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先生有很多身份：汉学家、教授、翻译家、批评家、一位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人物等等，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这是一位可以坐在一起“把酒论诗”的诗人和朋友——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这样做。在德国，他请我喝啤酒，而且使我知道了北德啤酒和南德啤酒在口味上的区别；在中国，我则请他喝二锅头，有时是五粮液。后来这两种酒都成了他关于中国当代、现代文学的著名比喻。“把酒论诗”之时，他的话并不多，往往是在认真地倾听，但有时——这往往是在人多嘴杂的场合，他听着听着就打瞌睡了。他太累了吗？是的(在中国，他往往一天要作两个报告，还被记者们缠住不放)。而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不禁想起了他自己的一句诗：“疲倦的诗人/在走向诗的路上”。

　　的确，他就一直这样疲倦而又不倦地走在通向诗的路上。我最早读到他翻译过来的诗，是他和北岛合译的《新离骚》、《中国晚餐》等，并立刻被吸引；去年，又读到他签名送我的《顾彬诗选》，这是他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我有了更多的发现的喜悦，“二十四曾是件衣裳/里面光亮/外面夜”，作为一个熟悉的老朋友，他多少让我也感到有点惊异了。

　　现在，我又很高兴地读到张依苹女士翻译的他的一本新诗集《白女神，黑女神》。我不仅佩服于他的多产，更惊叹于他那活生生的灵感和变幻莫测的语言能力：

　　……米是白的，米是黑的。

　　她用一把刀分析这些。

　　分界是最亮的镜子。

　　它切开白，它切开黑。

　　山上的太阳太强，

　　飞龙捉不着她。

　　白女神走来脚步太轻快，

　　在通道之上她变成黑女神。

　　她在那儿久久寻找梳子。

　　这样的诗，我一读再读，并深受魅惑。这样的诗，无论把它放在什么样的范围看，我相信，它都是“一流”的。

　　当然，全面评价顾彬的诗歌不是我所能做的事。我在这里只谈感触最深的几点。首先我要说的是，顾彬先生有一颗极其敏感的诗心。读他的诗，我不断惊异的就是这一点，就因为其中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现在我们走向无尽的蓝/且学习，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Yale)，据说这是他在美国的经验(而欧洲人大都是坐着享受他们的咖啡的)。几年前在纽约，看到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们手中握着一纸杯咖啡，我也曾很好奇，但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写入诗中呢？——这就是我自己的迟钝了。

　　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顾彬总是随身带一个小本子，并随时在上面记下一些什么(也许，缪斯就在那一刻光临)。我还想起了他随身背的那种年轻人才背的背包。这么一位著名学者、教授背这种背包，似乎和其身份不协调，但这就是顾彬。出席学术会议他会坚持穿上西装。背上这种背包，他就是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发现者和诗人了。他把它变成了一个诗的行囊。

　　回到上面的诗“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我不禁要问：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杯子？是诗人带着它出去散步？还是它带着一个诗人出去散步？

　　读顾彬的诗，让我深感兴趣的，还在于他那特殊的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我想，这不仅是诗意上的，还是语言文化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汉学家，同时作为一个诗人，他穿越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我们喜欢冰水，/不喜欢热汤，/我们喜欢明亮鱼缸，/不喜欢黑锅” ，一顿中国晚餐，竟让他产生了如此奇妙的灵感！而一句中国歌词“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一些中国语境中的词汇如“表扬”之类，也被他别具匠心地引入了诗中。这种挪用、改写和“陌生化”手法，已成为他诗中惯用的语言策略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策兰所说的“我从两个杯子喝酒”(“Ich trink Wein aus zwei Glaesern”)，顾彬也恰好是这样的诗人。在作为译者时，他是一位诗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翻译的中国诗会获得成功)；在作为诗人时，他同时又是一位译者——这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从葡萄酒杯喝出杜松子酒”(Yale)。我甚至猜想在他那里也潜在着某种“双语写作”，当然，他写的是德语，但显然，他运用了汉语的词汇、语法和意象重新改写了他的德语。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体现了某种“视野融合”(中西视野之融合)。这里举个例子，如《白女神，黑女神》中的“山上的太阳太强，/飞龙捉不着她”，这首译作是他和张依苹女士合作的产物，把诗中的蜻蜓(dragonfly)译为“飞龙”，我猜这可能首先出自张依苹女士的创意(正如她执意地把“Apropos Rosen” 译为“终究玫瑰”一样)，但我想——据我对顾彬的了解，这也正合他那要重新“发明”德语的企图！借助于中国神话，蜻蜓变成了飞龙，并为这首诗陡然带来了一种语言的神力。这样的再度创作，为原作增辉。

　　一位德国评论家曾称顾彬为“伟大的中介者” (见《顾彬诗选》约阿希姆·萨托里乌斯之序)。我想，这不仅指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他的创作，同样处在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汇处。“诗人作为译者”，这就是他所属的诗人类型。他不仅从他自己的生活中，还要从不同的语言文化中来译解诗歌这种“未知语言”。他全部的创作，就朝向了这种他在一篇文章中所提示的“世界诗歌”。

　　当然，这是一个大胆的、也会引起争论的设想。但不管怎么说，这不仅出自一位汉学家诗人的一己努力，它提示着当今这个时代某种诗歌的趋向——也许，“杯子也可以带出去散步”那句诗，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读解？

　　重要的是，他已写出了这样的作品。他这些在跨越边界的途中写下的诗，本身就提示着“世界诗歌”的可能。而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这要从内里来看，“山上的太阳太强，/飞龙捉不着她”，很中国，但又很德国——在德语中，“太阳”这个词为阴性词，飞龙捉不着“她”！这样的诗，本身就融合了多种语言文化元素。正是它所产生的内在张力，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诗歌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顾彬的这种努力，绝不仅是出自一种兴趣，它首先出自一个人更深沉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他的诗之所以为我所认同的更根本的原因。他置身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但他的诗不是文化猎奇，也不仅是那种修辞学意义上的双语游戏。他不断地“朝向他者”，而又扎根于自身的存在——一种内省的不断受到困扰的个人存在。这就是他的“严肃性”之所在。因此他的诗，不仅伴随着“语言的欢乐”，也总是带着他的沉思和追问，它们把我们引向了对一些人生更根本问题的关切：“在八大关之间/一条路太少，/在两个爱之间/一个爱太多”(《你带来光》)。这又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发现，在“两个爱”之间的发现——发现“一个爱太多”，他已承受不起，或者说发现他只有一个爱，而这一个爱，足以葬送一个诗人的一生。

　　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别问诗人，问我们自己吧。

　　《终究玫瑰》这首诗，是一首很德国、很顾彬的诗。它有着沉郁的语调和严谨的形式，在繁复中，又有着某种疼痛感和瞬间的锐利。它有着那种德国式的“存在之思”，而又穿插着一些感性的、精确的细节。这首诗的最后，以那种我们都有过的在机场或大商场顺着电扶梯而下的经验，留下了一幅让人难忘的画面：

　　……仿佛一张脸，消逝在电扶梯之上，

　　俯瞰着，另一张脸消逝在下坠里，

　　如此游移犹疑，使最后之花也坠落了。

　　不知怎么的，读到这里，我竟想到了庞德的《地铁站上》，甚至想到了在地狱中穿行的但丁。我们自己就处在这一节节的下坠之中吗？是的，诗人把我们带到了这一语言的行列，消逝着，“俯瞰着”，同时也被“俯瞰着”。正因为如此，我记住了该诗中的另外一句：“你如此在自身消失之中作为诗人！”

　　我被这样的诗深深触动了。作为一个“疲倦的诗人”，这位我所尊敬的、年岁比我大一轮的朋友，很可能要比我自己更深切地体会到时间的力量——那在无形中使我们每一个人变化和消失的力量。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要在自身的不断消失之中“作为诗人”而存在着、抵抗着、感受着。这就是他作为“时间的人质”(帕斯捷尔纳克语)对自身的“终究”确认！

　　如果这样来读，这一句诗就不仅有了它的张力。它把我们带入了存在之诗中。

　　那么，在时间的流逝中，在玫瑰花瓣的凋落中，在自身的不断消失中，作为一个诗人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似乎荷尔德林早就替顾彬作了回答：“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追忆》)。

　　作为一个诗人，顾彬的一生，都奉献于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互会引为同道的原因。“……石头之下五百可怜灵魂之一，陪伴着我们，乞求着：/拥抱我，喂养我，让我再次化为你身体”(《墨非马六甲》)， 他听到了这种哀切的低唤。在两个爱之间，他感到了他那唯一的爱。他用德语喂养它，用汉语喂养它，而它还在无休止地要求！

　　的确，一个爱太多，而我们都是她的仆人和学徒。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