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储安平进入《中央日报》，担任“中央公园”版的编辑。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篇累牍刊发了数十篇批评林语堂和鲁迅的文章。他也亲自上阵，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对林鲁二人代表的“论语派”和“左翼作家”的意见。这一系列文章的内容跨度之大，批评时间之久，其缘由颇为耐人寻味。

　　彻底否定的批评

　　“中央公园”批林语堂，刊发的代表性文章有苏九的《从幽默到没有》、王平陵的《谈幽默》、幽槐的《讨林语堂檄》、石岳松的《拟幽默大师墓志铭》、低吟的《拟幽默大师诉冤》、拜金的《寄林语堂》、宗白华的《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储安平的《致幽默大师林及论语社诸贤》等等。

　　拜金认为，林语堂办《论语》杂志，以幽默为号召，其目的不过是借幽默大发其财而已。宗白华认为，真正的幽默是在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既不是谩骂，也不是讽刺，冷峻背后透着的是心热。幽默本身含有哲学意味，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重估，是在“平凡的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林语堂等人的“幽默”，不过是格调低俗的讽刺挖苦。储安平认为，林语堂做文章好写惊人之笔，立论常失之偏颇，为追求扩大影响，不惜剑走偏锋，甚至故意招人反感。他还质疑“论语社”诸人的文学水准。认为《论语》杂志提倡文章须有“潇洒含蓄爽利幽默”之音，但他在诸人的文章中从未发现，只看到一种低级趣味。很多资深撰稿人的文章，都是愚笨不堪、文风凝滞，和所谓爽利潇洒的要求相去万里。总之，储安平在《中央公园》上，对林语堂以及“论语派”文学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和讽刺。

　　“中央公园”批鲁迅，有代表性文章的如张鸣春的《密斯脱赵的革命》、如是的《普罗文学做法》，凤尼的《海上文坛杂玩》，韩侍桁的《观念论的游戏》等等。张鸣春将文坛比作擂台，认为：“鲁迅先生是这擂台上的霸主。如果发现文坛上哪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还有作者责怪鲁迅在文学上只会批判而从不建设：“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点鲜明的回答。”更有一位很有趣的作者虚构了一则故事：“我”一直给一家左翼杂志社投稿，却从未被录用。拿着“鲁老作家”的介绍信登门，对方表示热烈欢迎，并约其为之撰稿。但是“我”无意中发现，之前投来的稿子，信封还未拆阅，便被编辑投到炉中烧火取暖。他借这个故事讽刺左翼作家们搞文学不过是拉帮结派，打压新人。

　　没有背景的批评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党报，储安平刊发如此多批评鲁迅、林语堂的文章，是否背后有人授意？这涉及到储安平对副刊的用稿是否有主导权的问题。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日报》作为党报，对编者的各种条框和限制甚多。但《中央日报》虽是党报，却并不真正要求副刊宣传党纲党义。编辑若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反对现行政治体制，不作政治批判，在文学文艺方面尽可以畅所欲言，甚少受到限制。

　　对于这一点，储安平自己的说法最值得参考。1936年，他在离职后曾经写道：“我对于我的工作极有兴趣。我上报馆的时间在晚上，但当晚饭没有开的时候，我的心神可以飞到了我的编辑室里。我每天都祈望夜晚的到临，为的我可以在编辑室里的桌子收到无数封书信和稿件。这已不是单纯的一种职业，我的职业和我的兴趣早就打成了一片。报馆简直成了我第二个家庭。”1943年，他讲述编辑经验时写道：“幸而那时我报馆里有一点可以称颂的地方，就是我编的副刊和报馆里的人的趣味虽不调和，但他们对我却并不干涉。所以我只在精神上感到不安，在编辑上，我仍保持着我的主权。”

　　储安平在两次自述中，都表示了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尤其是后一段自述，当时他早已脱离《中央日报》数年，在这一问题上说谎实无意义。因此，应该相信，储安平在用稿权、整体格调确定方面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批评林语堂、鲁迅的系列文章，即使带有鲜明的文艺立场，与国民党围剿左翼文学的文艺方向不谋而合，但更适合理解为，这也是当时储安平个人的文学、文艺观的一种表现，是自愿的而非强迫。

　　那么，储安平批评林语堂、鲁迅，是否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关于林语堂，目前并未看到相关资料。关于鲁迅，只知道储安平在大学时代，曾给鲁迅投过稿写过信，并一度钟情于左翼文学。后来受徐志摩影响，逐渐远离左翼文学，亲近新月派文学。1931年储安平参加援马团北上抗日时，鲁迅曾发表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对这一行为进行讽刺。但是，储安平并非狭隘之人，似乎也不至于在两年之后用连篇累牍的文章来反击报复。

　　从文学出发的批评

　　储安平的《中央公园》批评林语堂、鲁迅，和其他国民党宣传系统的刊物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不从意识形态上着手，而是从文学本身着手批评。储安平的态度，也并非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文学而批评。作为坚持文学格律的新月派作家，他对林语堂和鲁迅两派文学势力给文坛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很深刻的认识。

　　《论语》杂志从1932年创刊后，以发表幽默诙谐、短小闲适的小品文开始闻名于世。很多作品针砭时弊，揭露官场，批评国民性，展现出了这群颇带自由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一面。但作者群的隐士气质大于叛徒气质，他们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揭露讽刺而无建设，且专以尖酸刻薄话语描写变态、丑陋、肉麻为能事，在时人看来，这是一种无关于国计民生，且毁灭文学格律的“文丐主义”和“亡国文化”。

　　储安平和《中央公园》的作者们普遍认为，在这些文章的影响下，文人竞相谈论幽默，从事严肃的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少，文学开始普遍带有一种油滑、讽刺的腔调。这些小品文虽然都出自名家之手，很多都是插科打诨、鄙俗肉麻，满足的不过是闲人茶余饭后的审丑趣味。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幽默，实际并不是真正的幽默，而是恶毒的讽刺和谩骂，在文坛开启了阴毒、讽刺的风气。在储安平看来，新月派或广义上京派作品，虽然在气魄上稍小，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却是真正的好作品，因为其中有徐志摩所强调的“严正格律”和“文学尊严”。“论语派”的幽默文字无疑与此大相径庭。

　　对于鲁迅，储安平与《中央公园》的作者们普遍认为，鲁迅原本从事小说创作，那些如《阿Q正传》之类的小说，本是反映大众灵魂的伟大著作，可以永垂不朽。但近些年来他“不务正业”，转向写作可以一挥而就的千字杂文。这些杂文非但是创作上的投机取巧，且文风刻毒阴损，推动了文坛的刻薄风气。至于他指导的左翼青年，其“革命文学”多半是作者在有热水暖气的高级旅馆中写成。作者们经常在各种左倾阵营里晃来晃去，频繁变动身份。他们喜欢玩弄时髦观念，大谈诸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流氓阶级等名词。实际上他们从不认真对待文学，而是将文学当成一种文字游戏，用文学上的左倾来博人眼球，将文学当作获得名誉金钱的终南捷径。这种文学若不消灭，便没有真正的文学产生。

　　高调失控的批评

　　初出茅庐的储安平，将高调批评的矛头指向林语堂、鲁迅两位文坛耆宿，批评色彩鲜明，言辞犀利，颇有睥睨一切的态度。这是一种少年侠气的自负，其中颇含立志澄清文坛的气度和精神，表现出一种对“纯”文学的追求。但是，在一些地方，他并未很好地把握尺度。尤其是批评“论语社”的文章，连篇累牍，变换各种文体，既有“歌谣式”，又有“檄文式”、“墓志铭式”，几乎长达一年之久。所谓“歌谣”，便是编出一些打油诗来讽刺林语堂。“墓志铭”更是代林语堂拟写墓志铭，几乎近于人身诅咒。由此看来，还是有很多文章超出了文学学理批评的范畴，转为讽刺其人本身，违背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实际上，这正好犯了和被批评者一样的错误，那就是讽刺挖苦之处太多，缺乏一种理性和宽容的精神，距离储安平所崇尚的严正的文学态度远甚。而且，许多作者未必真心反对林语堂，发现储安平的观点和立场后，可能故意采取一种迎合的态度，撰写大量讽刺林语堂的投寄。这件稿件，储安平基本给予全文照发。考虑到“中央公园”的影响不小，未必没有替林语堂和鲁迅辩护的来稿，但是我们未看到储安平发表。由此可以判断，此时的储安平，在编辑态度方面，并未能真正做到冷静、理性和客观。他还有更多需要历练之处。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历史学博士。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