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暗送秋波，勾肩搭背地互相哄抬，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坛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几十年前，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先生就以其锐利的眼光，洞见了今日的文学批评可能发生的乱象。李健吾先生告诫批评家说：“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人容易在人海迷失，作家容易在经验中迷失，批评者同样容易在摸索中迷失。做人必须慎重，创造必须慎重，批评同样必须慎重。对象是作品，作品并非目的。一个作家为全人类服役，一个批评者亦然：他们全不巴结。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唯恐他们遭受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真理如耶稣所云，在显地方也在隐地方存在。”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断突破文学批评的底线，将文学批评当成了对当红作家溜须拍马的谄媚书。

　　著名作家叶辛说：“如今我很少见到像李建军、王彬彬等批评家有建设性的批评。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实际上是愿意听到对自己作品的比较真挚的评鉴。有时批评家指出不当之处，让我们能受益很久。”然而，更多的作家却像写小说的巴尔扎克根本就瞧不起文学批评家一样，在他们的心中，那些文学批评家都是一些纸上谈兵，创作失败之后才转型从事文学评论的。他们在骨子里根本就看不起文学批评家。为了讨得作家们的欢心，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甚至不惜摧眉折腰，将文学批评变成了对当红作家肉麻的吹捧。如某著名文学批评家在评论张炜的《你在高原》时写道：“这本书可以看出当年《柏慧》的影子，但改动得较大，也改得相当棒。这就让我有点惊异”，“那一夜我又没有睡觉，我就想说难道真有奇迹发生吗？汉语文学能有奇迹吗？我说《忆阿雅》就是奇迹”，“如果汉语文学有高原，《你在高原》就是高原；汉语文学有脊梁，《你在高原》就是脊梁。我读了这几卷，我承认我被击败了，我为什么被击败？我原来想到汉语文学我们能够驾驭，我们读了几十年的书，一般作品我们还是能驾驭的。但是发现《你在高原》我们不能够驾驭，我们不能够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超出了现有的文学理论的支持，我觉得它产生了很多的东西，孕育出汉语文学的很多新的素质。”在论及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时，这位批评家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欣喜若狂地向全世界宣告：“全部叙事则是通过一个地主投胎为动物驴、牛、猪、狗来表现。这是一个变形记的故事，卡夫卡的形而上的变形记，在这里被改变为一种历史的变形记，一个阶级的变形记，人在历史中的变形记。在这个意义，莫言把卡夫卡中国本土化了，并超越了卡夫卡。”总之，怎样可以讨得当红作家的欢心，该批评家就怎样神侃。

　　可以说，绞尽脑汁巴结作家，已经成为了当今文学批评的常态。一旦谁要对他们哄抬的作家的作品进行批评，他们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为这些作家打圆场。甚至不惜对批评者大泼脏水，危言耸听地宣称对方的文章引起了“公愤”。他们以文坛法官自居，动辄抹黑批评者，将与自己文学观念不一致的批评者说成是不懂文学，仿佛这个世界上文学是他们家开的专卖店，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理在握的文坛大法官。在这些批评家的心中，有奶就是娘。为此，有人吹捧以抄袭著称，傲慢无礼地拒不认错的郭敬明咳嗽一声都能搅翻整个媒体，这是我们这些所谓老作家望尘莫及的，每部销售都在百万册以上，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发行量论英雄，以名气大小论文学成就，这就是某些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们的太空逻辑。这些阿谀者根本就不知道，法国作家司汤达一生共写过33部作品，但在其生前，只出版过十四部作品，这些作品往往都是一直躺在书店的书架上无人问津。其《论爱情》出版后，在十年中，一共只卖掉17本。其代表作《红与黑》最初的印刷数量总共也只有750册。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那些伟大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是在他去世之后很久才出版发行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出版后，几年间一共才售出11本，而这11本中，有10本却是被卡夫卡自己买去的。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屑于与文学批评家勾肩搭背，靠炒作来吸引眼球的，他们坚信，那些热闹一时的作品，终将都是过眼的烟云。

　　（实习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