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对于“日本文学与郁达夫的创作”这一课题，学界大多致力于从“私小说”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几乎忽视了郁氏创作与日本文学更久远的传统之间的深层联系。郁达夫的情爱书写的独特性是受到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影响的结果。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接受使郁达夫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具张力的同时，也是造成郁达夫的情爱书写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中备受压抑和误解的主要原因。
郁达夫与日本文学关系的探讨是郁达夫研究中持续了二三十年的一个热点。但是直到今天，郁达夫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仍不能说已经得到充分的认识，因为以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如从郁达夫借鉴“私小说”的取材范围、叙事手法以及表现手法等角度来探讨，而几乎忽略了郁达夫与日本文学更深层次的精神联系。这种忽略往往限制了人们对郁达夫作品进行准确、深层次的解读。无论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还是从美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阐释，都无法完全解释一些独特的情爱描写频繁出现在郁达夫作品中并贯穿他创作始终的原因，如《茫茫夜》和《过去》中对有“受虐狂倾向”的主人公的变态心理描写，《归航》和《还乡记》中出现的滑稽离奇的性幻想，以及《秋河》《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情爱描写。而当我们把郁达夫作品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关系揭示之后，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对郁达夫的情爱书写近百年的争议也可告一段落。
一
统观郁达夫的作品，我们发现约有1/3的小说（即郁达夫情爱书写？的绝大部分）或隐或显地存在双层叙事结构，并都以情爱为深层叙事主题。如《圆明园的一夜》《沉沦》《茫茫夜》《空虚》《秋河》《秋柳》《过去》《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表层是以控诉帝国主义压迫、揭示中国社会黑暗、寻找革命道路、反映个人理想失落等为主题，另一方面，又都纷纷将并不有助于突出主题（有时甚至是起消解主题的作用）的情爱故事作为作品的深层叙事结构。这些作品和一些频频出现情爱心理描写的散文如《归航》《还乡记》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对象。部分学者从反封建意义上肯定郁达夫的情爱书写，而其他人大多持否定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者大多因文废人，以人论文，认为郁达夫的情爱书写是他思想“颓废”和对变态情欲有某种“偏嗜”的体现。[1]（序，p2）80年代以后，研究者大多以艺术上的得 失论文，认为郁达夫的不少情爱书写是败笔，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低俗多余之物。我们若要挖掘郁达夫情爱书写的成因，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或者艺术批判上，而应溯本追源。
首先，在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中，异性间的性吸引力往往是主人公萌发爱情的主要原因，性欲求的表达就是主人公“求爱之心”的表达。成仿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郁达夫在小说集《沉沦》中所表现的是“求爱的心”，而非“灵肉冲突”，因为在他笔下“灵的要求只能由肉的满足间接地得到满足的”。[2]在《南迁》中，伊人为东京一出租屋的妇人的体貌吸引，空想着”名誉我也有了……金钱我也可以支持一年……第三个条件就是女人了，Ah，money，loveandfame！”直接把对妇人的欲求与“love”划了等号。在《归航》中，主人公见到衣着夏装、曲线暴露的混血美少女，不由欲由心生，爱因欲起：“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教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在《迷羊》中，谢月英的美貌是引起王介成疯狂爱恋的主要原因。在《过去》中，李白时深爱着玩弄他于股掌之中的老二，而对向他百般示好且聪明冷静的老三无动于衷，原因就在于老二热情洋溢的挑逗和捉弄激发了李白时对她的情欲。在郁达夫作品中，“求爱之心”也往往与变态的满足和离奇的幻想同时出现。在《茫茫夜》中，主人公在极度孤寂中叹着：”可怜我一生还未曾得着女人的爱惜过，啊，恋爱呀，你若可以学识来换的，我情愿将我所有的知识，完全交出来，与你换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主人公渴慕着爱情而不得，当看到一个卖货女子“有些动人的地方”，就乞求她赠与针和手帕，拿回房里，不仅“把那两件宝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闻了一回香气”，还对着镜子“狠命的把针子向颊上刺了一针”，借由那女子的针与手帕给予他身体上的伤害与抚慰，联想到“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仿佛这是那女子给予他的痛与爱。小说主人公就这样通过幻想产生快感和满足，安慰求爱不得的心灵痛苦。
其次，性爱是两性之爱的全部内容，精神上的沟通和交流几乎不存在。在郁达夫涉及情爱描写的作品中，男女之间的对话非常少，书信传情也十分罕见（仅在《蜃楼》中出现过）。以《迷羊》为例，作者对王介成痴迷于谢月英的心理以及他的求爱行动作了大篇幅的刻画，对双方沉迷于情爱的满足与倦怠更是不惜笔墨，可是对双方精神交流和内心默契的描述却十分罕见。在“王介成病重，谢月英探病”这一关键情节中，双方的对话加起来竟然只有五句，且无任何有含义的内容。相反，他们身体的接触却是使爱情向前的原动力：在两人同游寺庙时，偶然有了身体接触，王介成就欢喜地认为他对月英的恋爱成功了；在旅馆里，两人抱拥在炕上，王介成即”觉得自己的一生，今后是无论如何和她分离不开了”；在船舱里，有了第一次性体验后，王介成更是觉得抵达了爱情和人生的顶点，认为”就是现在教我这样的死了，我的二十六岁，也可以算不是白活”。
最后，在郁达夫后期的作品中，情爱心理和行为的描写很少涉及道德反思和批判，更不涉及家庭和社会伦理。《秋河》的第一节描绘了主人公共度一夜后的暧昧场景，作者没有半点对他们这种行为的评价。作品描绘“她”的情爱心理堪称无微不至，可是就 是不写“她”对他们将来的想法和打算。《迷羊》中王介成和谢月英也不准备走向家庭生活。而在《她是一个弱女子》里，虽然三个女子都有家庭，可是家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一般而言，父母和家庭往往是社会伦理和道德的象征，并且对主人公的情爱心理产生约束作用。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郑秀岳的父亲是“科举出身”并“墨守着祖上宗风”的一位旧官僚，可郑秀岳那一种“满身都是热情”、“没有一刻少的来一个依附之人”的情爱心理和无所忌讳的情爱行为，却丝毫不受家庭传统的影响和约束。 总的来说，郁达夫的情爱书写并不是描绘“色情”，而是表现爱情与“求爱之心”，而他描绘的这种爱情往往将性爱作为中心，缺失精神方面的内容，也缺少道德、伦理等外在的约束力量。不难看出，郁达夫的情爱书写表现了一种独特的情爱理念。考虑到郁达夫是一位精通日、德、英、法语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学都颇有造诣的文化名人，其艺术思想来源十分庞杂，我们需要在他吸取的多元养分中辨明他情爱书写的独特性之源。[NextPage]
二
在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作品中我们很难从其汲取的欧美文学养分中找到根基。在郁达夫所津津乐道并推崇的施笃姆、道生、王尔德、屠格涅夫、卢梭等作家笔下，我们很少看到对情爱直接的大篇幅的描写。即使有如是描写，也伴随着作者对人性、道德乃至宗教的严肃思考，譬如郁达夫盛赞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以说，在欧洲，文学作品如果只是描写情爱而不进行超越情爱的审视，不能视为严肃的作品。一般有着厚重文明传承的民族，性往往是首先被压抑的对象。性与爱是亚当夏娃的原罪，须时时拷问和反思之；而在郁达夫所偏嗜的文学作品中，唯有日本文学可能是其情爱书写特殊性的源泉，因为日本民族早期文明欠发达，具有一种对待性爱十分开放的倾向。郁达夫在日记中提及和称赞的日本作品，无论是《痴人之爱》《醉狂者之独白》，还是《恋火》《蒲团》，都具有一种“好色精神”。正如莱福凯杜？赫恩所说：“作为一般规则来说，日本优秀文学作品中如出现狂热的爱情，它不是建立家庭关系的那一类爱情，而可以说是另一类爱情……一种由纯粹的肉体吸引激起的 狂热迷恋”。[3]（p94） 日本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一种以性 爱满足为最高人生价值、追求人生享乐的现世精神。这种精神在日本是作为人之常情和人的共性而从伦理上加以肯定的。翻阅日本文学，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到江户时代的《好色一代男》，再到日本近代的《棉被》等“私小说”作品，大多以性与爱为主题，且对待性爱的态度十分开放。“好色精神”是日本文学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学界也往往称之为“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
对于日本文学的好色审美传统，我们必须结合日本特殊的文化、风俗和婚姻制度才能理解。在日本文化中，性首先是民族的起源和崇拜物：”日本的起源神话是从性与爱开始的……古代人对自然神的崇拜，也包括对性的崇拜，所以，日本古代人对性的表 现是非常坦率，也是非常认真的。”[4]（p54） 性也是日本 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农业生产力的象征，也是人对神的尊敬和赞美的表达方式。日本许多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都和性崇拜有关。举例来说，直到今天，在九州、名古屋等地，每年三月，人们会去神庙向巨大男性生殖器状的“偶像”膜拜，然后抬着这些“偶像”游行，民众向它致敬，以求五谷丰登，子孙兴旺。[5]（p56） 而在日本延续千年的“访妻婚”是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形成的另一主要原因。访妻婚即夜晚男性到自己爱慕的女子家留宿而结成的一种婚姻关系。这是一种十分松散自由的婚姻关系，随时可以中断，女方也得以保持选择权和强烈的独立性。访妻婚使“不同居的夫妇关系开始于性交，而以停止前往妻家告终。所以，在恋爱结婚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也不会考虑类似于不发生肉体关系的精神恋爱的交往，男女关系始终是灵肉一体”[6]（p32） 。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风俗以及婚姻制度中，日本文学逐渐形成了一种好色审美传统。首先，日本从古到今的文学作品大多以性和爱为主题。其次，在以性和爱为核心的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性之美的描绘表达男女恋爱的情趣。日本文学通过男欢女爱，“探求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内涵”[4]（p56） 。最后，日本好色文学受到日本文学“悲美”传统与“超政治”传统的影响，将男女恋情限制在一个狭小的个人世界里，对之反复品味、感叹，形成一种稍高层次的审美感触。
三
将郁达夫情爱书写的特征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内容进行比照，就会发现两者颇为相似。郁达夫在日本生活了近十年，他的创作是在日本这一异文化空间中开始的，更是在日本文学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我们了解了郁达夫留学日本时的个人情爱体验、情爱观的转变，以及郁达夫对日本文学的偏嗜和精通之后，我们可断定这种吻合并非巧合，而是郁达夫理解并接受了日本性文化和日本文学好色审美理念的结果。
1913年，未满17岁的郁达夫随兄长来到日本求学。这位“九岁题诗四座惊”[7]（p66） 、有着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根基的传统知识分子初到日本时，一心想着兴邦救国、成就伟业。？而情爱是建功立业的障碍，是“万恶之首”[7]（第5卷，p4） ，应被排斥在生活之外。 然而，这只能停留在想像中。虽然有着崇高的人生目标，但郁达夫留学日本时毕竟只是个心性未定又无人监管的热血少年，对情爱的渴望源于他的自然本性。在性文化颇为开放宽松的日本，这种渴望不仅被放大了而且还相对比较容易获得满足。在近代日本，无论是留学生经常接触的下女、女店员、女侍，还是他们路上偶识的日本女子，不仅温柔多情、娇巧妩媚，而且对情爱的态度比较开放。在这种环境下的郁达夫，是很难“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正如他在《茑萝行》中坦白：在日本时，“灵魂丧失了的那一群妩媚的游女，和她们的娇艳动人的假笑佯啼，终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
郁达夫首先从日常接触的日本女性身上体会到了日本开放的性文化：“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顺可爱的……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7]（第4卷，p305） 在郁达夫自传《雪夜》中，描述了他接触这些“柔顺可爱”女子的过程：”……去闲行独步，总能遇到些年龄相并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之后郁达夫不禁迷醉于日本女子的娇美柔顺，并与这些身体“肥硕完美”、皮色“滑腻通明”的日本女子发生了种种感情纠葛。据范伯群、曾华鹏考证[8]（p23～24），在名古屋八高求学时，郁达夫对下女后藤隆子曾一度钟情，之后曾在东京与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人断断续续同居了一年，也曾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侍女植野、京都旅社的侍女玉儿一度倾心。我们不仅可以在郁达夫的诗词中找到这些日本女子的名字，还能在郁达夫早期以日本为背景的留学生小说中看到她们的影子。比如《沉沦》中旅馆主人的女儿的原型就是隆子，《南迁》一文中那位叫”M” 的妇人的原型就是雪儿。不仅如此，郁达夫还常涉足被陶晶孙称为日本趣味之美产生之源头的日本花柳界[9]（p268），熟知之余还常常取其为创作的素材或背景（《丁巳日记》《圆明园的一夜》《沉沦》《银灰色的死》《归航》《雪夜》等篇中均有披露）。
就这样，郁达夫亲身体验着与日本女子恋爱的情趣，一方面积累了创作的经验和素材，另一方面他的情爱观也潜在地发生了巨变。
郁达夫从小形成的对文学的偏嗜，已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天性。留学一两年后，他就熟练掌握了日语，身处出版业发达的近代日本，日本文学当然是他阅读的首选。有了在日本的个人生活体验和情爱体验的基础，日本文学中深深根植于日本情爱文化的好色审美传统也较容易地通过郁达夫大量的阅读对其审美偏好产生深刻的影响。
郁达夫在和日本文人的交往中，常爱显示自己深厚的日本古典文化修养。服部担风对郁达夫自称读过片假名写成的平安时期巨著《源氏物语》十分惊 奇[10]（p237），新居格也”感到一种惊异”[7]（第9卷，p203），因为 片假名写成的《源氏物语》连日本近代文人阅读起来也嫌吃力。郁达夫不仅阅读原文，而且”理解的程度 几乎同日本人差不多”[10]（p283） ，其日本古典文化修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郁达夫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日本古典文学的欣赏，他曾对来访的同学说：“正在读《朝颜日记》，艳丽的文章啊，我就喜欢这样的东西！”[10]（p226）至于更科日记、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 记，郁达夫也早已通读，并且回国后开始阅读这些书的英译。[7]（第10卷，p217）从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 到吟唱无常之美的《徒然草》（郁翻译过其中的一部分），从以抒发个人恋情为主的《万叶集》《古今集》《百人一首》，到描绘世相的《西鹤世物语》《净琉璃》，从俳句宗师松尾芭蕉，到新俳句歌者正冈子规，郁达夫都无所不通，在诗词、论文中常常将它们信手拈来，展现其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熟知和了解。而如前所述，日本文学的好色传统是深深根植于日本古典文学之中的，无论和歌、物语，还是日记文学、物语文学、俳句和净琉璃，都免不了涉及性与爱的主题，传达出日本的好色审美理念。比如《源氏物语》主要讲述贵族丰富多彩的情爱生活和恋爱情趣；而日本日记文学是为日本贵族妇女所创作并以她们多姿的情爱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郁达夫对大量日本古典文学的阅读，是他认同日本好色审美传统的关键。
在接触、理解、认识和认同日本文学好色传统的基础上，郁达夫开始创作小说。据郁达夫自己回忆，从1914年到1919年，在学习之余他培养了阅读小说的嗜好。郁达夫特别提到他对日本情爱文学的偏嗜：”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 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7]（第10卷，p310）。据伊 藤虎丸考证，“软文学”指的是日本近代文坛流行的 恋爱小说。而据郁云考证，郁达夫的最早试作是1916年的《金丝雀》、1917年的《樱花日记》《相思树》《芭蕉日记》，1918年写的《晨昏》和1919年写的《两 夜巢》。[11]（p36） 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恰恰是在1914年至1919年之间。可惜除《两夜巢》之外，其他已佚。但从《樱花日记》和《芭蕉日记》的题名来看，其采用的是日记这种日本古典文学常见的体裁，而”樱花”与”芭蕉”更是日本文学用以传情表意的经典意象。《金丝雀》与《相思树》有同名诗作留存，据其内容可推测两篇是“记一个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恋爱的故事”[7]（第10卷，p311） （《相思树》写于1917年5月，而郁达夫与孙荃同年8月经由媒人传书才初次联系，所以内容应与孙荃无关）。由此可见郁达夫是在日本文学的熏陶下，开始以自己在日本的情爱体验为基础进行创作，并将恋情作为小说中心的。在唯一保存的早期试作《两夜巢》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品虽以描写”发种种”少年等人接待浙江教育官员赴日考察为主线，但也绘形绘色地描写了这一群人调戏下女的“好色”情态，以及“少年”与下女如樱花般短暂的恋情，其中确实有日本好色文学的影子。[NextPage]
郁达夫作品在创作技巧和叙事手法上借鉴“私小说”已经有多篇论文进行了探讨，此不赘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将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仅仅归因于某一日本近代小说流派或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是片面的。这是因为：1.郁达夫的情爱书写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近代小说的描写范围。由于国家对个人的极度压抑以及日本文学远离社会政治、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日本近代小说大多表现个人备受扭曲的心理苦闷和欲望。但即使如此，日本近代学者兼“私小说”作者小田岳夫也认为郁达夫比他们过火。他说：“这样的描写（指郁达夫作品中大胆的情爱描写——笔者注）……即便是在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小说中，也是看不到的。那样的露骨和果敢，无怪乎赢 得青年读者的喝彩。”[10]（p35） 2.事实上，比起日本近 代文学，郁达夫在日本的个人情爱经历以及他对日 本古典文学的广泛阅读才是他审美偏好倾向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主要因素。而这也是他的情爱书写能超出日本近代小说描写范围的原因。日本文学的好色审美传统不仅存在于日本古典文学中，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审美习惯和文学创作的审美倾向，“以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成为日本近现代人和日本文艺的美学的根基之一”[12]（p182）。日本近代文学承接了从平安时期的贵族文学到江户时代町人文学形成的好色审美传统，并将之融贯于近代日本文学的各个流派中。日本近代小说虽然表面是受了外国思潮的影响，“但实质上却是日本小说的传统风格在近代文学中的运用”[13]（p122）。因而，与其说日本近代小说影响了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不如说，由于郁达夫与其他日本近代小说家具有相同的日本文学修养和好色审美偏好，所以他的作品才显得与他们有些相似罢了。
四
综上所述，郁达夫最初从与日本女性的交往和恋爱关系中感受到并接受了融贯于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中的好色审美理念，在理解和认同的前提下，用开明、宽容的态度看待性这一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桎梏的对象。所以，郁达夫在个人言行举止方面，常表现得令人吃惊。陈翔鹤曾回忆道：“对于性的事情，他一向都十分公开，好象是对谈吃饭喝茶一样地随便。”[14]（p106） 徐钦文则回忆说：”郁达夫先生最使我注意的是讲子宫帽的事情。”[15]（p38） 郁达夫在初次见面的青年女子面前居然谈到节育、谈到子宫帽的用法。也有友人从中国传统道德角度认为郁达夫的“好色”是“在私生活方面，放浪形骸，不够严肃”[15]（p165） 。其实，这是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在郁达夫个人情爱观巨变的基础上，通过他长期大量阅读日本文学，对他的审美倾向和趣味偏好产生影响，并影响了他的创作。
日本好色审美传统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是郁达夫作品中存在双层叙事结构的主要原因。如引文所述，情爱对于日本文学来说，正如酒瓶之于酒。而郁达夫的情爱书写相对于其作品而言，也是起了“酒瓶”和“容器”的作用，是作品构成的一个基本支撑。在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中，不少情爱书写是用来装载民族情绪的：”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或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7]（第4卷，p305） 《沉沦》是以留学少年忧郁症的发展为线索、以少年自杀为结局的。但实质上，这种忧郁随着主人公的情爱心理和行为而加深的，自杀的结局也是主人公的性行为直接促成的。若没有对日本少女的情欲骚动，“他”就不会痛心疾首地在日记中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也不会追忆自己的故乡，进而更加消沉；没有欲求不满时对房主女儿洗浴的偷窥，“他”就不会搬进梅园，也不会遇见野合的男女，更不会在深受刺激下留宿日本妓馆，进而蹈海身亡。而在其他一些小说中，情爱书写有时作为死亡和病痛的诱因出现，如《银灰色的死》《南迁》《清冷的午后》《微雪的早晨》《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有时作为安慰精神痛苦和生命空虚的良药，如《归航》《还乡记》，以及高尚、自律人格的衬托物，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蜃楼》。 [16]
而另一方面，郁达夫也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了日本好色审美理念，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从作品总体意蕴上来看，缺失了日本好色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审美”，即将好色审美理念与无常感、“物哀”等日本传统美理念结合，对恋爱情趣进行审美把握。在郁达夫笔下，情爱的满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个人价值的最终满足，情爱也不仅只带出了一些画地为牢的感伤和优艳压抑的美，而是往往伴随着超出个人欲望的社会承担和历史承担，有时甚至引发了超出世俗生活的宗教式的思考，比如《迷羊》。究其原因，正如郁达夫的日本同学所意识到的：郁达夫对中国在文化上的发达十分自负。[10]（p283） 郁达夫也曾骄傲地自陈：即使在日本留学多年，自己仍保有着”四千年历史传统在背后的大汉民族的头脑，和一颗鲜 血淋漓地在脉动着的中国人的心”[7]（第8卷，p244）。郁达夫在文学上并不以日本为师，他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受到了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的影响，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并未真正突破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 仍深深扎根于“实用理性”[17]（p317～318） 。即使书写情爱，也不忘将之与对旧道德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相粘连。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郁达夫对小说艺术的双重追求：既想使文学承担社会责任，得到广大渴求进步青年的理解和支持，又想要展现小说艺术之美：“小说的目的，在表现人生的真理，表现的材料，是一种想象的事实，而表现的形式，又非美不可的”（《小说论》）。一面是想要在小说中进行社会批判和伦理批判，一面又不自觉地将本应加以批判的情爱关系描写得浪漫美好。这种双重心态，使得郁达夫的小说在形式上存在双层叙事结构，在思想情感上呈现互相牵制的状态。爱情和情爱成为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使得表层的社会主题往往被淡化。同时，引人注目的社会主题也掩盖了其小说以情爱故事为深层叙事结构的事实，让人们浑然不觉其情爱书写所汲取的东洋养分。这些东洋养分与中国文学难以调和，从而使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其作品的社会主题呈现一种怪诞的联系，而被一些研究者在美学上斥为“多余”、“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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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谭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