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优秀的长篇小说、戏剧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时代洪流，那么，小小说犹如戏剧小品，可以呈现时代洪流之中的浪花。作家凌鼎年的小小说就有力地捕捉到了一朵朵浪花，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呈现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真相，即丑陋的东西无从逃遁，美好的东西终将难以遮掩。

　　小小说绝不因短小而没有玩味的空间，它可以举轻若重。凌鼎年没有因为小小说容量有限而回避反映时代的一些本质方面，而是创造性地勾勒出时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可以说，凌鼎年的不少小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内在底蕴却是深厚的。《〈皇帝的新衣〉第二章》《正宗嫡传伯乐第九十九代孙开设相马信息总公司的轶闻》《车祸之后》《拆迁还是保留》《走出牢房后》《国王、宰相与狮子》《褒贬两画家》《沉重的鸡蛋》等小小说，可以说是“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实，真正优秀的小小说犹如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寓言，篇幅虽然短小，但内涵却无比丰富。这就是说，一个时代洪流的浪花虽然不能等同于时代洪流，但是，正如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朵时代洪流的浪花也可以测量出这个时代洪流的湍急程度。凌鼎年的小小说虽然捕捉的是时代洪流的浪花，但因开掘颇深，足以令人看到这个时代人心的蜕变和畸变。

　　凌鼎年的小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绝不拘泥新旧框框，而是灵活地采用各种艺术形式，既有传统的，也有先锋的。尤其是凌鼎年在小小说创作上不避前人的艺术创造，并大胆地推陈出新，取得了显著的艺术进步。《车祸之后》的主要人物苏一丁对车祸的不同反应，一是幸免于难，一是自我忏悔。这不但对比鲜明，而且严厉地拷问了当代人的灵魂。其实，车祸本身不可能激发善恶，但是在这场车祸中却可以检测出人心的善恶。这种对比结构发人深省，启人深思。

　　《正宗嫡传伯乐第九十九代孙开设相马信息总公司的轶闻》读来虽然荒诞，却不是空穴来风。在凌鼎年的笔下，自从正宗嫡传伯乐第九十九代孙，开设了相马信息总公司后，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流传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以后用人若无正宗嫡传伯乐第九十九代孙的签名、相马总公司盖章的人才鉴定书，任凭是奇才、天才、超级人才，一概不信，一概不用；如果谁持有签名和公司戳印的人才鉴定书，不是人才也是人才，不用也得用，此处不用他处用。正宗嫡传伯乐第九十九代孙虽然魂归九泉，但是中国当代社会各种“相马闹剧”却愈演愈烈。这是“重名不重实”的时代产物。在现实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在看待人才时不太重视真才实学，而是紧紧盯着一纸文凭，有点“重椟不重珠”的意思。比如说，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轻视学术论文的思想价值与创新力度，却对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和层级格外关注，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相马闹剧”吗？

　　凌鼎年的小小说，善于在历史发展中截取反差很大的生活场景，勾勒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根本变化，极富历史的沧桑感。有些小小说既反映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也描写了人生的命运浮沉，犹如一则则蕴含丰富的寓言，经得起历史的咀嚼。《洋媳妇》虽然只写了娄城居民黄石坚六十年前后的两场生活片段，却勾勒出六十年来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变化，即中国人从排斥洋媳妇，到争抢洋女婿，甚至不少中国当代少女争先恐后地嫁往国外。这种婚恋观的变化，令人百感交集。

　　凌鼎年的小小说虽然主要刻画的是娄城的众生相，但却不局限在这一隅世界里，而是直抵这个时代的深处，严厉地拷问当代人的灵魂。在《最优计划》中，公正博士昧着良心，改变机器人的指令，结果那些被电脑判处为淘汰的人，不少依然活得好好的，而原本该保留的人种精华却面临着一场浩劫。这种逆淘汰虽然使公正博士羞愧万分，但他却在一片颂扬声中逐渐变得麻木了，习以为常了，心安理得了。在《寻找真话基因》中，人类的真话基因日渐萎缩，甚至销声匿迹、难觅踪影，以至于科学家不得不到生活在大西洋海底的类人鱼身上提取真话基因。在《拆迁还是保留》中，三家村明清建筑的拆迁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刚刚拆迁的历史文物马上重建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初拆是正确的，现在重建也是必要的……”这貌似“与时俱进”了，但完全漠视了科学规律。在《罪人》中，孙东因为反对司机超载赚钱，结果被挤兑下了车。而严重超员的车在途中出了事故，一车人不死即伤。这时，社会不是谴责司机，反而严厉责怪孙东，似乎孙东才是真正的罪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东居然在这种声讨中自认是罪人。凡此种种，凌鼎年没有姑息这些社会的丑恶现象，而是有力地加以抨击，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表现自我”的思潮；上世纪90年代中期，“躲避崇高”思潮大行其道。这些文艺思潮，推动中国当代文艺逐步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向对自我内心体验的感受，从对“大我”的表现转向对“小我”的揭秘。有些作家在这种蜕变中甚至沉迷于自娱自乐的游戏，完全丧失了社会担当。凌鼎年虽然穿行在这种历史潮流中，但却没有为这些狭隘的文艺思潮所裹挟，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与使命。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