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
曾经和现在，我都叫她孙姨。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我的腿出了毛病住进医院一年之后，算来是1972年年底。那时我已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我从病房的窗口张望栅栏墙外的5路车站。我的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冬天回到北京，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我；要是来，他们就是坐5路汽车来。那医院门前只这一路公交车。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罩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儿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家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企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的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最终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很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好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乾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人物介绍：
梅娘，现代女作家，1920年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一个仕宦大家庭。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孙敏子、柳青娘、青娘、落霞等笔名，早年丧母，梅娘谐“没娘”之音。1942年在“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1942年，梅娘发表《鱼》、《蟹》及大量短篇小说，她的写作在这一年达到巅峰。
1942年成名的梅娘，其时才22岁。而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却也都在这一年埋下伏笔。
正是这一年，梅娘与柳龙光回北平定居，她受聘北平《妇女》杂志做编辑记者。当时梅娘只知道丈夫应日本友人龟谷利一的约请主持一份杂志，却不知道他还肩负着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秘密使命。龟谷本想通过办杂志扫却战争阴霾、化解中日仇恨，结果被扣上宣传“大东亚共荣共存”不力的诸多罪名遣送回国。
这一年，梅娘怀上了大女儿柳青，6年后，柳龙光遇海难身亡，梅娘从此与孩子相依为命。
1957年，梅娘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力被剥夺，被送进地处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因无人照料，她体弱多病的二女儿被强制送进福利院，不久因病夭折，家中只剩正念中学的柳青带着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文革中，梅娘的儿子染上肝炎，治疗不及时，于1972年死去，从此，梅娘只剩下柳青一个亲人。柳青被作家史铁生视为“自己写作的领路人”。在史铁生看来，正是这位大女儿，让“孙姨”（史铁生这样称呼梅娘）有了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理由。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回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经过一些文学史研究学者上下求索，终于在茫茫人海中考古般地“发现”了尚在人间的梅娘。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她，重新浮出水面。
“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处境呢？”梅娘说，“青空悠悠，时序袅袅，强力压顶时我敢于按着良知行事，可以说已经炼就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我只执着于人类的共同愿望，那就是理解、和谐、前进。”（摘自“百度百科”）
（本文原载于2001.5.22的《北京青年报》；2013年5月7日上午10时35分，梅娘病逝，享年93岁。）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