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考斯基
或许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有这么多两极化的评价：一方面，他会被读者称为酒鬼诗人、地下作家、肮脏的老男人；另一方面，他会被评论家冠以继福克纳、海明威、诺曼·米勒之后美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时代周刊》称他是“底层社会的桂冠诗人”，加缪、萨特、热内对其推崇备至；他一生出版了几十部小说、诗歌，是欧美近几十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因种种原因，中国内地直到如今，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正式引进出版了他的两部小说代表作《邮差》、《苦水音乐》。他就是查尔斯·布考斯基（1920～1994）。
坦露一个所谓弱者的精神世界
目前国内把持着文学发表和出版的无非两种作家：一是韩寒、冯唐这种所谓在有购买力的青年男女乃至鹤发童颜的老文青那里的畅销型作家；二是所谓纯文学、有深度，甚至有哲思色彩被学院派评论家深以为可以通过阐释进而散发自己能量的传统型作家，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到葛亮、鲁敏、徐则臣等皆是如此。除此之外，太多创造力旺盛和类型多元的草根作家还停留在自负盈亏的被无视阶段。
因此，不难理解，像布考斯基这种始终都在底层拼死一搏的作家无法获得国内出版商和读者的青睐。他既没有进入所谓文学史，也被《西方正典》这种傲慢的权威所歧视，更因其小说和诗歌细节渗透着底层的极端生活，粗糙和强暴感不乏其中，连被读者猎奇的资格都没有了。每个读者心目中都有一个“大雅之堂”。
所以，这些年来，很多国内布考斯基的读者只能选择在网上找些零星半点的翻译作品来满足阅读。曾经一度有几位热心于翻译布考斯基的译者，将自己的译作放在网上。之所以这么做而不找传统的出版社，也许他们自己都不大相信布考斯基有出版的可能。
对于读者来说，布考斯基也有难以替代的价值。他不是仅仅告诉你破碎生活的面貌和一个下坡路上的男人如何打扮自己以及与生活死磕，还要身体力行向你坦露一个所谓弱者的精神世界，那里同样有草木生长，即便枯枝败叶也有他们的节操。他也在告诉我们，那种被花枝招展的词汇和情节装扮的生活如何不值一提，至少它们不应该出现在诚实的小说中。
布考斯基作品的正式出版，这个人以及他的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教会中国作家应该怎么面对生活和处理自己的题材，而是告诉我们生活的不同层面和其他令人心碎的细节是如何呈现出来的。
摇滚乐的意义就是布考斯基的意义
布考斯基身上有艺术的和先天的美感，他更是有办法将支离破碎的不堪往事编织成一幕幕生活剧本，他永远是这些剧本里的主演。他甚至比“垮掉的一代”的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走得要远。如果说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等人的文学还需建立在佛教和迷幻剂等其他领域之上，那么，布考斯基的非主流人格和叛逆气质则是建立在不停践踏他自己生活的基础之上。布考斯基的决绝和天然的叛逆，使之与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区分开来。在阅读布考斯基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个邋遢的家伙，竟然也能写出逻辑流畅、故事完整、人物丰满、情节感人、意象浓郁的文学作品！坦率地说，在文艺作品领域的观看和阅读上，我并不能算是孤陋寡闻之人，但就像前面说过的，在见到布考斯基的小说之前，我只看到了世界的局部。
盘点一些已知的喜欢布考斯基的名人，就能发现，他们都是一个路子的，这个路子就是叛逆文化，或者称先锋艺术。在西方，诸如好莱坞另类明星西恩·潘、U2主唱波诺，都是布考斯基王国的臣民。前者曾经为美国《采访》杂志做过一篇布考斯基的长篇访谈，后者曾经从光芒万丈的摇滚舞台上走下来时说：“我们的大众文化跟我们说，走，再吃个麦当劳；走，去购物中心——这全都没问题，但全都有问题。这是摇滚乐的意义，也是布考斯基的意义。”
布考斯基是个音乐情种，尽管在他的小说中充满的都是古典音乐，但喜欢他的摇滚音乐人除了波诺，还有大名鼎鼎的莱昂纳德·科恩和汤姆·维茨。科恩曾说：“他把每个人都拉到地面上，甚至天使。”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布考斯基提供了一种观察生活真相的视角和方法，在这种视角和方法之下，没有人可以躲开。、
对我来说，更加值得期待的是明年（2014年），将有一部布考斯基的传记电影上映，导演是主演过根据金斯伯格那首长诗改编的《嚎叫》的詹姆斯·弗兰克。詹姆斯·弗兰克的导演处女作就动了布考斯基的念头，不知道是不是好事，但我相信非常值得期待。对于创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多年的喜欢并通过酝酿将之变成一部艺术品更值得信赖的了。这部布考斯基的传记电影，改编自他的自传体小说《夹心面包》。大概是讲一个小孩如何从整天挨揍到渐渐强悍起来……嗯，听上去非常励志，据说这是詹姆斯·弗兰克最喜欢的布考斯基作品。
他让你沉沦到人间最底层
布考斯基的叛逆不是源于精神世界，也非来自病态的心理环境，而是一种跟血肉和疼痛有关的自身。在《苦水音乐》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有两篇小说《父亲之死Ⅰ》、《父亲之死Ⅱ》，将一种近似弑父的情结宣泄得淋漓尽致。但与文学史上或者文艺电影中的传统形象不一致的是，布考斯基笔下的人物并非沉默、忧郁。布考斯基常是一副脏兮兮老男人的样子，可他在处理自己小说人物形象时，却干净利索，从来没有拖泥带水。在布考斯基一次次营造的充满卑贱底层生活方式的图谱中，作为读者，我们会发觉如此荒诞和冒犯竟是那么顺其自然。布考斯基从不给叛逆以矫情的理由，他直来直去，剥开事物真相，即便鲜血淋淋，也试图让读者了解徒有其表的世界之外的那个世界。
“我唯一的野心就是根本不成为任何什么人，这似乎是最合理的一件事。”这种调子并不陌生，可是他并非要针对谁或者发泄什么不满，只是觉得这样过舒服。1942年加缪在《局外人》中，在存在主义的光晕下解构了母子关系，用颠覆性的小说叙事手法完成了惊世骇俗的创作。41年后布考斯基随随便便、不惊心动魄，也没有颠覆什么要命的伦理和哲学，就写成了《苦水音乐》这样的可以跳出是非的叛逆之作。
布考斯基的小说都不长，而且十分好读，不一定每一个读者都能酣畅淋漓，但无障碍是一定的。《勤杂工》（《样样干》）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干过无数行业的边缘人，并非不上进，也不是干那些不体面的工作他才舒服，而是能力、性情促使他只选择临时性的简单工作，以此打发喝喝酒泡泡妞的日子足够了。布考斯基的小说样式正如他笔下人物的生活方式，简单、短促、直接、有效、猛烈、急剧，以及充满仿佛与生俱来的厌倦和诋毁。如果说布考斯基的世界观属于这个世界的小众，令其只能游走于边缘作家之列的话，那么他的长篇小说《邮差》、《勤杂工》够得上是填补文学世界某种空白的极致作品了。
跟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绝望和荒诞比起来，布考斯基更残酷地对待自身；跟雷蒙德·卡佛的温情和抱怨比起来，布考斯基有着一种从底层扬起风沙暴虐的快感；跟理查德·福特的人性幽暗比起来，布考斯基能让你一下子沉沦到人间的最底层。
“我是孤独的个体”
1920年，查尔斯·布考斯基生于德国的安德纳赫，他的同名德裔父亲是一战的美国士兵，在德国与他母亲结婚。布考斯基3岁时，全家迁居美国。洛杉矶是他长大、生活半个多世纪的地方，就像劳伦斯·布洛克之于纽约，洛杉矶的各个阴暗角落与落魄人群是布考斯基的写作密码。
差不多13岁时，布考斯基接触到了平生两大嗜好：写作、喝酒。从那时起，或许他的生命就注定了。在传记电影《生来如此》中，布考斯基说他无意间拿起了铅笔，用文字填满了一整个笔记本。他说那种坐在椅子边、用铅笔填满笔记本的感觉真好，如此简单，如此快乐，你只需要不停地写下去。直到11年之后，另一个重要元素才进入他的生命——女人。
布考斯基的相貌，如同他的文字，看过一眼就无法忘记。沧桑、艰辛、挣扎，所有岁月的痕迹，都刻到这张脸上。但有时，又让人觉得那是一张王者之容。这个手不离酒、烟不离口的邋遢老男人，在他的文字国度里，是一个国王。
从24岁开始零星在三流杂志发表诗作及黄色小故事，到49岁完成第一部小说《邮差》，之后逐渐为人所知，到了晚年彻底摆脱了底层生活，成为好莱坞众多影星如西恩·潘、马特·狄龙，摇滚巨人波诺、莱昂纳德·科恩、汤姆·维茨等人的超级偶像，可谓苦尽甘来。相对于思想偏保守的美国，布考斯基在欧洲更受欢迎，特别是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算上即将出版的中文版，《邮差》至今已被翻译成16种语言。
青年布考斯基虽然学过几天新闻，但从未找到过体面的工作，洗碗工、卡车司机、门卫、仓库管理员、电梯操作员、酒保，几乎所有底层工作，他都做过。西恩·潘说，布考斯基写的是平凡的灵魂在迷失的世界中的坎坷。所有工作中，邮差是他干了最久的，陆陆续续十几年。除了最后一本小说《纸浆》，布考斯基几乎所有作品，写的都是他的生活。正因如此，很多文学评论家把他与海明威相比，并列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行列，称之为“肮脏现实主义”；另外一些人则把他与几乎同时代的“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称他在惠特曼、梅尔维尔及“垮掉的一代”的基础上，将美国诗歌又往前推了一步。
但布考斯基就是布考斯基，他生来如此，与其他作家截然不同。或许布考斯基早就烦死了这种比较，他在被采访中说：“人们总是想用袋子把我包上。我想说不，不要给我贴标签，我是孤独的个体，我做自己的事情。”
《苦水音乐》是布考斯基成熟期的作品，相比于《邮差》，布式风格更为显著——精准、全面的写实，带着残忍的幽默与硬汉的悲伤。运用文字，布考斯基绝对有洁癖。想要模仿布考斯基很容易，他的英文比海明威更简单，中学英文水平就能读懂，国内读者甚至总结出了布式写作的模仿要领。但想成为布考斯基，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常年用酒精清醒自己，用卑微下贱的工作锻炼自己，并且还有个大前提，你是个可以洞察生活的写作天才。
唯有生活的真实，最让人留恋，扯掉布考斯基身上的种种标签，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颗忠诚于自我的灵魂。
（实习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