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大展照片
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毫无疑问是1980年代深圳文化和媒体最成功的策划之一，如果马后炮分析这次大展的成功元素，微观上可以说是主事者徐敬亚先生的个人才情和狂想，《深圳青年报》的气魄。从大里说，深圳当时特有的开放和敢干的氛围，临近香港的各种刺激，青年诗人与官方出版长期隔阂导致的强大反叛力。这种种的天时地利人和让这次大展和参与者的名字成为不可复制的唯一，将牢牢记在中国当代诗歌史和中国当代传媒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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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徐敬亚在深圳主持发起了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隆重推出了68个诗歌流派、流派宣言以及100余位未名青年诗人的诗作以及徐敬亚的《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当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所有中国报纸一律每天只有4个版。史无前例的“深圳八六大展”以《深圳青年报》为主体，联合安徽《诗歌报》，动用了两家报纸，刊发煌煌7个整版，总量达13万字。
“深圳86诗歌大展”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事件。第三代诗人登上舞台。
徐敬亚
当代诗人，文学批评家。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1949年生于吉林长春市。
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5年，迁居深圳。著有诗歌评论《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及散文随笔集《不原谅历史》等。曾主持“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1986-1988）》。
深圳下了一场诗歌的漫天大雪
晶报：您一手搞起来的“86诗歌大展”已经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文化的一个骄傲。听说您当时向全国诗歌界发出了一张《英雄贴》，请介绍一下始末。
徐敬亚：（下称徐）英雄贴是后来人们的评价。我只是写了一封信，记得时间是1986年7月5日。标题是：《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但那封信的反响非同小可。立刻获得诗歌界一大批朋友的兴奋应合，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这些朋友的朋友们，把大展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历史的脉搏有点怪，当你抓准了，事情往往比预计的还要夸张。那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了，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的转告，多少次复印，多少次私人间的传递..最后，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就像你在网上发了一个大微博之后出现成千上万的回贴一样。我感到事情变大了，原定是搞一个整版，后来我要求加码到两个整版。来稿源源不断，令《深圳青年报》上下也都很兴奋。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4个整版。要知道30年前包括《人民日报》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这意味着，作为非诗歌专业的《深圳青年报》，每次将为诗歌拿出二分之一的版面，并且连发两次才能完成。当然到了最后，变成了7个整版。
当时的深圳，完全像香港的一个郊区
晶报：1985年初您到深圳工作，为何想到在这个“经济特区”搞一次诗歌大展？您跟诗的缘分又是怎样开始的？
徐：三本普希金诗集，伴我渡过了文革最后几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28岁。已在中学做了4年代课教师。那一年我与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高考。和易中天的经历相仿。易曾经说过他没参加高考是因为怕学生考上了他没考上。那怎么可能呢！当时我的学生们已经下乡，我也到了工厂。1977年那一年，我们班一共考上了5个大学生。4个是学生，一个是我。在吉林大学的4年，我没有一天离开过诗。2万多字的《崛起的诗群》是我大三的学年论文。1983年该文发表后，受到全国范围多达数百万字的“批评”。
1980-1985年，“朦胧诗”崛起与被剿的数年中，中国民间诗歌热潮风起云涌，渐次升温。
当时诗歌界都知道我到了深圳，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刊物堆满了我的房间。各类诗集、诗报、诗刊，大多是油印的。总数不少于200种。
我知道，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从1986年夏天起，我隐隐约约地形成了想做点事情的想法。
晶报：当时的深圳是怎样的？为什么想到要搞“诗歌大展”？
徐：其实，在“大展”前我已经做过两次小规模的大展试验。第一次是1985年8月，我践诺于“青春诗会”的15位朋友，举办了一个整版的“朦胧诗专版”（北岛、舒婷等10多位诗人）。1980年夏天的那次会议分手前，大家约定谁有了阵地便给大家发诗。那次是友情，是还愿。
第二次就是真正做事情了。1986年9月12日，我办了一次“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正是那一次尝试给了我信心。第三代诗人们反响非常强烈。1986年夏我到兰州参加了一次现代诗研讨会，搞一次更大规模的全国性诗歌专版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当时的深圳，完全像香港的一个郊区。在物质上，神秘的中英街上昂贵而五光十色的商品堆积成山，令人总是感叹天上怎么不下一场港币大雨。在文化上，每天一大迭一大迭的香港报纸令人目不暇接，上面总是密麻麻地排满了文理不通的繁体字。而每天夜晚，深圳全城的文化人几乎同时收看明珠930电影，第二天上班便开始七嘴八舌集体影评。而我心里想的只是诗。
当年，苦苦寻找火山喷射口的中国现代诗歌，找到了深圳这个历史节点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深圳正处于一个文化上的开拓期，思想活动而自由。
港式商业营销语言用于艺术领域很有趣
晶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这个名字很霸气很洋气，放在现在仍然是这种霸气的感觉？策划的过程是怎样的？
徐：过去的中国文学界，没有“大展”这个词。
人们认为文学是正襟危坐的事，怎么还能展示？那时的杂志报刊，只使用“专版”、“专辑”、“小辑”之类名称。但我想做的要比这些都大，感觉这些词的气魄远远不够。于是便摩仿香港的商业营销口吻，把原来的诗歌专版，改成了“流派大展”。当时非常醒目。
在推广上，大展也是比较成功的。展示之前特地做了预告，相当于现在的新闻预热。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以“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为眉题，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主题，正式发布了大展消息。“预告”使用的语言，也相当宏观且强横。回顾了现代诗历史、反思了出版界缺失、列举了诗歌洪流般的现状之后，一连用了三个基于――“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回顾、正是基于以上反思、正是基于以上欣喜与焦灼”的排比句式，拉开了大展序幕。
在这些推广与预告中，我第一次使用了“宏观展示”、“隆重推出”等具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诗人杨黎去年在文章中还念念不忘特别“隆重推出”这四个字对他当年的打击。现在看，把港式的商业营销语言用于艺术领域很有趣。如果不来深圳，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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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期间，徐敬亚（左）与深圳青年诗人颜昌海在办公室留影。
诗歌大展后报纸订户达到15万份
晶报：估计大展的影响那么疯狂，当时的编辑工作也很疯狂吧？还能回忆起当时难忘的细节吗？
徐：我曾经回忆出三个细节：一个是写信写得“手都直了”，这是我在20多年前一封信中发现的原话。我记得我的左手食指靠指甲部分的关节总是塌下一个坑，由于沾满了墨水，又红又黑。一开始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最高潮时每天来信有半人高。后来，诗人绿岛来了，海波来了，看到我一个人轮战全国几十个流派，收、催、发忙得不可开交，两人开始助战。
第二个细节是：排版的时候，腿都站直了。
大展7个整版的内容全是在深圳排版的。包括安徽《诗歌报》的两个整版的通栏标题。人们现在看到的大展《诗歌报》的通栏大标题是繁体字的“柯式照排植字”。那就是我在深圳植好了字，把菲林用航空信寄到合肥的。当时全国只有深圳才有植字设备。大展的过程相当辛苦。当年报纸除了标题植字外，大多数的内容还只能用铅字排版。7个整版100多位诗人的排版是一个大工程。从几级标题到流派成员、艺术自释、宣言、诗作，包括诗人名字、年龄，还要配古怪的插图。我曾经几天几夜泡在印刷厂。一次，仅仅为了排出一个三角版，我在现在老特区报的二楼排了整整一夜。那时还是先排铅字然后照像制版。干到半夜，排好的三角版一下子掉到地上，铅字洒了满地，只好重新让工人捡字。我自己拿起夹子，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串行，从晚8点一直干到早8点。当排完了版，我站在特区报临街的窗口看见太阳刚刚出来。
第三个细节是：电报纸都写光了。当时通讯落后，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网络，没有电邮，也没有特快专递。那时信件的最高方式是航空信..《深圳青年报》只有一部长途电话，每次必须先拨173，通过电报大楼的小姐人工转拨。当时的电话容量相当有限，长途总是占线。通一次话常常要等一两个小时。记得报社一位女同事等长途电话曾急得当众痛哭起来。而拍电报，全城的人都必须到罗湖区的金城大厦对面电报大楼。记得我的大展前言《第三次生命体验》发稿急，诗人海波特地跑到电报大楼，一个字一个字用电报方式发出。当时电报按字数算钱，每页电报纸只有20个字左右。为了发我那2000多字文章，海波把电报局的电报纸都用光了，工作人员不得不到仓库去拿。最后抄了整整两本电报纸。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的字都是手写，最高级的是打字稿。当时深圳已经有了复印机，但非常珍贵，报社平时不允使用。在这一系列落后通讯方式下，办一次大展比现在的人们要多付出几倍的精力。
晶报：大展之后呢？能否简单介绍后面的进展？
徐：《大展》的征稿与刊发，持续了几个月。大展出笼之际，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至当年末，《深圳青年报》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我相信，这其中一定含有《大展》的众多作者与读者。因为在中国诗歌界，深圳86大展的历史地位很奇特。有人曾经说，当年的中国诗人，不是大展的作者，就是大展的读者。报纸阅读率几乎接近百分之百。这种不正常的、珍贵阅读的年代，再也不会出现了。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大展之后孟浪从上海来到深圳，成为这一诗歌活动最有力的后期推广者。1988年8月，在沉寂了两年之后，时任深圳大学出版中心编辑的孟浪，与我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出版。这本书，被海内外的诗歌研究者视为中国诗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断代缩影。该书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后来有人把“红皮书”全书扫描，现在网上还有全书的电子版。
民间出版体系与诗歌自由精神的胜利
晶报：如果不是在当时的深圳，估计真搞不成，过了30余年，重新回头看这件事，您个人是怎样评价大展的？
徐：深圳诗歌大展后，千百计的中国民间油印诗歌出版刊物与正式的国家出版体系接轨。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展打破了对现代诗创作的禁锢，使民间诗歌出版体系露出水面，促进了诗歌艺术民主，这种展示方式也开创了大规模诗歌集结的先河，使中国诗歌在编辑、解读、评论方面强化了自由风气。最重要的是，大展使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年诗人登上了诗歌宝座。大展后全国各地曾掀起了一股“诗歌展示”的热潮，一时间大展林立，旗幡浩荡。开了个头儿，也算贡献吧。
对于那次“大展”，我说过：我不过是提前30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30年——网页”！4个字说明了一切：艺术自我民主与艺术自我扩容。
作为一次公众艺术事件，“大展”类似一次行为艺术展示。它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指标，但从诗歌本身来说，它也有无法排除的弊端。我在做此事的时候就承认：我在做诗歌好事的同时，一定也做了一些加剧诗歌闹剧的坏事。
晶报：当时内地的老人家们估计都傻眼了吧，相信也有很大异议的声音。
徐：值得深刻记忆并正式通报给后人的是：大展甫一出笼，即便现代诗人们一片喝彩，诗歌界一些友好的前辈与同代人，在充分肯定其功绩的同时，便曾对“大展”进行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其中“流派的泛滥”成为公认的最大弊端与败笔。我在领受大展一切兴奋与愉悦的同时，在当年即坦言承担其全部遗憾与不快。
正如我和全体参与者事先便已充分预料的那样，大展遭到了主流诗歌界更为严厉的斥责。
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12月《华夏诗报》上发表的司徒平的文章《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写那篇文章的人当时可能就已经很老了。他把大展说成是“儿戏”、“扯旗放炮”、“戏弄读者”。我摘一小段给你看：
“..乍一看，真是洋洋大观，轰轰烈烈。但如果你有健全的神经，仔细读它一遍，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大发宣言，惊世骇俗，而诗作呢，可就有点惨兮兮，一首得到少数（不说多数）群众承认的都没有..”他的标准是“群众承认”才是好诗。因此他的评价便不必评价了。文章对大展的诗歌作品与宣言进行了4项具有世界观意义上的归纳：
1、一种是悲观颓废的遁世思想；2、一种是从怀疑一切到否定一切；3、一种藐视群众，藐视真理，自我意识无限膨胀；4、一种是对人生、对自己、对诗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30年前，不同的中国人对诗歌的看法有多么天壤之别啊。这其间的差异与冲突，甚至不仅仅局限于诗歌了。
诗是灵魂深处的事，人的主要生物特征是活着
晶报：听说近些年诗歌界还搞了一些纪念“深圳诗歌大展”的活动。再过3年就是大展30周年，还会继续回忆吗？
徐：大展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灰色的工商年代。诗人们纷纷从头脑深处逃离。
新世纪后，诗歌记忆慢慢开始在中国回潮。
2006年，第三代诗人在黄山举办了大展20周年纪念会。会场上悬挂的标语牌中还有一幅“向徐敬亚致敬”的标语，诗人们煞有介事地颁发给我一个“终身成就奖”。那次会是大展后最齐全的“人物展示”。近百名第三代诗人，自掏机票，齐聚黄山，像纪念自己节日一样回顾当年。
一个人做了一件事，20年后还有人聚会纪念，这让我个人非常骄傲。那次会最大的意义是民间的，自发的，没有任何商业与非艺术的诉求。这说明那次诗歌展示，在一代诗人心目中的记忆曾经留下了深深的划痕。
去年，也就是大展25年的时候有人曾提议再搞纪念，我觉得意义不大，后来不了了之。其实，办完了大展，它便不再属于我。
晶报：这些年你在深圳还做过别的什么事？
徐：人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一个动物。活着，是我们作为人的主要生物特征，也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事。诗歌，永远躲在灵魂深处。
来深圳近30年。除了86大展，什么事都没做。更多的时候，全是白活。一个人一生做不了几件事。为自己活着所做的，全算不上个事。晶报：听说你对黄山情有独钟，并且即将开始乡居生活，愿意透露一些细节吗？
徐：中国的城市生活已经越来越不可爱。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具备逃离条件的人逃离它。
从插队年代起，我可能已染上乡居情结。而黄山乡居是我这两年与朋友最愿意谈的话题。
黄山乡村风光优美，古建筑迷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令人神往的乡居之地，目前即将进入实施阶段，具体细节我也不知。未来什么样？我自己也想问一下上帝呢。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