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辛波斯卡那样一个女诗人，对世俗的羁绊几乎纤尘不染，一生就和诗句一样干净，甚至不受语词的一点一滴的侵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但难的是以她的母语波兰语与我们的母语汉语之间存在的如此之大的差距，一个相对较小的语种能够培植的这么一个纯粹的女诗人，在我们的母语却做不到。或者说即便做到了，有辛波斯卡那样的诗人和诗歌，却不能为世俗所接纳、承认。这是为何？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个“语种形象”的问题：这个语种人文的特质和它被世界所认同的方式。人家愿意接受一个单纯的波兰语种和诗人，但不会接受一个单纯的汉语诗人。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辛波斯卡的诗，所以我才没来由地、单枪匹马地进入主题。而我自己呢，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可能不够人家多；但个人的态度，不论读诗或写诗，认为第一感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辛波斯卡给我的第一感，她是一个考问语词的自在者，一个语词的考场上的主考官。并且她是以这一点有区别于我们的：所有或绝大多数的汉语诗人。
隐喻了写作方式的语词
对她的作品作分析时，我是从《写履历表》开始的。幻想中我有类似的经历，写作似乎就为了向人类递交一份履历表，这是对人性的一份忠诚。当然，这首诗对语词只是间接的表述。语词表现为履历表的填写项目和陈述内容所用的工具，它和履历表具有同等的分量、直接性、间接性。“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简短”。嗯，是那么回事。语词躲在履历表上并且被提出了要求。“填填写写，仿佛从未和自己交谈过，/永远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这是切入正题了，语词参与诗人的生活，是在填填写写中，和她自己做交谈，和她的内心只有一臂之隔。我猜，诗人手中这时真的有一支活动的笔，在描、在绘。“价格，不是价值，/头衔，非内涵。”这句式非此即彼，是修正语调的。最后一句，“反正，还有什么好听的？/碎纸机的嘈杂的声音。”这是对自己的回答，是自己期望语词连着履历表要被送去撕碎。这一句中间不是用破折号，而是直接的自问自答，说明作者这首诗中作结的句子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不过，履历表通常不是用于被碎纸机销毁，所以，这句话当另有所指，是指现场有碎纸机的声音在提醒诗人认真地填写。
此诗从“申请表”开始，到地址、日期、婚姻、出生的子女、社会关系（“认识你的人”和“你认识的人”）、旅行、会员资格、光荣记录、免填项目包括宠物和纪念品等（这是女性特征的表露）、价格（这是海关申报）、照片、声音，每一个填写项目和事项都是暗指人生的一种状态和经历，它和履历表的必填项目一样不可少。本诗没有直接指涉语词，人生的况味和整体性以符号和字词的方式，被拢入履历表的形式和格式化的表达中。毋宁说这是透过履历表和填填写写的生活对语词作出的一种隐喻，其中暗寓的含义具有多重启示性，但直接的指向是一种简单、可重复、有序而又值得期许的人生，因为它“简洁、精要”。人生-写履历表-语词-写诗，在这四项事务的关联中，语词始终是在场而蕴含于一种“填写”式的创作中。这是诗人对使用语词的写作状态和个性行为特征的暗示，正如诗句中表示的，是以“地址”取代“风景”的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
语词的考问者辛波斯卡
当我们用语词和文化符号认知世界的时候（包括写作），语词处在工具理性的核心价值上。没有符号和语词走入认知中，人的全知全能，人对上帝的模仿就不能进行。信仰教人们膜拜，而语词教人们信仰。但象辛波斯卡这样的女诗人，她对语词没有这么全面和复杂的认知义务。她带着一种女性的好奇，像是在考问语词的表象、内涵和功效。她的尝试是小心而成功的，表现在审问语词上也卓有成效。且看《一粒沙看世界》：“我们称它为一粒沙，/但它既不自称为粒，也不自称为沙。/没有名字，它照样过得很好，不管是一般的，独特的，/永久的，短暂的，谬误的，或贴切的名字。”这是对“沙粒”这个词的审问。作为名词，作者对它提出了质疑。首先是沙粒对诗人主体性的混淆，“自称”沙粒的是诗人，而沙粒却并不能自称为诗人。紧接着，名词的必要性被诗人否定了。这个否定性是沙粒在诗人眼中自在性和实在性的体现；“存在先于被表达”，这是诗人隐含中的一种哲学观。
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沙粒被人格化了（比拟人更进一层），它忽视别的存在和存在者。“时光飞逝如传递紧急讯息的信差。/然而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明喻。/人物是捏造的，急促是虚拟的，/讯息与人无涉。”解脱开名词背后繁复的属性，诗人要求回归万物的本真。这个本真和语词的存在属性是一致的，即它的静默和被动，正如诗人另一首诗的诗名所指的“万物静默如谜”；语词正如“沙粒”之名一样，可以在静默间无所作为。在这首诗中辛波斯卡对语词持有的新鲜感，一如中国古代哲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言，是充满玄机的。作者从语词的表象性和简略性去看世界时，从中获得了普遍有效的灵感。这样客观和“简洁”的立场，使得人对万物的神奇性，在她的纸间浮动跳跃起来。在《墓志铭》一诗中，她把自己称作一个“旧派的女人，/像个逗点。她是几首诗歌的作者，/大地赐予她永久的安息，/尽管她不属于任何的文学派别。”然后，她把“小诗”连同牛蒡、猫头鹰，称作她坟墓前的装饰。她的生命中透露出的逗点般的语词的气息，最终甘于成就为诗歌和诗人之“小”，小而为坟墓前的装饰，只须人们用一分钟去默哀。的确，对于语词，当我们从大处难以把握，在大处显得捉襟见肘时，象辛波斯卡那样由小处去着笔，就更显得轻盈、灵动、秀美。这一大一小间，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容我们在后面叙说。
在我们分析的作品中，下一首《写作的喜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辛波斯卡对语词的考问，它很大程度上还带着女性的天真与好奇的成分。诗中第一节出现了“被书写的母鹿”、“被书写的森林”、“被书写的水”，这无疑是指语词了。这些带定语的名词接连带来了三个问号，说明这是一个诗人在对语词进行发问。“向真理借来的”“腿”，表现出诗人智性的奇异，它的主语是前面的母鹿，或“被书写的母鹿”。此时，让我们看，语词与实在的双重指向仍然摆荡着，去向不明。正如此，“向真理借来的”这个短语出现在这里才有确切的含义。在下面的诗行中，“寂静”这个词沙沙地响过诗人的纸面，——她的确是这么写的，森林这个词萌生出枝桠。它们被诗人赋予了时间和生命。第二节，字母围住句子使它走投无路，墨水中包藏着的猎人准备扑向诗人的笔。“另有法令，白纸黑字，统领此地。”语词的整体性在此彰显，它们对于诗人表露出了童话般的生命气息和神秘性，那正是诗人在诗性上的表现力。“没有叶子会违背我的旨意飘落，/没有草叶敢在蹄的句点下自行弯身。”很轻的笔力，却显现神奇、神话般的魅力和珠宝般的闪光。细致入微处，可见作者的诗思没有脱离开起始处的母鹿和森林的意象。在这两节里，语词作为定语是对存在者和存在之物的命名；语词作为主语则延伸出有生命力的宾语及复合句。依我看，这首诗不失为辛波斯卡的一个代表作。而诗末第三节，诘问的意味尤其浓烈，犹如一杯泡足了功夫的下午茶：“那么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由我统治、唯我独尊的世界？/真有让我以符号的锁链捆住的时间？/真有永远听命于我的存在？ /写作的喜悦。”考问的结果是肯定了“写作的喜悦”。这也是世界据以回报辛波斯卡的方式：她作为诗人的成就就是登上了语词之台的高处，领取了奖杯。从而她也可以无愧地解开“符号的锁链”了，因为她在某一个时间内抵达了自由的王国。在这首诗中，语词作为整体的力量被诗人提问过，它用以“捆住时间”是为诗人所期待的，这是一次捕捉、猎取和收获。
对比一下汉语诗人李成恩的《纸上帝国》一诗，她也以同样敏锐的直觉创造了某个特殊的意象，并以此指称了语词（透过“纸”和“叠纸”这个特定物）的力量，以及它与世俗帝国之间处在天平两端的微与巨、宏与缈、轻与重的极端不平衡、极端对立的对称统一。李成恩似乎告诉我们，语词作为尘世的象征之物，世界大舞台的帷幕，它具有和“帝国”相对比和抗衡的力量。但这究竟只是一种用以隐藏对象的遮蔽之物，透过它、撇开它，捉住它台前和幕后活生生的血肉，这样的诗人才是胜利者，哪怕那时是被蒙着眼布，隔着象儿时捉迷藏用的帘幕。
在诗人的作品《剧场印象》中，作者暗指了语词与真实性之间的这样一幕喜剧关系，——与前面的“写作的喜悦”一致，“愤怒将手臂伸向顺从，/受害者幸福愉悦地注视绞刑吏的眼睛，/反叛者不带怨恨地走过暴君身旁”；“更早死去的那些人成一列纵队进场，……”。但语词的实在与真实世界的悲号、哀哭之间，已经丢失了一幕悲剧性的演出。这一重悲剧关系，则是被女诗人在写诗和类似剪纸的功夫上所阻隔开来的；也可以理解为这重阻隔是作者有意设定的。语词用以创造世众，它表现出了充分的奇异性，它展现了与世界众生不同的起始和结束，而且，你不能说这是不公平的。
“寂静”这个词在辛波斯卡的诗中至少出现了三次。除了前面的《写作的喜悦》，还有《放眼望去独坐荒芜的静》，以及后来的《三个最奇怪的词》。在《放眼望去独坐荒芜的静》这首诗中，语词被诗人赋予了时间的属性，现在和现在进行时的属性；并且语词与它的意义之间构成了非比寻常的佯谬。——“辛波斯卡/当你说出寂静的时候/你已经打破了寂静/当我敲下寂静的时候/寂静也被我打破”。没有纯粹的诗心，没有始终如一的纯净，诗人不会终其一生对某个语词抱着执着的喜爱和审问的神情，正如辛波斯卡对“寂静”这个词一般。
《三个最奇怪的词》是诗人临近生命终末时借以抒发的句子，隐含了诗人生命哲学、诗性哲学的密码，那是她对语词别出心裁的考问及考问出的结果，以及对它的矛盾和悖谬之处的流连忘返。这首短诗只有三句，“我说出未来这个词，发出的第一个音已经成为过去。/我说出寂静这个词，我就打破了寂静。/我说出没有这个词，我就制造出了不再无从把握的东西。”这是诗人晚年对诗歌的一种仍然带有生命律动和温度的精神把握，从诗中看，诗人的确制造了某种“不再无从把握的东西”。
作为定语的语词
依附于语词，附属于语词的身临其境，人、生命、命运与语词栓系在一起，有时显现出荒诞的属性。辛波斯卡是一位敏锐的诗人，她并非不见这荒诞的一面，但她是语词的考问者和采撷者，她不是语词中万象的统揽者。她的世界观体现在“小”和从“一粒沙看世界”，这个“小”出现在《评一首未写完的诗》：“诗的开头几个词/女作者说地球真小，/相反，天空是个大得多的词，/星星，她说：‘其中有比它所需要的还多。’”
诗人和诗中的“女作者”一样脱离不开语词，尤其在天空、星星和宇宙之下。诗人的感触和人们是一样的，“天空的描述使人们感到无助，/她失落于敬畏天空之浩瀚无垠，/她为无数行星的死寂震憾不已，……”。语词在诗人面前变得不再那么确切，不再那么惊喜。“她的心灵”毕竟不同于一个男诗人，男诗人比如佩索阿，他在诗歌中说的是“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这大与小之所见，不是度量的尺度有问题，而是语词的表现功能有异。“旋即在她的心灵…… /一个问题开始浮现，/在阳光下在宇宙众星之下/不管怎样我们是否是孤立的？”还是这种辛波斯卡式的发问；“从而浮现了如何生存等问题……”，这一句在下面两节中出现。这样的实质性问题超出了前面的所有审问，而前面的审问方式大都还是限于形式的。当中有一句是“这颗也许‘无人目睹地旋转’的行星”，作为行星之定语的短句“无人目睹地旋转”是被打上了引号的。这引号是何含义，它是诗人的引用，还是对自创语句加重语气之用，我们不得而知。但语词作为行星及宇宙的定语，且是加上了引号的定语，这个语法现象被我们所关切并着重指出来了。透过作者的眼睛，我们发觉了一种语词所构筑的世界观，或者说，现代人用语词构筑心灵的基本逻辑。这是诗歌和诗歌语言背后的那个上帝。
对于单个人来说，不管是诗人或诗人笔下的“女作者”，天空、世界、宇宙都太大了（似乎也只有佩索阿那颗诗心比它略大），但是一个被语词定语过的天空、世界和宇宙则是足够小的，小到能被辛波斯卡这样的女诗人所接纳。辛波斯卡作为一个考问者，她在语词的宇宙中感受了“万物静默如谜”的诗意。当然，如果上帝也被全部语词定语过，辛波斯卡就用不着在这首诗中为“女作者”表现出无助和遗憾了，甚至不用出现“我们的空虚无法消解”这样的怀疑，无须呼唤“主”“怜悯我，启示我……”。语词的普遍性出现在辛波斯卡的审问之后，它是能经由诗人的启迪而揭示出来的，语词作为万物之定语时，它出现在“的”字之前（比如……的宇宙，……的上帝，……的万物），它使世间的道路、众生的意志朝向上帝神明的指向变得可见、可感。当广漠的宇宙风雨交加之时，辛波斯卡的万物却静默着，如谜般令人着迷，因为她有了语词作为万物的定语。当我们为辛波斯卡这么提示出来之时，诗人对语词的考问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回味这首诗，“无人目睹地旋转”用作行星的定语的确巧妙而耐人寻味，尽管这首诗在诗人的所有作品中表现平平，但我还是要称赞她的启发性。
辛波斯卡的金手指所触及之处，语词如风景般秀丽而自在，“窗外是美丽的湖景，/但风景不会自我观赏。/它存在这个世界，无色，无形，/无声，无臭，又无痛。（《一粒沙看世界》）”如果世间的语词都被辛波斯卡带去做了世界、天空、宇宙和上帝的定语，那么世间就只剩下一群无用而纠缠着女人的男人。正如辛波斯卡在诗中为天下男人所问的那个问题，“怎么办？”“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对待死缠烂打的男人，女人如果一巴掌打不走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他睡一觉。（《放眼望去独坐荒芜的静》）”然后她自己一语道破说，这“有点偏激”，但“各取所需”。不用置疑，这就是语词在女性面前的本性。而我们也看到了，辛波斯卡是如何以解下衣物般出落的金手指，如此这般考问出语词的，“你脱下，我们脱下，他们脱下……（《衣服》）”。我们对待“符号的锁链”，对待作为“万物之谜”的语词，当我们驱赶不尽它时（“一个巴掌打不走”），就必须站着和低处的它作一了断。这是辛波斯卡和我们一样的使命，诗的使命。
一点启示：语词的大与小
而作为一个汉语诗人，在辛波斯卡之后他还剩有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语词为何是“大”的？这语词之“大”，又何以能变身而为“小”，语词之“小”落实在何处？在对辛波斯卡的诗和语词作如许的分析之余，我为汉语诗人们叹息。他们的生命和语词的生命，注定为天空、宇宙和上帝全身心地作了定语。虽然这不是去殉葬，但在无奈与被动之处，他们已为“符号的锁链”捆住，成为了他人履历表和时间表上的时间词，并且赶在滴答作响之时便成了数字和数码的注脚。何至于如此，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语词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辙痕，就会体认到，我们的语词之大，比之于佩索阿的那颗心似乎还要宏大，——是的，只是比宇宙略大而已；如果略小一点，我们就拥有了波兰语和辛波斯卡那样的天真烂漫，那样的“小”的好处。
但汉语来自于历史及外部世界的繁难与繁复，是我们在出生之初一早被决定了的。当民族国家赢得解放之时语词并未获得全面的解放。而我们现在已经知晓，诗歌之语词就和“纸上帝国”一样，庞大、神秘而又充满盘根错节的权力交接。我们不仅要在庞杂的语词间书写人性、人格，我们还要承担去阐释神性和神格的使命，我们当中的一些诗人如海子，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最为我们所熟视无睹的，还是汉语语词的国性、国格；这个国性、国格，也可以称为国家性和国民性，从胡适和鲁迅那个时代就被提出来了；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坚决反对它被“国家化”或“国民化”的倾向。没有国性和国格化的写作，从人性到神性的大与小之间，就缺乏转换的中间力量和环节。汉语的语词作为一种国家的民族政治符号，或民族的国家政治符号，汉语作为历史上传播佛学的主要语种，汉语翻译出来的、为西方文明所输入的《圣经》和一神教，使它成为国家与世界、一神与多神相互角逐的一个语言之角。
汉语语词所面临的所有这些巨大而令人恐惧的面孔，使它成为所有语词中的大中之大、重中之重，普通人与它的缘分自此而断绝了。综合的语言危机、语体病和失语症出现并且难以治愈的结果，诗人不得已徘徊和守护在语言和语词医院的门口无法离开。所有在这个汉语语词中生活和呼吸的诗人，都不免挣扎在这个份上；甚至是成为病人的看护者，有时则是精神病人的看护者。我们的创作，无论是对人性、国性的人文创作，还是对“神格”、神性的超越性的文本实验，都无法回到生命个体之“小”，就因为我们的语词——日常用语连同诗歌，全都被动地去做了“天空”、宇宙、上帝和多神的定语。还好这仅仅是定语而已，而不是定义；因为更大的困难是，我们根本缺乏去做这样的定义的工具、闲暇和逻辑力量。我不知道在辛波斯卡的波兰语中是否有那么多的宗教和神灵在语词的血上释放出光环，就我们之所见，很幸运的是辛波斯卡的诗中并没有表现出如此的骚动。辛波斯卡对语词的考问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为我们提示了语词何以能回到诗歌之“小”、诗人之“小”。本质上，它必须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律动保持一致，一样的节律、规格，甚至是一样的诘问。我们仍然听到辛波斯卡在说，“这世界没有谁是可以无懈可击的……（《放眼望去独坐荒芜的静》）。”
（2013，9，27）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