然而当我们再次考察诗歌的地方性和空间构成时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却不期而至。很多“70后”诗人的写作是身不由己地从“故乡”和“异乡”开始的。
现在看来“故乡”和“异乡”在“新时代”的命运用“震惊”一词已经不能完全呈现我们的不解以及愤怒。即将被拆掉和分解的不仅是旧宅、庭院，而且还有那个叫“往昔”、“乡土”和“历史”的词。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70后”诗人，如江非、沈浩波、朵渔、徐俊国、哨兵、轩辕轼轲、黄金明、刘年、赵卫峰、马非、谭克修等，他们的诗歌可贵之处来自乡土却又超越了乡土。这对于当下众多粘滞于“乡愁经验”的诗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他们诗歌里的“平墩湖”、“沈家巷”、“鹅塘村”和“洪湖”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代名词，而是成为重组后的个体灵魂和现实景深结合的场域。这是语言和精神的“求真意志”过程。而“地方性知识”在一代人的诗歌谱系中更多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这些具有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正是曾经的乡土中国的黑灰色缩影。诗人在此要完成的是极其艰难、不可思议的工作——为地方性知识，为了一颗固守的心地。诗歌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精神语境下不得不面对着多重困境。面对着那些沉暗的异乡人、出走的人、再也回不到故乡和旧地的人，诗人的面影无比沉暗。当一个极其强大的城市化和全球化时代到来和迫近的时候，曾经的物我一致性体验被强行撕裂。当这些老旧和固化的词语再次出现在“70后”诗歌中，它们就与诗人一起成了空荡荡的被追挽和默祷的部分。这些文字化的空间地理作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书写的代表性符号以及精神坐标为当下乡村书写的困境和出路提供了重要参照。
他们又并非是单向度的“乡土诗人”，而是将中国当代现实和精神性的历史无限压缩在一个个地方的入口，同时又通过放大镜的方式将所面对的一切提升到最为宽远的精神空间和寓言化状态。他们不仅呈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特殊的“方言”属性的地方性知识，而且还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地方”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层的动因和时代机制以及个体命运。在“70后”的诗歌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出诗人试图彰显和呈现的并非是高不可及的“天空”和形而上的高蹈与阵痛，而是实在的生命体验、乡土记忆、个性情怀、生存观照。在一本黑色的亡灵书上时代和理想开始陷落。“失根”的漂泊状态和“异乡”的失重体验成为这一代人的宿命表征、精神症候和时间简史。尽管作为出生地的故乡永远会成为心口的反复裂开的伤疤，尽管诗人仍然试图一次次地“返回”，但是最终还是丧失了来路和精神出处。在此意义上这一代人续写的只能是“失败之书”。拆迁队和挖掘机以及强硬的GDP作为新时代的乌托邦迷恋不仅在拆毁着“旧宅”，更是在拆毁着“历史”和记忆。这一可怕而又不容置疑的斩草除根的过程使得诗人必然强行从前现代性的乡土中国中被拔离出来并如草芥一样被扔进烟尘滚滚的城市化和城镇化的道路上。诗人目睹了一个个废墟。带有前现代性乡土的众多“70后”的诗歌中有很多被历史、时间、权力、政治等力量所闲置和荒废的“器物”。这些被历史闲置的“器物”代表了世界和社会的构造，代表了更具精神启示性和命运性的事物关联。这自然牵涉到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和人自身的多重纠结性的存在关系。这一代人似乎一直有着重新追寻“逝去之物”的冲动。无论是对于一条消失的小路，还是对于一条流到中途就消失的河流，他们都集体性的呈现出关于“时代废弃物”的孤独而决绝的追挽。一代人心里塞满了沉沉的铁块。即使是乡村的教堂也不能救赎一个时代的乡村陷落以及城市化时代溃变的夜色。但是，诗人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在时代的废弃物中找到了那只蒙尘已久的马灯，小心翼翼地提上它走在路上。诗人目睹了火焰残酷消失的过程，但是也只能反复劝说自己去相信“真理还在”。
对于怀念“乡土”却又最终失去“乡土”的这一代人，写作似乎正印证了“行走”诗学在当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注意的是“行走”在这个时代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在于我们在集体的城市化和现代性、全球化时代“行走”方式发生了转捩性的巨变，而且还在于“行走”时所目睹的地理风景甚或时代景观都几乎发生了了天翻地覆的“除根性”改变。面对着混杂着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地理景观激发的是一代人怎样的情怀和想象呢？值得注意的是“70后”在诗歌中抒情主体的位置放的很低。这样的姿势利于情感的开放性抒发以及宽阔而深入的观察视角。他们一直在追问和确定行走途中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角度。面对着崭新的城市、工地，他们是迟疑的、诘问的、怀疑的。这种清醒的认识现实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而这种清醒是必然要以孤独为代价。而对于亲身经历过“乡土中国”的“70后”一代而言，其对个人精神性的地理以及行走方式可能要比“80后”和“90后”深刻的多。对于“地方性知识”正在消失的时代而言，诗人再次用行走开始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时代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的诗歌可以在行走中开始，但是我们又该在哪里结束呢？
2.
当然，如果一代人的写作仅仅沦为了伦理化的冲动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功能则未免显得狭窄。而我看到的则是很多“70后”一代人仍然试图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中于喧嚣的城市化时代继续寻找内心安静的时刻以及自然和时间元素伟大的一面。尽管这种时间性体验的抒写和普世化的情感表达不得不被各种意想不到的场景和声音所打断。在大海、雪地、灰烬、天空、星光、教堂等这些带有明显的精神性的场景中一部分诗人（比如黄礼孩、孙磊、刘春、阿翔、李寒、余丛、芦苇岸、江离等）仍然延续着高蹈性的精神质素。这也是为什么像高世现这样后起的“70后”写出不可思议长度的诗歌的重要动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歌写作的沉潜状态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人将诗歌的光芒投注到细微或广大的自然万物以及时间性的景象当中。这些看起来内倾、沉潜的个人性的精神实际上并不轻松。在回叙和预叙视角的转换中这一代人必须勇敢地承担使起能够享有的长久的亮光。黑夜中执着闪亮的雕刀正如星光照亮了卑微的阴影，诗人点亮的是一个略显老旧和落寞的甚至“虚无主义”的灯盏。我希望在机场、地铁、高铁、高客、公交车的每一站都有人在迎面相撞的“现实”和“时代”面前怀揣着“修辞的力量”。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修辞的力量不是虚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多年前那个穿越时光和诗歌“窄门”的人，在他努力侧身挤进光芒中的那一刻他的身影是高大的。而那渐渐透亮的光芒也终得以使昏昏的人们看清灰尘的本相。尽管这一代人试图一次次建立起精神秩序，但是他面对的则是一个个锋利的碎片。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将这些碎片捡拾并拼接成一个整体了。所以，这一代人越是努力就越是失败。可叹的西绪弗斯！在他们这里诗歌写作一直有着明确的精神来路，这对于年轻写作者而言至关重要。对前现代性乡土和家族命运的深情追挽以及持续性的对内心精神生活的挖掘成为多年来“70后”写作的主体精神。在大海、星空和永恒性的时间性场景面前，诗人由此展开的对话或自我盘诘是一种必然。但是这又不能离开历史性和现实感交织的场景。是的，那翻卷不息的波浪和头顶上污染严重的星空已经难以平息诗人内心深处那些抖动不已的芒刺。
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但是多少年来成熟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当然对于一部分“70后”诗人而言，他们关于“城市空间”的抒写以及对这一特殊空间的“知识性”和田野作业的考察已经取得可不容小觑的实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广场、街道、学校、工厂、城市、城乡结合部、高档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空前加速度运转的城市既定轨道使得每个人都成了旋转木马上茫然无措的眩晕者。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城市环形公路上进行起点就是终点的“城堡”生活。在此境遇下也许只有诗歌能够维持眩晕中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与冲刺的努力呈现了不无尴尬的精神状态。这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就呈现出了真实与寓言相夹杂的带有强烈反讽意味的话语取向。郊区、城乡结合部、城市里低矮的棚户区和高大的富人社区都在呈现着无限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病，而其间诗人的乡愁意识、外省身份、异乡病和焦灼感都“时代性”和命运性地凸现出来。
2001冬天，山东诗人邰筐发出的慨叹是“没有你的城市多么空旷”。如果说此时诗人还是为一个叫“二萍”的女子而在城市里感伤和尽显落寞，而没过多久连邰筐自己以及同时代人都没有预料到在扩建、拆迁和夷平的过程中他即将迎来这样的时代和城市生活——凌晨三点的时间的过渡区域上尽是那些失眠、劳累、游荡、困顿、卖身、行乞、发疯、发病的灰蒙蒙的“人民”。在被新时代无情抛弃和毁掉的空间，诗人看到的只能是“没有人住的院落多么荒凉”。这一代此后在诗歌中发现无比喧嚣的城市浮世绘竟然人心如此荒凉，精神的被绑架状态以及身体感受的日益损害已经严重伤害了诗人的神经。每个人都是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的蒙羞和耻辱。所以，朵渔将自己的写作称为“羞耻的写作”。这让我想到的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句诗——“一个人在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这是一个个被掏空了内脏仍坚持守望和回望乡土性的稻草人——名副其实的“病人”。显然“疾病”是作为一种精神想象方式和生存体验方式同时显现的。这不仅关涉个体的命运而且还必然与诗人的个人化的历史重述和现实想象能力相关。但是也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关涉社会和人心“疾病”的抒写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带有某种“新闻体”的话语功能。这种话语方式的好处是语言和情志都带有可感的体温，但是稍不留意就会坠入伦理学的辩护者的角色，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所谓的半吊子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环境保护者的角色。当高铁车站、地下铁、人民广场、发廊、洗浴中心、洗脚屋、按摩房、夜总会、高档社区以及辨不清方向的城市街道一起进入生活的时候，城市不能不成为一代人的讽刺剧和昏黄的遗照。他们也不得不在天桥、地铁、车站、街头等这些标志性的城市公共空间里透析出残酷的真实和黑冷的本相。他们为城市完成了类似于剥洋葱的工作，最终袒露给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痛，陌生的痛，异样的痛，麻木的痛，不知所措的痛。
而“城市靠左”、“乡村靠右”、“我靠中间”正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测量者和诗歌写作者最为合宜的姿势。而怀有一颗“不忍”之心是多么重要！正如当年波德莱尔的城市街区的游荡和波西米亚的密谋者的乌烟瘴气的小酒馆一样，“70后”在时代空间里不断耐心而苦心地寻找那些暗沉之处。这个时代人们只是热衷于谈论身体、性欲和城市的交通与水质污染，而“革命者”已经委顿成高档会所里莫谈国事的“哈哈哈”的调笑者，或者充当了网络江湖的公知和正义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诗歌中以冰点和沸点般的体验共时性呈现了“外省者”形象。沈浩波、朵渔、胡续冬、江雪、刘川、魔头贝贝等“强力型”诗人则类似于一个语言的精神分析型的挑衅分子和时代精神的睥睨者。他们的诗歌充满日常浮世绘的活力、狂人的白日梦与精神漫游者的动荡以及节制而多变的语感。而他们长期以来对个人视野下的地方性知识的恢复以及对身体体验和时代场域的“不洁”和“阴暗”的尖锐化处理成为青年诗人写作中不可多得的重要向度。而对于时下愈加流行和蔓延的“新乡土诗”、“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应该抱有宽容之外的提请。这不仅来自于大量复制的毫无生命感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缺失，而且还在于这种看起来“真实”和“疼痛”的诗歌类型恰恰是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换言之这种类型的诗歌文本不仅缺乏难度而且缺乏“诚意”。吊诡的则是这些诗作中不断叠加的痛苦、泪水、死亡、病症。在这些诗歌的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诗歌所处理的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中国知识”都不是当下的。更多的诗人仍在自以为是又一厢情愿地凭借想象和伦理预设在写作。这些诗歌看起来无比真实但却充当了一个个粗鄙甚至蛮横的仿真器具。它们不仅达不到时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且就诗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庸常之作。我这样的说法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们注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难度的。我不期望一拥而上的写作潮流，然而事实却是各种媒体和报刊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现在已经大量是关于底层、打工、乡土、弱势群体、城中村、发廊女的苦难史和阶层控诉史。在社会学的层面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愤怒者，因为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虚假、不公、暴力和欲望。但是从诗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个挑剔主义者，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上个世纪在运动和活动中诗歌伤害的恰恰是自身。
这一代人的写作不仅生发于现实场域的直接碰撞，而且还来自于个人化想象力前提下的历史空间时。二者碰撞和龃龉出来的除了卑悯和自剖之外不能不是悲痛而荒诞。基于此，在庞大的“70后”诗群中还有一部分“精神性”和“宗教感”的专注于心性和个体乌托邦意识的诗人。在一个写作越来越带有新闻化、段子性的叙事性写作潮流中这种写作显然被视之为“不及物”和“自闭”。是的，这种静水流深式的诗歌很容易被忽略。为此，这一类型的诗人是在将时间体验还原为中国现实的精神性过程。他们所要做的除了呈现之外还有更难的工作要完成。不仅要做类似于加法的工作——不断添加那些有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摘除、剔除——去除那些时代的赘余和肮脏的部位。
面对整整一代人的写作我不得再次强调中国的诗歌美学很难和社会学和伦理学剥离开来。这是悖论，更是必然。但是诗人也必须时刻提请自己——诗歌对公共性话题的介入和发声必须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意义上的。
3.
新世纪以来的“70后”女性诗人显然更值得关注。尤其是近年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迅速催生了一大批的女性诗人。而谈论女性写作我们必然绕不开的就是女性精神。但是对于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甚至女性自身而言，女性精神一直被不断误解和窄化。在我看来女性精神具有多个层面。无论是80年代的女性主义和泛女权化写作，还是90年代以来日常化图景的女性抒写都是女性精神不同程度和侧面的呈现。对于出生于70年代渐入中年的女性写作而言，女性精神要更具有不同的向度。无论是最早写作的那批女性，还是近几年开始写作的新人，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女性写作景观和繁复驳杂的精神图景。如果仅仅用“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来概括这一代人的写作显然并不凑效。即使到了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时代，即使女性革命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旧梦，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写作仍然是一个悖论重重的难题——“女性只有在重新获得自己被去除的能力，重新发现完整和重新投入女性感情中令人神往的良心——那种说不上熟练的本能时，才能够变得完整”（温德尔）。那么就写作而言，“70后”女性如何能够在一个个碎片之上获得这种完整性，如何重新找回被去除的能力呢？这必将是冲突的。
多年来她们的诗歌不仅能够用自白或冷静知性兼具的方式对情感生活和身体经验进行抒写，而且能够在日常生活以及地方性空间、家族谱系上进行命运感的表达。与此同时她们这一代人的诗歌较之80年代写作的女性更为纯粹和多元。她们的诗歌自省、内隐、深潜，也敢于不断将日常和事物的杂质、碎片掺杂在内心深处进行搅拌、过滤。她们诗歌中密集的自忖、磋商、怀疑与诘问类似于腌制的江南植物，看似枯涩平常的背后却呈现了时间深处的隐秘、疼痛与阴影。她们在诗歌中既是深情的，又是绝望的；即既是日常的，又是寓言的；既是沉湎的，也是剥离的。她们在诗歌中既沉迷臆想又清醒自持。沉迷的时候她们不断把自己视为不设防的光洁小兽和水晶一样透明的女孩，而在清醒的时候她们又决绝地敢于撕裂、敢于直视、敢于自省。包括“70后”在内，女性写作可能一生都离不开情感和爱情的向往和回溯，尽管不同阶段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或者消减。身体成为女性最直接最本源的存在，一切思考和语言都从这里生发和成长起来。一定程度上身体性存在成了女性写作和精神渊薮的“边界”，而时间性的焦虑、生命状态甚至语言意识和写作经验都直接与时时变化和衰老的身体发生最为可信的交集和对话以及诘问。她们需要自我取暖，也需要“阿司匹林”来缓解阵痛和不适。
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女性带有隐喻和象征层面上的“疾病写作”。诚如西方一位女性理论家所言女性的写作有时候更近乎于一场精神学意义上病症的见证与遭际。很多“70后”女性都在写作中发着低烧和偏头痛。这正体现了新世纪以来当下女性的精神自供状和体检报告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女性在时间中的思考与焦虑的特殊体验还与女性特殊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关。所以，在精神学层面她们的诗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父权制“圣像学”的反思和反拨。有时候她们不得不在破坏仪式、法则的同时承担起女性自身的另一套仪式和法则——反讽、戏谑、自我戏剧化、独白、精神分析法则、白日梦幻、寓言家等。她们甚至有时候还会尝试做腐食性动物，在那些阴沉、恶臭、污秽之地进行剖心挖肝的工作。也就是说那些“不洁”的事物能够在文本中获得一种罕见的“诗意”。这让我想到是写作《墓碣文》的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70后”女性晚近时期以来的诗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分裂的挣扎和纠缠感，当年那些做着爱情白日梦的诗人体积正在大面积缩减。相反，一种“成人化”的女性写作气质以及“中年之累”正在形成。她们的诗歌既内敛又敞开，自白和抒情并置且不乏戏剧性的天赋。她们天真而成熟，欢乐而忧郁，难避成人心理又有不舍的童话心结。其中的一部分诗歌给人以沉暗、潮湿、安静的感觉，这类似于蕨类。又一部分诗歌往往有义无反顾、不计后果、不妄回报的飞蛾扑火一样的语气和勇气。这是来自于自我取暖还是源发于对悲剧性情感命运的一种反讽式预期与洞悉？显然生命的焦虑感以及对周边事物存在的言说范围也正在大面积弥漫。灰暗的、嘈杂的、肮脏的日常性场景正在驱赶曾经的那些臆想和白日梦般的冲动。
而只是围绕女性精神来谈论还不够，因为“70后”女诗人中不乏现实感和公共意识的写作者。而公共意识和交互性空间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庞大的现实和作家的责任感，而这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显得过于简单和沉重。她们不乏面向公共题材的“现实性”和“现场感”的诗歌，但是极其难得的是能将这些题材和事件转化为诗歌的方式和自我的感知和想象。当社会事实被上升为个体真实、女性真实、命运真实、想象真实之后，诗歌写作才是成立的。而对于“70后”女性而言，这种类型的写作更近乎是一个寓言。这些日常的社会性景观被诗人通过词语进行扭曲、变形、夸张，再掺杂进白日梦和舞台剧一样的细节和精神氛围。似真似幻之间正好准确地达成了诗人的认知、介入和评价。而说到女性写作的“及物性”并不意味着当下大量的“70后”女性群体在新媒体空间的各种装扮以及日常空间里的小里小气的自溺，也非像一些女诗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品头论足。我所说的这种“及物性”写作状态首先必须是直指人心深处的，必须是面对自我现实所产生的真实的情感力量乃至知性的重量。很多女诗人都很容易做早垂影自怜，但是却很少能够达到宽容、介入、旷达和自审的状态。
在一个个无形的陡峭湿滑的阶梯面前，诗人不仅要呈现出一个生命的冷暖无常，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出文字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法度。在一个无限暧昧又界限模糊的时代，也许只有诗人能够说出那些隐藏在暗影里的秘密和一部分真理性的知识。
面对着庞大莫名的“70后”写作群体，我能说出的只能还是这句话——“一代人，更是一个人”！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