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坛上，杨克是作为“第三代实力派诗人”和“民间写作”的代表性诗人确立其诗歌地位的。寻根文学、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边缘化与商品化、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并存与自处，从20世纪80年代步入诗坛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诗歌经历的道路杨克基本都经历过。杨克的诗歌创作是执著而纯粹的，不同于其他双栖或多栖的作家，诗歌是他30年来主要且根本的文学资本。80年代杨克的诗歌成就，主要是以“花山”和“红水河”为代表的文化寻根，以及根植于广西的大地书写；1991年杨克从广西南宁来到广州，开始了他的现代化都市体验和基于此上的城市书写，写出了《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石油》《广州》《火车站》等重要作品，10多年的探索使得杨克将都市商品的物质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城市诗”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新世纪以来，杨克的诗歌创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坚持着对都市生活的表达，但其关注的重点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传递出一些较为明显的新变信号。尤其是最近几年，杨克的诗歌慢慢走出了对都市商品的迷恋，而以其民间立场和个人写作姿态为切入点，不断拓展诗歌的题材领域和表达形式，以实现不同于以前的底层书写和文化追寻。新近出版的诗集《石榴的火焰》正是这种新变的最好例证。
《石榴的火焰》是杨克近年发表的诗歌在大陆首次结集出版。全集虽未分辑，但诗作的编排自有侧重。《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作为开卷之作，可谓奠定了全集的感情基调和艺术水准。全诗设喻精巧，形象生动，适度陌生化的语言中和了纯粹口语无法避免的韵味缺陷。这里的“祖国”并不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着重指涉世居疆域的历史文化、饱经沧桑的土地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诗人从石榴里看到的不仅有“微笑”，更有“苦”，有“无声的叫喊”：“我还看见石榴的一道裂口/那些餐风露宿的兄弟/我至亲至爱的好兄弟啊/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每一根青筋都代表着他们的苦/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沿着这一道“裂口”向下窥视，“底层”苦难的生活细节和荒诞无奈的宿命一一呈现。在这里，杨克关注底层的写作姿态非常明显，这种底层书写的“痛感”自然比一味歌颂的“欢乐”要深刻得多。沿着这一路径游走，集子中不少书写底层的文本形成了一条明确的线索。《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再也没有《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那样的悸动惊喜，而是充满无奈的愤怒：“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可似乎并不被高高在上的国家掌控/也跟为口腹忙碌的蚁民无关/一枚大印在暗地里把几个人的商机/盖得皇天浩荡/开发商是承包大户，贷款雇人耕种/种植能手依旧是农民，那些长工短工/戴上工人的安全帽/粮食不断涨价，政府和商人赚个盆满钵满/财富和政绩芝麻开花节节高”。这首诗的描述是精准的，判断是清醒的。官商勾结的房地产现实已经抢占了“主人”的地盘，使土地的“主人”不得不沦为“长工短工”，这种矛盾又如何“统一”呢？这是杨克和任何一个诗人无法解决的“难题”，但诗人的关注至少提醒权贵们还有一种声音存在着，这是底层的愤怒，更是时代的警醒。《大学生士兵——2008春运，广州火车站纪实》，如题所述，是一个春运高峰火车站拥挤场面的纪实。在人紧贴着人的人潮中高举了十几个小时行李箱的中年旅客，在冻雨中执勤时被扔出的行李箱砸伤的19岁的士兵——一个武警学院的大学生，还有饥寒交迫挤踩着回家过年的黑压压的人群，都是杨克所关注的底层。这种对于底层生存世相的展示是原生态的，只需呈现就已足够。
杨克关于底层书写的诗歌中，最震撼、最深刻也是最优秀的当数《人民》。这首诗给人的震撼在于它通过入诗人物的有意选择，集中呈现了底层的庞大与无奈，用一个个无声的特写镜头撕开了政治叙述华丽的外表，还原了底层社会生态的真实性和残酷性；《人民》又超越了纯粹的底层苦难书写，诗人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呈现，他还启发我们思考“人民”这一术语的多重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悖论主题，去揭示被一个话语体系遮蔽和掩盖的现实真相，因而这首诗又是深刻的。
杨克诗歌的底层书写是一种民间视野下的底层关注，“民间不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民间是对权力话语的消解，是先锋实验性和个人写作的独立性。关注和表现底层不一定非得要永远生活在底层，只要一个诗人的民间精神立场处于“在场”而不是缺席甚至对立，他对底层的关注就是有效的。细读杨克的诗歌，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博大的悲悯情怀，对权力话语的强烈消解欲望，对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对弱小事物和底层民众的同情。更重要的是，杨克诗歌的这种民间底层书写超越了自然主义式的苦难呈现，也不完全局限于对底层做现实主义的反映，他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启发人们思考苦难的根源。杨克曾说：“很多年生活底层的经历，奠定了我的诗追寻存在意义的基调。”这种“存在意义”的追寻正是一种对底层苦难单纯叙述的超越，是杨克一直以来追求和表达的都市化、商业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可以统合在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之中。这也正是民间底层书写不同于底层自身情绪宣泄和主流话语对底层情绪安抚的“民间”姿态的意义所在。
淡化商品叙述步入文化追寻，是《石榴的火焰》表现出来的杨克诗歌创作的另一个新变信号。杨克的出生地广西和现居地广东都属于岭南地区，尤其是生活了20多年的广东更是岭南文化的重镇，所以，对岭南文化及其象征符号的阐释可谓杨克诗歌文化追寻的题中应有之义。《岭南》一诗可以说是杨克新世纪诗歌中文化言说的代表作。诗作秉承了杨克于客观展现中内蕴着主观情感的诗风，对岭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建筑风格、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地方民间文化、历史人物和事件、各路文化名人等做了全方位的展示，通过对有关岭南的大量文化符号的高频率散射，提炼出“先天下的岭南，纳百川的岭南，实干的岭南”的岭南地域特色和地方文化精神。
在《石榴的火焰》这部诗集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不再是城市广场、石油、电话、咖啡馆、时装模特、火车站、花园别墅、迪士高等现代都市和商业符码，而代之以书院、名楼、庙宇等历史文化符码。因而可以说，近年来逐渐走出商品叙述迷宫的杨克诗歌，在文化追寻维度上的企图和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杨克诗歌的文化指涉并不首见于新世纪，但与此前不同的是，以《石榴的火焰》为代表的杨克诗歌的这种文化追寻，不再具有上世纪80年代那样浓烈的文化寻根味道，也并没有强烈的文化纵深追求的欲望，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面对历史文化根源所做出的诗意表达。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