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写作中怎样处理“当下事件”关切到文学的“轻与重”这一难题。当余华回到当下，利用这些新闻素材进行创作时，他并没有处理好新闻素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转化。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同小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余华讲故事的魅力，他很难带给我们深层次的情感共振与阅读的神奇体验。
读完余华的新作《第七天》，一面觉得意犹未尽，一面有种隐隐的失望，就自己真切的阅读体验来说，我感觉这是一部在细节处时而打动我但在整体高度上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感染力与震撼力的小说。
这的确是一部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小说。小说向读者展现出两个世界，一个是杨飞生前的世界，即现实的此岸； 一个是杨飞死后化为“幽灵”的“死无葬身之地”，即荒诞的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比反衬着此岸世界的肮脏与黑暗。杨氏父子感人至深的父子情谊可以说是余华写得最出色的一个故事，贯穿进他的生前死后。而其他众多人物的各个故事就像众多副线被杨飞自己的故事串联起来。几乎所有死去的人都在此岸世界遭遇离奇死亡而无钱购买墓地而来到这充满魔幻色彩的“死无葬身之地”。而这个“死无葬身之地”还是唯一一处人人平等的地方，余华将这个国人心里最恐惧的地方描述得美好快乐，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的一个辛辣的反讽，更是一种强烈的批判与控诉。
相比余华以前的作品，这部小说在内容上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历史回到当下，几乎没有了时间的距离感。虽然小说不乏魔幻色彩的荒诞感，但都不能否认它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小说中人物遭遇的故事多是发生在当下中国的各种怪现象，那些时而能听到的新闻事件，惊讶之余我们并不感到陌生。
我佩服余华直面当下的勇气与担当，因为当下的中国积聚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都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现实世界，各种荒诞罪恶的事件此起彼伏。如果中国作家对此失语只能说是一种失职与悲哀，所以余华这种对处于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生存处境与命运的关怀、敢于跨出这步冒险尝试的精神还是很可贵的。但是想通过作品表现好“当下的中国”也是很具挑战性的。毕竟怎样处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一直是个写作上的难题，它容易使作家迷失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现实事件里，而且离现实越近，越看不清真实，又由于缺少时间的距离来沉淀便很容易流于肤浅的呈现，而不是创造。要不就是让沉重的现实压垮了文学飞翔的翅膀，让文学只能匍匐在厚实的大地上。于是余华也遭遇到了“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写作困境。
这就涉及到写作中怎样处理“当下事件”这一难题，关切到“文学的轻与重”这一难题。当余华回到当下，利用这些新闻素材进行创作时，他并没有处理好新闻素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转化。一方面，新闻元素的增加的确可以增强作品的现实性与厚重感，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作品被现实压制到失去了飞翔的翅膀和想象回味的空间，失去轻盈的一面，流于肤浅的反映现实，缺少艺术创造。我想中国的读者在读《第七天》里的故事时是易于找到似曾相识的感受，因为余华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大同小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余华讲故事的魅力，他很难带给我们深层次的情感共振与阅读的神奇体验，它的确有点像“新闻大串烧”一样来到我们的阅读视野，显得浮光掠影，可能还不如就重点讲一两个故事来得深刻动人。他没有很重点详细地展开一个故事，将我们深深带入他的叙事，感受到一个文学世界里该有的颤动与震撼。很显然，余华没有做好将新闻事件转化为文学事件的工作。
在我看来，文学如生命，是轻盈的；现实如生活，是沉重的，而作家要做的就是把握好这两者间的平衡。其实中国的作家从来不缺乏对现实和人的命运的关注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就像夏志清先生提出的“感时忧国”的人文传统。但正因为中国作家太关注现实苦难这“重”的一面而常忽略了文学“轻盈”的一面。比如阎连科对农村苦难的书写，比如贾平凹今年的新作《带灯》，他在刻画陕西农村的灰色记忆里让沉重的现实压制了文学飞翔的力量，使整个作品都匍匐在大地上，让人压抑。文学不同于现实，它是另一种真实。小说未必要写得沉重压抑让人绝望才是深刻才有价值，它完全可以表现出另一种美学风格，在内容与形式的轻盈里体现出另一种深刻与真实。
文学的“轻”并不意味着浅薄轻浮，它可以严肃而庄重，消解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的沉重与苦难，虚构出一个与我们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而微妙的阅读体验、生命体验，进入到人思想、情感的另一精神维度。就像卡尔维诺举的卡夫卡的例子《小桶骑士》，主人公因为战争在冬天缺煤便骑着木桶在世界上乱飞找煤，“小桶重量很轻”，便带着骑士飞到冰山那边去了。其中这个小桶就是贫苦，愿望和追求的象征，骑士骑在木桶上满世界的找煤就是战争时期人们生活贫困心酸的体现。这是关于文学“轻”的一个绝妙的例子，它“轻盈”而不乏“沉重”，精巧的构思让这个小故事充满想象力与深厚的意蕴，这也是文学的魅力。
而追溯起余华的小说创作，我在他先前的作品里还是看到了这种文学的“轻”。余华是以“先锋作家”的身份立足于当代文坛的，其间的作品风格也是一变再变，有过几次较明显的转变，但我发现他的作品风格有意无意间从文学的“轻”滑向文学的“重”。
他早期的作品如 《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都带有很强的文体实验性，远离现实世界，在小说中精心描绘自己所理解与把握的虚构世界，展现另一种生存处境。罪恶、死亡、暴力充斥其中，用“零度叙事”的冷酷笔调揭示出人性丑陋阴暗的一面，气氛独特诡异，想象力丰富。这是余华所理解与把握的真实，他撕开现实生活的表象，直击表象下生存与人性的极致表现，常勾画出一个荒诞冷酷的世界，读来惊心动魄、令人震撼。到《在细雨中呼喊》，余华已经变得平静温润起来，它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隐秘而微妙的记忆。后来的长篇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虽然还有着“死亡”这一主题在，但已经从他曾打破常理的世界回到“世俗世界”来了，变得很悲情很“中国”。这是对中国人生存境遇里苦难的书写，因为余华的冷静客观的叙述语调让沉重的现实显得不那么沉重，《许三观卖血记》还显出幽默的气息来，颇具喜感。
可以说《第七天》是沿着这条悲情路线下来的，虽然《兄弟》里也有了对新闻元素的运用，但篇幅比较小，没有像《第七天》这样的大面积拉开。它似乎是一部沉重得让人绝望的小说，但同时它又没有收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这让这部小说的感染力大打折扣。形式上魔幻色彩的荒诞感并没有让小说轻盈地飞起来，内容上黑色的现实也没有转化好为“艺术上的真实”，让这部小说在细节处不乏精致但在整体上却缺少一种高度与统一性，真实与虚幻显得杂糅而不是一种和谐完整的氛围。比如在写到杨飞去乡下寻找他父亲，见到父亲的亲人时的描写：“他们五个都是穿着化纤料子的衣服，站在一起时竟如此相像，只是高矮不一，如同一个手掌上的五根手指。”、“这五个老人眼圈红了，可能是他们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们五个都用手背擦眼泪。”这样的描写一方面可以看出余华语言的精彩，一方面却将真实与荒诞绑架在一起，显得诡异。
余华早期的先锋作品虽然很荒诞，但是荒诞里有种真实在，这是文学“轻”里面的“重”，而《第七天》里现实的“重”与小说形式的“轻”杂糅在一起，没有内外统一起来，甚至显得冲突，呈现破碎状。现实社会的“沉重”与“死无葬身之地”的“轻逸”都没有收到该有的效果，表现出艺术直接的真实与审美。余华似乎是有点匆匆地赶完这部小说，还来不及静心下来好好构思酝酿。
看来怎样处理文学的“轻与重”依然是个艰难的求索过程，怎样解决对现实的关怀与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更是任重而道远。这又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要把自己有关轻的想法描写出来并列举出他在现代生活中的典型事例，这是很困难的，只好无休止地、无结果地去进行探索。”
（实习编辑：李万欣）
