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荡子视为具有浪漫情怀的行吟诗人，显然是被诗人过于频繁的迁徙经历所迷惑。事实上，东荡子从来不歌唱生活，正如他从来不抱怨生活一样，他的追寻，他的流浪，他的失业，仅仅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写作的场景，它们激发作者的表达欲望却不会成为诗歌的内在要素，这一点正是东荡子与那些擅长“见景生情”的诗人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许走南闯北的经历加速了他看清纷繁社会“真相”的过程，对于“再现”和“编造”形而下的生存体验他根本毫无兴趣。东荡子的诗歌生成方式是运用具有穿透性力量的文字，直接抵达自身思想的核心。正是这种与具象生活保持距离的写作策略使东荡子的诗歌看起来具有了坚实的思想质地，在当下热衷于展现日常经验的文学话语场域中，他的文本实践成为张扬纯粹诗歌理想的一面旗帜。
作为一个长期游离在体制外的诗人，东荡子更多的时刻面临着来自生存的压力，就像在他早期诗集《九地书》的书名中暗示的一样，他来回奔波在谋生的路上，因此惟有回到他的临时住所，才会有片刻闲暇去整理郁结在心中的言说冲动。我曾经根据他标注在每一首诗后的时间和地点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学考察，从1989年3月到2002年5月，东荡子上北下南东奔西跑，先后去过北京、上海、包头、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嘉兴、兖州、益阳、长沙、海口、洛阳、桂林等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每一次都怀着豪情和梦想出去闯荡，停留一年半载、三五个月或十来天后几乎都是精疲力竭回到湖南沅江那个叫东荡洲的老家。所有这些来自飘荡生活的碎片式经历，构成了东荡子思考社会人生的物质基础。直白地说，退伍之后，生活并未带给他任何东西，有的只是无尽的漂泊和流浪，虽然他乐于接受，并从中得到安慰。因此不难想象，这注定是一个不将同情和怜悯写在脸上的诗人，在物质条件上他没有接济众生的能力，只能独自在通向个人精神理想的路上飞奔。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体制外的生存恰恰给东荡子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诗人能够以一种相对超脱的眼光对人的存在进行形而上的思考。
假如说我们正面临一个随着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而经验越来越贫乏的时代，东荡子提供的这些超越感性的纯粹经验无疑具有深层的诗学意义。经验贫乏时代的来临源于“新经验”的增长远远少于“旧经验”的流逝，科技延伸了身体功能的同时必然导致人类在过去面对外来挑战时表现出来的那些丰富的感官内容和想象空间的萎缩。技术的兴起一方面改变了人们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交往的方式，人的感觉因此逐渐麻木，对自身的思考被对物的思考所取代；另一方面，巨大的社会财富所导致的乐观心态使人的忧患意识明显淡薄，种种困境的化解已经被二选一的博弈游戏所简化。正如本雅明说的那样：“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就事论事的思维或许可以视为“底层写作”兴起的思想根源，抛开伦理的价值论而言，这种话语方式所导致的美学局限性其实显而易见。东荡子的豁达则表现在他从不纠缠于世俗人事，关注个人思想状况远甚于物质得失，因此，他可以面无愧色地说“黄金是最轻的物质”。这种超然姿态足以使人接纳更多的内容，它对于以呈现苦难和呼唤平等为诉求的生存现场写作来说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意义。换句话说，东荡子的诗歌创作能唤醒我们关注主体尊严和思想独立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在一些人看来，它们远比日常生活本身更值得爱惜。
像《王冠》一样，东荡子珍惜每一次表达机会，不想说出的话绝不会从他的笔下写出。“把金子打成王冠戴在蚂蚁的头上/事情会怎么样。如果那只王冠/用红糖做成，蚂蚁会怎么样//蚂蚁是完美的/蚂蚁有一个大脑袋有过多的智慧/它们一生都这样奔波，穿梭往返/忙碌着它们细小的事业/即便是空手而归也一声不吭，马不停蹄//应该为它们加冕/为具有人类的真诚和勤劳为蚂蚁加冕/为蚂蚁有忙不完的事业和默默的骄傲/请大地为它们戴上精制的王冠”，在东荡子看来，每个生命都有它应该得到的尊严，但并不一定是外在的、华而不实的“王冠”，惟其如此，人类才能正确地表达对生命意义的尊敬。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过多地在形式方面纠缠，他仅仅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言辞朴实，立场坚定。关于蚂蚁的奔波、忙碌、空手而归、一声不吭和马不停蹄，多半是受诗人自身经历的“照亮”而来，然而在诗人笔下已经成为具有普通性的价值取向，东荡子的诗歌文本也因此被赋予一种寓言色调。
对语言的吝啬或许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的内心状态，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他对艺术的理解，或者说对理想诗歌的设计，甚至对非个人事件的态度。在节省语言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习惯于微言大义的东荡子。其实诗人在早期的作品中就表现出了相当突出的语言天分，比如《伐木者》仅仅七行：“伐木场的工人并不聪明 他们的斧头/闪着寒光 只砍倒/一棵年老的朽木//伐木场的工人并不知道伐木场/需要堆放什么/斧头为什么闪光/朽木为什么不朽”，这首标明1989年9月写于上海的短诗或许包含了很多的历史内容，工人成为一个技术傀儡的化身，分不清正误，当然也不懂得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所在，但斧子却时刻寒光闪烁，从这里读者似乎可以推测到诗人内心万分悲凉的原因。在短诗《英雄》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诗人一颗希望挑战强悍的外部世界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欢呼的声浪远去/寂静啊 鲜花般放开的寂静/美酒一样迷醉的寂静/我的手//你为什么颤抖 我的英雄/你为何把喜悦深藏/什么东西打湿了你的泪水/又有什么高过了你的光荣”这首写于1992年11月8日的诗有这样一个发生学背景：
1992年11月初，和剑峰在广州老乡那里搞到两张军人通行证，顺利地到了深圳，当晚在深圳街头却被警察识破，警察命令我们立即打道回家，可我们躲在一个朋友的旅店打听我们还一无所知的深圳。深圳的确是诱人的，而我们是流浪，在深圳根本就找不到我们想找的。被困的七天里，我们感到十分沮丧和疲惫，满腔的热血，第一次到深圳便停止了它的沸腾，它像水一样冰凉着我的思想。那时只有一条魔绳把我捆绑在大树上的感觉：遭到烈日和蚊虫叮咬、猛兽袭击，连嚎叫都使不出。最后一个晚上，我流泪了，我用烟纸记录了我的几句有关英雄的诗，连题目都没标，便塞进了牛仔袋。第二天便到了广州。（《王冠》第52页）
《英雄》无疑是一首可以归结为“底层写作”的诗，在诱人的深圳，在找不到出路的特区小旅馆，一个诗人的梦想在破碎。而诗中所表达的悲怆，足以唤起遭遇过那一特定年代种种不平等待遇的群体内心强烈的共鸣。而在当时，这些人的命运并不引人注意。
东荡子的诗歌语言看起来直接、简单、干净，但是需要认真倾听，细细揣摩。他的思想种子播撒在貌不惊人的字里行间，这种纯粹的诗歌理想几乎决定了他全部文字要经受不同寻常的命运，所以一家有影响力的诗歌选刊说东荡子是“一位应该更多被诗歌界关注的诗人”，这一方面说明东荡子远离繁华与喧嚣，另一方面也暗示在我们这个阅读品格下降的时代，东荡子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与时俱进”：他过深地沉醉在自己的文本信念中，并且一直追求文本方式与做人方式的统一。在《它们可能是泡沫》一诗里，东荡子以一个代言人的身份表明了诗人对那些外在东西的警惕。“彼岸”是一个形而上的目标，虽然难以实现，但也足以值得让诗人“徘徊”、“转悠”和“思索”；很多人无法跨越这条河，因为他们追求的正是“花园”和“欲望”，在诗人看来，它们全部在河流上，可能是泡沫。诗人甚至这样警告：“他们如果从此弯下腰来 把头低到地上/他们的膝盖将会被蛀虫吃掉，他们/赖以支持挺直腰杆 充满活力的钙/首先将会被吃空，蛀虫还将爬进/他们的体内、他们的大脑以及他们那颗/虚有的心。”东荡子始终认为人的存在意义在于“该做一些具有想象力的工作/证明他们真的来过 留下了痕迹 并已获得/没顶的感慨 他们该思索 不至于畏惧和后退”。如果说东荡子应该得到肯定，至少是在“崇高的”个人理想和“崇净的”社会良心方面表现出了一个独立思想者的姿态。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说：“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做卑鄙下流的动物；它带我们到生活中来，到森罗万象的宇宙中来，仿佛引我们去参加盛会，要我们做造化万象的观光者，做追求荣誉的竞赛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的心中植下一种不可抵抗的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东荡子能够在诗歌范畴里激起我们对“伟大的”、“神圣的”事物的渴望。
值得注意的是，远离当下诗歌场域中各形各色的流派和圈子，东荡子有自己的诗歌观念，并且他将对诗歌的反省与对自身的反省紧密相联。他的诗歌之所以能简洁而准确地切中要害，与他追寻事物的本质密切相关。《诗歌是简单的》可以视为一首表达他的个人诗学宣言的“元诗”，“诗歌是简单的，我不能说出它的秘密/你们只管因此而不要认为我是一个诗人/我依靠思索/穿过荆棘和险恶而达到欢迎我的人们/铁树在我临近的中午开花/铁树的花要一个长夜/才会在清晨谢去，那时我遁入泥土/因为关闭思考而不再理睬世间的事物”。可以看出，他一直在依靠自身的思索去处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并进而将它视为解脱人生困境的一种重要途径。毫无疑问，东荡子已经深深受益于自己复杂并且坎坷的现实经历，长达二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和孤蓬飘荡足以使他在面临种种考验时对自己洞察秋毫。在他看来，黑暗无处不在，它们存在于人性的深处，像一个静静潜伏的敌人，在关键时刻突然跳出对我们完成致命一击。因此，他要执着地反省自身，并且从阅读自身中找到读懂他人、读懂社会的“兵法”。在诗歌写作中，他将为狭小的形式写作并与此纠缠视为黑暗的根源。它们表现在狭隘的语言形式和观念形式中，然后导致技术纠缠、私情膨胀、一厢情愿式个人色彩纠缠和为消除某种修辞纠缠而写作，这些都是不宜的。“最好的诗歌应是更高更广阔的光明境界，诗人应奔走在光明中，而不是停留在这些狭小的形式黑暗里。”在他眼里，“真正的黑暗，神也恐惧”。
海德格尔指出：“时代的贫乏必须使诗人的整体存在和诗人的天职成为诗意提问。因此，‘在一贫乏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用诗聚集诗的本性。那所发生之处，我们可断定诗人的整体生存顺应着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这个时代隐藏存在因而遮蔽存在，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这句话包含着两层意思，即诗人何为与读者何为。东荡子同时声称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读者的写作”，他说：“我对神乎其神一直反对，所以当我自己进入写作，首先就把自己当为最热忱最质朴的读者，甚至当成许多不同类型的读者，但他应该是一个光明的读者，不抱私情。我的写作就是进入读者的角色，我把它叫做读者的写作，只有这样我才能进入到诗歌的出现，才能呼吸在光明中。”读者的写作是一种多主体的写作，因此也是一种为他人的写作，当作者采取这种写作姿态的时候，过于个人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就会被抛弃，普遍价值无形中就得到张扬，这是东荡子给诗坛带来的一个启示。它对于贫乏时代里诗歌与读者之间业已存在的距离的调整、贫乏时代里的诗人写作，或许具有持久的启发意义。
（转载自《中西诗歌》200903总第30期）
暮年
东荡子
唱完最后一首歌
我就可以走了
我跟我的马，点了点头
拍了拍它颤动的肩膀
黄昏朝它的眼里奔来
犹如我的青春驰入湖底
我想我就要走了
大海为什么还不平息
东荡子：原名吴波。湖南沅江人。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4年9月生于湖南省沅江市东荡村（东荡洲）。木匠世家。1982年应征入伍。1983年转业后个体经商、教书、任编辑等。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集《王冠》、《不爱之间》、《九地集》（自印）、《如此固执地爱着》（合著）。 2013年10月11日下午病世。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